徐东，山东郓城人，作家、诗人。1994年开始发表作品。出版有小说集《欧珠的远方》《藏·世界》《大地上通过的火车》《新生活》《有个叫颜色的人是上帝》《诗人街》等，长篇小说《旧爱与回忆》《欢乐颂》等，出版诗集《万物有核》。曾获新浪最佳短篇小说奖、林语堂小小说奖、第五届深圳青年文学奖、广东省鲁迅文学奖，小说选刊最受读者欢迎奖等。部分作品被译介海外。现居深圳。
弱者是怕被别人看不起的，我曾经有过那样的时候，现在却渐渐没有了那种感觉。我想这并不意味着变得强大了，这大约是我从来不愿意，或不会去看不起别人，那怕对方一无是处，一文不名。有人说，有些人的所做所为确实让人不敢恭维。我承认，他们的认识是有道理的。有人说，确实有些人强，有些人弱——人人平等是不可能的。我承认，他们的说法有一定道理。我又觉得，一个人看不起另一个人是可笑的，而且，他有什么资格看不起别人呢？人与人虽说无法真正在社会中获得平等的地位，但人至少在精神上是平等的。如果人可以，并且有权力蔑视不如自己的人，那么一个没有文化的但身强力壮的农民就可以有能力，有权力杀死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科学家、一个政治家？要从内心里怜惜并善待弱者，因为他们与所有人拥有平等的生存与发展的权力，因为他们与我们一样是人，同样有着神圣的灵魂。看不起弱者，有时是对强者的一种讨好，一种派别站队，很多人明白，那是他们获得成功的手段。事实上，很多获得成功的人，越来越具有的那种优越感，那种强势与霸道，正形成了许多弱者的痛苦因由之一，也正形成了社会不安定的因素。真正的有修养的人视人如己。前不久，有个姓张的作家去逝了。我和他见过两面的样子，并不是太熟悉。但一个同行的离去，还是让我有些伤感。我想，他自有他的一些亲朋和好友，为他料理后事。然而，他终是离开了亲朋与好友，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他活过，却不再继续了。谁都无法让生命在消失后继续。不管他留下了多少著作。不管他有几个子女。因为，生命的归生命，灵魂的归灵魂。总的来说，人的微小就在于，他要在有生之年生活得好一些，为了亲人、朋友，也为了自己，那怕是一些陌生者。继续活着的人们，却仍然只能说活着的话，做活着的事，而不是像逝者那样以永远的沉默在无声地说着，以永远的不再运动的形式或属性而存在着。我们看得开，看得透一些人事，又能如何？我们的命运似乎早就注定了，只能活着自己。不，也有另一种可能——那便是照着自己想的，好的人生方向走去，而不再顾虑太多眼下的，逃脱不掉的人和事。一般的人，没有那样的勇气。如果说写作与发表是一种自我表现，我算得上是爱表现的人。我不像我想象的那样可以长久沉默下来，不为人知，或让外界感到我有一些神秘感。爱表现自己的人通常会让真正有学识和修养的人讨厌，但我还是不愿意为了那样一些人的看法而控制自己。事实上，我已经控制自己了，只是永远都做不到那些人所期待的样子。事实上，那些人不会期待谁怎样，他们只不过是认为，人尽量地少表现自己是好的——省得让人认为你肤浅，认为你不成熟，认为你缺教养。再说了，你有又什么值得表现和显摆的呢？那些人有他们为人处世的准则，我从来都认为，他们那样想，那样做是对的，他们往往才是能成就大事儿的人。无数事实证明了，装着点有利于一个人的发展，而总是爱表现的人很难成什么气候。爱表现是种病，我得了这种病，不知什么时候好起来。感到疲于奔命，倒不是干了多么重的活，不过是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持续做了许多的事，而且仍会有许多的事在等待着自己做。我感到自己就如希腊神话中因为绑架了死神，触犯了众神的西西弗斯，被罚着反复地把一块巨石推上山顶。生活中的事，工作上的，写作上的，许许多多的事情都要有相应的时间里解决掉、处理好，只能马不停蹄，夜以继日。有时忙得忘记了吃饭，有时吃饭也不过是潦草着扒上几口。似乎总有做不完的事情在等着，让自己坐下来，或者走出去，去完成。虽说也有闲下来的时候，可闲着的时候也要看看书，想点事儿。用于娱乐的时间很少，陪伴家人与朋友的时间似乎也不够多。我经常感到疲惫不堪，可有时还是不能停下来，好好睡上一觉。有时我希望自己生一场病，似乎只有那样才有机会放下要做的事，好好休息一下。有时我幻想不用再忙别的工作，也不用操心生活中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只是去写作便好了。可事实上，仅写作这一样事，就足以消耗掉我所有的时间与精力。因为总有看不完的书，想不完的事，有太多想要写的，需要解决的问题。除了小的时候，后来再也没有胖过，我羡慕身上有肉的人，感觉中他们才是有福气的人。有时在镜中端详着自己消瘦的样子，疲惫的神情，我忍不住有些可怜自己。我渴望改变。例如变成物质主义者，去追求现实中看得见摸得着，人人都在渴望的东西；例如去不讲手段时谋取自己的发展，特别功利化地去写作，名利双收；例如，性子急的我想慢下来，变得从容不迫；例如不再在意本可以不在意的人和事，变得更强大些；例如让变得更沉默，让自己显得成熟些。我还是有了变化，却并未从根本上发生变化。有谁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吗？我想，一个人有了大的变化，他便超越了自我，获得了某方面的成功。对成功者外人多有羡慕，但成功也需要付出代价，有的人用身体的健康换得了成功，有的人则用灵魂的畸型换得了成功，渴望成功的你愿意吗？人总归要发生一些改变的，但不忘初心应是做人的根本。卡夫卡当年为什么要写小说？他应该是一个不太想出名的人。契诃夫写小说可以理解，他要赚稿费，用稿费可以生活得不错。鲁迅又为什么写小说呢？他把中国人写得那样愚昧、落后，是何居心？沈从文与汪曾祺呢？老舍与巴金呢？莫言与贾平凹呢？我们为什么到了今天还要写小说，而不是去做点别的？回顾过去，几乎并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作品。谁有呢？有的人会有。自己写得差吗？差在什么地方呢？我不过是更随便一些罢了，我几乎是没有动脑子在写，而是用心在写罢了。可这是一个需要动脑子才能获得名利的时代啊——如此说来，所有的好小说都是相对的好而已，所有的好小说在读者看来都比不过一场风花雪月的爱情，比不过一场床第之欢。所有的政客与商人，以及平民百姓，没有几个真正能在意小说家以及他的作品，他们表现得在意，也不过是附庸风雅而已——他们通常会装成在意的样子。面对人类世界，你要说什么？事实上，写作真正是在为自己而写，读者并不重要，从来都不重要，一点儿都不重要。作家通过写作来完成自己的一生，那仅仅是一种呈现自己的方式。别人看不看他的小说真不重要，怎么评论更不重要。作家有时在意，那是因为他在众人之中，有时难免会被人提及而已。我可以彻底不再写小说吗？不能，除非我写出了满意的，能证明自我存在的极大的优越感的小说。不能，除非我不在意他人与自己无法分割的关系。不能，除非我可以用别的办法来证明自己具有创造力，可以活得风声水起，或者，可以安享孤独。没有几个我喜欢的作家，所有的作家都充满了局限性，他们只不过是假装高明。事实上我了解了他们写得不容易，这一点倒是令人敬重。但他们也未必比一个工厂流水线上的工人，比一个劳作的农民更不容易。他们是娇气而又充满了骄气的文化人。我不是也像他们那样吗？我希望成为什么样的小说家呢？真的，没有参照。我有无法成为小说家的危险，因为这使人各方面都弱化的时代。强化自己存在的惟一办法是选择与时代保持距离。可是有人说，只有迎上去，深入其中，你才有东西可写。我半信半疑。我充满了矛盾。我有另一种可能——我还说不出，或者不是时候说，或者需要通过写作去说。人心真是古老而新潮，千变万化——而不变的是什么呢？我要寻求不变的东西，只有那样的才具有永恒的属性。不变的是当下，当下是人惟一的可能——如何呈现当下呢？过去所有的经历，感受，以及关于未来的想象，期待，都指向当下。当下在个人与众人的整体存在中，是时空中的谜。当下，是神的呼吸与眼神。当下，是一切可能。而小说家，从若干个方向走向当下这面镜子——通常也就是照一照镜子中的自己，便以为有了发现。我们不可能再有新的发现，只能为新的发现提供参照。谁想写得好必然孤独，谁想成名必然要不计名利——我已经为此厌倦而痛苦了，事实上大可不必。运动以及许多活动都比写作要快乐，写作者的快乐难得却持久。从楼上看出去，楼下是树，那么多细小的叶子挤在一起多得数不清。我想，叶子们定然是寂寞的；钢筋和水泥筑成的楼也是寂寞的，住在楼上和走在外面的人同样是寂寞的。囿于生活的人没有远方，远方也是寂寞的。时光里，天地间的一切都是寂寞的。只有偶尔到来的台风是欢乐的，它肆虐地吹着，不管不顾地吹着每一片叶子的寂寞，让它们发出声音，让天空不停地落雨，淋湿了整个城市，也让人的内心里有了新鲜的感觉，变化的感受。我喜欢那台风一样的事物，可以淋漓尽致地存在着，让寂寞的感受暂时消失。人们既没有理解他身边的好人，更没有理解他所遇到的坏人，而对他人缺少理解与包容，便也是一种罪过了。只是，人不以为那是一种罪过。人通常连自己都理解不了，且也无意去认识自己，只不过是一味地活在泥坑里。多数的人并没有那么强大，亦没有真正的智慧与能力可以解决一些现实问题，他们没有办法活得体面，甚至也没有勇气纯粹地去死，只能妥协让步，随波逐流，甚至曲意逢迎。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命运左右着他，而非他把握着命运。人们往往选择了有条件的爱，谁都以为自己是泥坑里的钻石——事实上并不是，他早已是泥坑的一部分。只有人在想要莫名痛哭一场时，他才触摸到自己过去的一些纯粹。人往往不知道是什么力量把自己推进了泥坑里了。梦境是心的还是大脑的活动？我想，梦境应是“内眼”看到的景像。“内眼”是灵魂之眸，凡会做梦的人皆是有灵魂之眸的人，是有灵性的人。我做过许许多多的梦。梦中有熟悉的，亲近的人，也有不是那么熟悉，不是那么亲近，甚至是讨厌的人，然而他们竟然也能出现在我的梦中。还有一些全然是陌生的人，醒来后我根本想不起曾在什么地方见过。我还梦见过许多稀奇古怪的场景。写小说之后，有想象中的场景在梦中得到完善，那是基于现实世界的想象，又是现实世界的抽像、变形的呈现——它们的存在可以用情感穿越，用思想指引，用语言表达。我的梦有时是连续的，像放电影一样。有的则是片断，像一首诗自行朗诵，而听者是我及我之外的一切有心有耳之在。有些梦，我联想不到梦与我的生活，我与世界和他人的关系，有些梦则会使我产生一些丰富的联想。很多梦，做过便就忘却了。只有少数的梦能记得，且很可能不再会忘记。我十来岁时做过一个可怕的梦。那次我梦到一个硕大的光头，它填满了我的梦境空间，使我无处可逃。我惊出了一身虚汗，只能哭叫着醒来了。父亲听到后起身，拿着一个扫帚在房中乱打了一通，安慰我说，不要怕，没事了。而昨天晚上，我听到女儿在梦中说话，她就要上幼儿园了，她在梦中说，我叫徐以诺，今年三岁……哦，我看着她，然后闭上眼睛，心里充满了感慨。我想，她的人生刚刚开始，而我要为她的将来好好活着，好好努力……我的奶奶及我的姥姥走时，我都曾有梦。奶奶走的时候，我梦见自己的牙掉了；姥姥走的时候，我梦见牙变黑了，一抹成了两个黑洞。爷爷走的时候，我在杭州，却忘记了自己曾做过什么梦。但后来有十来年里，我都会梦到爷爷，他老人家说，房子露雨了；或者说，想吃包子了——我便打电话给父亲母亲，让他们抽空为爷爷奶奶烧些纸钱。我还经常梦到飞翔，各种各样的飞的姿势，经历各种各样的困境，但最终都是飞越了困境，醒来后便也松了一口气。而让我感到不解的是，每一次我梦见粪便之类的秽物，第二天通常便能收到稿费单，或者发了工资，几乎每一次都这样。看来钱财真乃身外之物，是不干净的东西。有人说，至人无梦，看来我不是，我是个境界并不是那么高的人。不过，因着那些梦，梦中的人和事，我便确信这世界是个整体，而所有的人都有着可爱的灵魂——在它们安静时，自我时，便尤其是与大家是一样的美好。梦，也试图在弥合着这总在分崩离析的世道人心，或许是这样！人与人之间是有差别的，从性别上，长相上，家庭背景上，受教育程度上，社会地位上，占有的物质多寡上，个人修养上，精神境界上……朋友之间，那怕是挺要好的朋友也不希望对方的身份地位突然比自己高，或高出许多，把自己给比下去。有这样的心理的人很多，可以说人普遍有这种心理，这是因为人们从情感上不愿意承认人与人之间有差别。个头高大的人明里暗里的会在个头矮小且爱妒忌的人面前吃亏，即使他在个头矮小的人面前时不时提起一些个头矮的伟大人物，向他们表明个头高并不代表着智商高，能力强，也不见得会令他们沾沾自喜，从而忘记了妒忌他，损害他。这是因为他们不愿意承认别人天生比他们好。有种纯粹的人，他看真的与假的，善的与恶的，美的与丑的，都是真善美的。不是他全然没有是非心，而是他给予一切假丑恶以真善美的底色，希望一切都向好发展。尤其是在成年人中，这种人不多。这种人在众人之中承认人确实有差别，却不该有差别心。这种人对国王和乞丐一视同仁，显得有点天真幼稚得冒泡。对于每个人来说，不管他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将来都有一死，本质上没有谁的死重于泰山，更不该视谁的死轻于鸿毛。如果你认为人的生死有别，那是你对生命缺少认识与尊重，你也未必就真正尊重了自己。一个作家的野心大约应是让人认识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却要取消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心。我喜欢石头。去一个地方旅游，看到有些模样的石头，我会拣回几块放在书架上，书桌上。看着那石头，我有时会想起某个地方，某个人，而石头便如同一个证明，一件信物。看过黑塞的一个短篇《内与外》，讲的是人与物的关系：因在其外，必在其内。因在其内，必在其外。当某件物与人发生联系，人与物是难以分割开来的。作为物体的人的肉体，与人的精神也是难以分割开来的。一块石头有无数个面，你从不同的角度去看会看出不同的效果。人也一样，你在不同的时间、地点，以不同的角度、眼光、心情去看，看到的会不一样。但人往往轻相信了自己的判断，因为他需要一个粗浅的结论，来为某个人定位，以纳入自己存在的意识之中，确立自己相对于他人的存在。这说明人的存在如同一场场的谬误组成的——有可能正确的结果。人在他的一生得一错再错，如西西弗斯反复推着巨石上山——那巨石如同一个隐喻，承载着一切试图超越的生命本身所具有的重量，超越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在“不可能”中也具有时间和空间，有意愿与行动，让人在经历中存在，在存在中证明自己确实存在不虚。人类活在彼此的记忆与感受中，在彼此的记忆与感受中获得存在感。人还通过赋予石头以思想和情感来充实自己的精神世界，不管是从石头里跳出来的孙悟空，还是贾宝玉的灵通宝玉，都已成为我们情感与精神中的内容。人所爱的一切，也都在填充着人对爱的渴望与需要。石头对于我来说，那怕是一块普普通通的石头，也是我所爱的一个基点，一个象征，一个符号。在我的短篇《欧珠的远方》中，欧珠的手里老是拿着一块石头，他不时地抛起来，最终他带着那块有重量的石头去了远方。远方并非一无所有，远方有无数奇形怪状的石头，或如石头一样的东西。石头的存在相对于人来说是种纯在，它没有欲望，而人有，不过人的世界需要一些石头的品质：无欲与沉默。人对生活境遇不满意，便会生出忧伤来。有什么不满意的呢？例如忙活了一天，很疲惫地回到家里时，却又要照顾不懂事的孩子。孩子尚小，虽说会一天天长大，但过程也是想象得到的漫长。在这漫长的过程中，得为孩子付出时间精力，而无法做想要做的事情。父亲和母亲当年也是这样过来的，如今轮到了自己，这是自己应尽的责任和义务，照说也没有什么好抱怨的——但假设自己没结婚，没要孩子呢？虽说那样也会有缺憾，然而终究是少了压力，多了自由。我想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人不结婚，不要孩子，有人口负增长的情况——那未必是不好的，世界上为什么一定要有那么多的人呢？如果将来世界上再也没有了人类，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一部长篇小说要修改，一个中篇也要修改。都是要发表的，而且编辑限了时间，但我却没有时间与精力去修改。也缺少好状态，因为做编辑整天与文字打交道，对文字几乎产生了厌倦感，如果说工作必须做的话，但自己的作品却可以放下来。放下来，便是产生忧伤的理由。我幻想自己精力充沛，无比强大，可以把想做事的做得又快又好，但要做的事情给自己的身体和精神提出苛刻的条件，满足不了那条件，我也会生出忧伤来。写，成了一种习惯。写不了长的，有时也要写些短的。有时我也怀疑写作的意义，觉得写作缺少了自以为有的意义——世上已经有了那么多人们看都看不过来的文章，自己何必再写？这么一想，也令我忧伤。有时我看着夜空想，人的一生究竟在追求什么呢？真是一个令人忧伤的问题。还好的是，有诸多必须要完成的事情催促着自己，让自己在做事的过程中忘记了忧伤。那样的状态大约是好的，在做事的时候，人忘记了自己。忧伤是不断落向心灵的雨滴，使人意识到自己在活着，思考该怎么去活。不过，忧伤的情绪不会给出答案，答案往往会在积极的行动中呈现。不必过于忧伤，不必去假设人生如何，因为人生无法重来。有了家庭，有了孩子，有了以前所没有的责任和义务，便不再像单身时那样从思想到情感上，从身体到精神上都是自由的了。肩膀上有了沉重的担子，担子越来越重，压得你身心俱疲，让你走起路来摇摇摆摆，踉踉跄跄，趔趔趄趄，相当狼狈。那种疲于奔命，负重前行的状态令你怀疑人生。你已经步入中年，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精力充沛，充满幻想，可以天马行空，放达不羁地去写作，去生活了。这令你羡慕那些家庭背景好的，生活优越的，单身的，或者是结婚也不要孩子的同行了，你为什么要去选择婚结要孩子了呢？你有些后悔，但世上没有后悔药吃。你有可能沉寂下来，再也写不了，也发不了东西。你不甘心如此，却有这样的担心。你寻求突破瓶颈的办法，但发现自己已经渐渐失去了写作动力。你对名利虽说仍然有渴望，却淡了许多。多年来的写作并不曾让你富有，也不曾让你大红大紫，与付出的时间和精力相比，所获得的名与利实在算不了什么。你是得到了一些名利，然而那实在算不了什么。你对写作有了情绪，想对抗写作：不写了，去做点别的。但继续写下去又如同多年来形成的习惯，丢不掉，改不了。一位修鞋匠熟悉了修鞋子，那是他的工作，你让他去修手表，他是修不了的。只能写作，写作是你多年来一直在做的事，做别的你不乐意，也做不好。有一句话说：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你认同这句话，但你我的心还像以前那样大吗？你还会像以前那样认为一切皆有可能吗？你的心变小了，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渐渐的也不敢对自己报有太高的期望了。还有一句话叫：心比天高，命比纸薄。你也相信人是有命的，命与人的基因、性格、成长环境、个人一次次的选择有关——对于每个人来说，天上都不会掉馅饼，一夜成名，名满天下；一夜暴富，富可敌国。你感受到时代的强大，城市的强大，现实的强大，自己的微不足道，于是也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抱怨生活中所要面对的烦难琐碎的事过多，分散了你的时间与精力，影响了你内心的简单与安静。你也清楚，抱怨无益，但勉强前行的过程中总不能称心如意，因此还是会忍不住消极抱怨。很多人写着写着就不写了，不是不想写了，而是看透了自己，认为在写作上没有前途了，实实在在写不好，写不出来了。你想，不写也是好的，何必一定要写呢？只是自己也会像他们那样吗？你的答案是肯定的：不会。你还会继续写，而且完全有机会，有能力去突破写作上的，生活上的瓶颈。这样的自信来自于你对文学由来已久的，发自内心的热爱，这种爱胜过了对一切的热爱，因为写作使你感到人生才有意义，有你想要的意义。一个人有多大的能量，能做多大的事，不用多想。一位作家，只要他能积极地生活，不断调整自己，不断学习，不断写下去，瓶颈几乎是不存在的。之所以感觉到瓶颈的存在，是因为他渴望取得更大的成就，那种渴望无可厚非，却也多少有些无聊和虚妄。因为一个人再成功，在每天照常升起的太阳面前，他也不过是平平常常的一个人。你这样想的时候，似乎得到了安慰。你认为自己是有光和热的，有多少光和热就发多少光热便是了。古人作诗讲用典，现在很多人写文章也经常会引用别人说过的话，做过的诗。引用得恰到好处，会让自己的文章丰富好看。高中时的语文老师说过一句话，当然也不是他原创的话，他说，天天文章一大抄，看你抄得高不高。我当时很反对他那样说，觉得那样说不对，这不是鼓励大家都去抄袭吗？老师的本意当然不是鼓励大家去抄，而是希望大家必得借鉴学习，那样大家的作文水平才能提高得快。后来我想，那确实是种有效的学习方法。我怪自己太笨，明白得太晚。只是我现在仍然不太愿意那样去做，这使我认为自己可能在写作上是很难有出息。原因很简单，我没有走写作的捷径，进步得会相当慢，写出的文章也很难显示出水平来，很难引起别人的注意。有人通过讲《诗经》出名了，出书发行量也很大，讲一堂课的费用很高，赚了大钱。有人通过改写名著出了书，赚了大钱。他们少不了要“引用”，少不了要借别人的瓶子装自己的酒。他们很畅销，也很是有了名，有了利。他们受人追捧，被当成文化名人。不管别人怎么样，我总有些看不上那些人，因为他们过多地“引用”了别人的东西，因为他们有投机取巧之嫌，因为他们或多或少的有意无意间欺骗了别人。有意无意间成了骗子的，自欺欺人者太多了，他们并不以为骗了人，或者被别人骗了。引用和抄袭是有区别的，我并不是反对引用，是不喜欢过多的引用别人说过的话，而并没有自己真正的东西，那样与抄袭也没有太大区别了。有的人写得好是该学习，但别人写得好的，自己写同样一个题材却未必能写得比别人好，因为别人有的生活你不一定有，别人有的体验你不一定有。你也可以选择熟悉的生活，写熟悉的，拿手的。合理的选择考验着人的思想能力，思想能力的高低会让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选择。有人可能告诉你写作的诀窍，你听了可能也会感叹，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可那听起来高明的话未必真正对自己有用。最有用的，最适合自己的办法通常都来自于自己长期的写作实践，来自于自己的心得感悟。对于写作来说，写好的办法有很多，最重要的应该是通过投入地生活，不断地阅读和写作来认清自己与写作的关系。搞不清与写作的真正关系当然也可以写，但那样的写作基本上是盲目的，不过是写出了作品，发表了，谈不上写得有多么好，或者说有效，有持续性。看一位好作家的某一篇作品，你未必觉得多么好，但看得多一些就会发现他的写作是成体系的，是有效的，是有持续性的——他如同正在生长的一棵树，会越来越高大。这样的作家该是清楚了自己与写作关系的人，是对写出好作品有办法的人。好作家要通过写作来不断认识自己，向读者呈现他的存在，他与别人的存在。存在需要被说出，被呈现，这是人类文化生活，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有利于人接近真理。有效的办法有助于人接近真理。诗人普希金被果戈理称为俄罗斯精神的一个特殊现象，而陀思妥耶夫斯基补充说，是一种带启示性的现象。这种启示有方向性，如同指路的明灯照亮黑暗的道路。虽然我们现在看普希金的诗可能会感到从形式到内容都离我们远了，没有什么看头了，但他具有世界性，曾经影响了很多人。有独特文本的作家能给人带来启示性。拥有独特文本的作家，必然也会有独特之处。他从小生活的环境，经历的人和事，阅读吸收的知识都会影响到他，让他成为一个独特的人。这并不是说他一定是卓然独立的，是天才，而是他有了一颗特别的心，特别的头脑使他与众不同。他可能也有个模仿学习的过程，虽说模仿永远不可能产生独特的痛苦感受和深刻的自我意识，不过模仿却给他提供了一个敞开自己，呈现自己的机会，让他清楚文学应告诉人们，人类精神的力量永远是健康向上的，而且不会被彻底损害，人也应该相信人类的精神的世界在不断完善，这种信念决不能动摇。海明威在《老人与海》中就证明了这种信念：“一个人并不是生来就要给打败的，你尽可以消灭它，但就是打不败它！”尤瑟纳尔在《王佛脱险记》中也证明了这种信念：被处死的王佛的弟子林在王佛的画中出现，并与王佛脱离了险境。对于作家来说，拥有独特的文本也意味着拥有了真正的创作，真正的创作即意味着他能够说自己独到的，别人说不出来的，尚未曾说过的话，给别人带来思想上的启示。写作的人，或热爱阅读的人更容易相信，人生充满了可能。相对于人内心和人的精神世界来说，人都有一个外壳，也需要一个外壳。契诃夫在《套中人》塑造了别里科夫这个令人难忘的形象，他想把一切都装在套子里，不受外界影响。他逃避现实，最终因为害怕和一个女人结婚而纠结致死——“他躺在棺木里，面容温和，愉快，甚至有几分喜色，仿佛很高兴他终于被装进套子，从此再也不必出来了。是的，他实现了他的理想！”对于别里科夫来说，他需要一外壳。卡夫卡在《变形记》中给了格里高尔一个外壳，让他变成了甲虫。他不能再去工作，对家庭也没有了贡献，亲人便开始嫌弃他，憎恶的他，最后他只能在孤独与痛苦中默然死去。一句话，特别的，与众不同的，在现实人群中很能保全自己。鲁迅在《阿Q正传》中也入木三分地塑造了阿Q这位总是会“胜利”的可笑的形象，他也是特别的，与众不同的，精神胜利法就是他的外壳，但他也不能保全自己，最终被砍了头。在我们感到阿Q可笑的同时，是否意识到自己的身上也会有他的影子呢？不管是别里科夫，格里高山尔，还是阿Q，文学作品所塑造出来的人物如同一面镜子，会照出我们的灵魂。与灵魂生命相对应的是肉体生命，肉体生命无法从根本上脱离灵魂生命，却可以与灵魂生命形成悖反关系。例如我们说一个人虚伪，总是戴着面具一般，可事实上虚伪仅是人外壳的呈现，并不一定代表人的本质。现实中每个人虽说也在渴望着了解世界，投入生活，可那是在理智作用下才做出的选择，人本质上或许只想要保护自己，并不想要受外界的影响与伤害，尤其是泥沙俱下的，坏的影响，也不想承受现实生活的种种烦难之事，随波逐流地，难免会被动地发生一些不想要的变化。那种纯粹的意愿很难实现，因为人毕竟要在现实生活中获得生存与发展，会被影响被改变，会渐渐有了一个自己的外壳，以尽可能地适应和抵御外界作用于自己的，自己难以把握的力量。人内心或精神之外的存在便是人的外壳，我们说一个人美丽，善良，真诚，说另一个人丑陋，恶毒，虚伪都是在试图说出人的本质，可事实上美丽的，善良的，真诚的人也会有丑陋的，恶毒的，虚伪的一面，甚至在不同的人看来就有不同的评价。人的存在复杂而难以言说，而作家却要试图说出、说明人的存在不虚，这便是文学的目的之一。我们都是需要并拥有一个外壳的社会中的人，而作家所创作的文学作品却试图剥去人的外壳，让人认识自我，发现自我与外界的关系，过着精神生活，活着灵魂生命，因为只有那样，人才有机会接近生命的真理。人在自然规律的力量面前，在死亡面前有时才会剥去外壳，瞬间发出光芒。文学也会使人在瞬间看到那种光芒，看到人外壳内部的存在——那儿或许真的有一个上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