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郁:王尔德的狱中书单 | 西东合集

  1895年5月25日,奥斯卡·王尔德因“严重猥亵罪”,被判强迫劳役两年,先关押在伦敦本顿维尔监狱,7月4日转押伦敦旺兹沃思监狱,11月21日被转押距伦敦西部30英里的雷丁监狱。该年9月24日和11月12日,法院对王尔德分别进行两次破产调查,然后宣告其破产。
  在本顿维尔监狱,王尔德每天可以在室外放风一小时,跟他室友排成单列散步,不能交谈。三个月后,他才能跟外人联系,他可以写信或者接收信件,可以接受三个朋友共二十分钟的探望。他必须每天早上九点,每周日两次去教堂。只要他愿意,牧师可以随时来看望他,典狱长和副典狱长也可以每天拜访他。政府视察员每个月都会来看望他一次,倾听他的投诉。
  6月12日,R.B.霍尔丹——内政部负责调查监狱委员会的成员,他可以在任何时候拜访任何监狱——成了王尔德的第一个访客。起初,王尔德一语不发。霍尔丹回忆说:“我把手放在他穿着秋衣的肩膀上,说我过去认识他,我来是为了说一说关于他的事情。他还没有充分里用他的伟大文学天赋,原因是他过着一种享乐生活,自己没有任何伟大的题材。现在,对他的写作生涯来说,不行也许会成为一种福分,因为他获得了一个伟大的题材。我会想办法为他争取书籍、钢笔和墨水,十八个月后(事实上是二十三个月后)他就可以自由创作了。”
  王尔德放声痛哭。他答应要按霍尔丹的建议一区,他急切地请求获得书籍。他说,除了圣经之外,他只被允许阅读《天路历程》。他提到的一个作家是福楼拜,他在旅行中总是带着福楼拜的《圣安东尼的诱惑》。可是霍尔丹半开玩笑地提醒他,福楼拜曾被指控出版猥亵作品,他把自己的作品题献给那些了那些为此作辩护的律师,所以这种要求恐怕是不会被批准的。王尔德第一次脸上有了笑容。他们商定了一份书单,其中包括:圣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和《忏悔录》,帕斯卡尔的《致外省人信件》和《思想录》;沃尔特·佩特的《文艺复兴》,特奥多尔·蒙森的《罗马史》(五卷);纽曼主教的《论神迹》、《赞同的原理》、《自我辩护》、《大学的理念》。这些书籍本不符合1865年监狱法,但由于征得了国务大臣的同意,还是送到了监狱。
  7月4日,在霍尔丹的帮助下,王尔德从本顿维尔迁移到了旺兹沃思监狱。8月17日,本顿维尔送来了王尔德的书籍,这些书籍被收进了旺兹沃思的藏书室,这样以来,他可以根据常规制度借书了。后来,当他换监狱的时候,这些书籍也会跟着转移。三年之后,霍尔丹收到了匿名寄来的《雷丁监狱之歌》,这大概是王尔德对其表达的敬意,也履行了开始的写作诺言。
  8月26日,王尔德的老朋友罗伯特·谢拉德是第二个去探望王尔德的人。他详细描述了自己的探监,说王尔德的脸庞如此消瘦,他几乎认不出来了。他们很快开始谈论书籍:王尔德的精神已经有所改善,因为他收到了霍尔丹指定的书籍,甚至还收到了额外的几部,包括佩特的《希腊研究》、《鉴赏集》和《虚构肖像》。
  霍尔丹又到旺兹沃思监狱来探望他时,王尔德的身体状况很差,因为痢疾和饥饿晕倒过几次。霍尔丹认为雷丁监狱更适合王尔德,11月21日,又帮助他完成了这次转移。王尔德在雷丁监狱干不了任何重体力活,被分配在花园里工作,还担任“教师的勤务员”,这份工作包括管理图书室,为其他囚犯分配书籍,然而,他甚至无法按照规定的方式完成这种轻活。他受到特殊的优待,可以在囚室里读书消磨时光,但还是不能写东西。
  他想要重读那些自己在牛津喜欢的书籍。1896年1月,他要求得到以下书籍:利德尔和斯科特的《希腊词典》、《拉丁文诗人》,肖特的《拉丁词典》,但丁的《神曲》、《希腊戏剧诗人》和一部意大利字典和语法书,这些要求都获得了满足。不过,他对古典诗人失去了兴趣,只有但丁的《地狱》对他还有吸引力。在这期间,他的书籍获得了再版,1895年5月30日,《人的灵魂》重印,10月份,《道林·格雷的画像》重印,定价六先令。与此同时,在巴黎,很多剧院都想要上演《莎乐美》。
  一小帮朋友继续去雷丁监狱探望王尔德。1896年5月,他的老朋友罗伯特·罗斯去探望他。王尔德说,除了规定的信件之外,他不可以写任何东西,但可以阅读,监狱藏书室的所有书籍都被他读了好几遍。罗斯问他,如果允许他寄书的话,他想要什么书,王尔德列举了乔叟、但丁著作的散文译本,以及罗斯提到的佩特新书《加斯东·德拉图尔》,外加很多伊丽莎白时代戏剧家的书籍。
  6月份,由于焦虑,王尔德开始撰写极为痛苦的信件,恳求获释。他觉得监狱中的生活让他精神错乱,由于缺乏书籍,而且在“这个为濒死者修建的坟墓”中,观念世界被隔绝了,因此也助长了最病态和最受玷污的思想。他的头脑无法承受更多,监狱的目的不是摧毁理性:“虽然它或许并不追求对人的改善,但它也不打算把他们逼疯吧。”不过,监狱方随后接到狱医的报告,证明王尔德的身体状况良好。
  这期间,雷丁监狱新来的一位看守长,梅杰·J.O.纳尔逊,他改善了王尔德的生存环境,来拜访王尔德,帮助他尽量提供需要的书籍,王尔德感动得哭了。根据当时留下的三章书单,它们表明,王尔德系统地学习意大利语,不仅仅是为了阅读但丁,而是为了自己的未来;还有德语,他童年时候曾经学过德语,但基本已经忘记了,所以,当他从雷丁监狱获释时,人们提到他在监狱中学会了两种语言。
  7月28日,他向纳尔逊递交了第一份书单,有些书籍纳尔逊认为不适合监狱图书馆,就在上面做了标记,共计二十七本。王尔德仍然渴望阅读那些严肃的书籍。内政部批准了那封经过修订的书单,附加条件是不得超过十英镑,因为该监狱今年的配额只有这么多。1896年12月3日,纳尔逊呈送了第二份书单,这批书籍完全是世俗化的,同样是二十七本。1897年3月,还有第三份书单,共计十七本。这一年,王尔德已经在阅读新书而不是那些经典书籍,这样一来,他就能跟得上形势了。让他感到遗憾的是,由于这些书籍是他朋友花钱购买的,它们注定“永远沦入监禁之中”。这是内政部的规定。那之后,它们就不见了,没有人知道它们去哪儿了——其中一部佩特的书籍成为了私人收藏品。

  第一份书单:
  希腊文圣经,米尔曼的《犹太史》和《拉丁基督教史》,斯坦利的《犹太教会》,法勒的《圣保罗》,丁尼生的《诗选》(一卷册版本),珀西的《英诗辑古》,克里斯托弗·马洛的《作品集》,巴克尔的《文明史》,卡莱尔的《衣裳哲学》和《腓特烈大帝传》,弗鲁德的《对伟大主题的简要研究》,但丁的《神曲》的散文译本,济慈的《诗选》,乔叟的《诗选》,斯宾塞的《诗选》,R.路易斯·史蒂文森的《书信集》(由西德尼·科尔文编辑),沃尔特·佩特的去世后出版的散文集,勒南的《耶稣传》和《使徒传》(纳尔逊在页边上写着“要法文版”),E.B.泰勒的《原始文化》(1871年版),兰克的《教皇史》,红衣主教纽曼的《评论文章和历史文章》,J.K.于斯曼的《途中》(这是一部关于显得基督教的书籍),莱基的《理性史》,爱默生的《散文集》(要一卷册版本),狄更斯作品的廉价版本(图书室里没有任何萨克雷或狄更斯的小说。可以肯定,对我来说,他们的作品全集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恩惠,对于很多其他囚犯来说也是这样。)
  第二份书单:
  沃尔特·佩特的《加斯东·德拉图尔》,米尔曼的《拉丁基督教史》,华兹华斯的一卷册《诗全集》(七先令六便士),马修·阿诺德的《诗选》(一卷册全集,七先令六便士),迪安·丘齐的《但丁及其他》(五先令),珀西的《英诗辑古》,哈勒姆的《中世纪史》,德莱登的《诗选》(一卷册,三先令六便士),彭斯的《诗选》,《亚瑟王之死》,傅华萨的《编年史》,巴克尔的《文明史》,马洛的《戏剧》,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约翰·阿丁顿·西蒙兹的《但丁入门》,A.J.巴特勒的《但丁指南》,沃尔特·佩特的《散文杂集》,歌德的《浮士德》的英译本。教育类:奥伦多夫的《德语教学法》,《德语教学法要领》,威廉·退尔的《汉密尔顿体系》,《德英词典》,歌德的《浮士德》原文,马里奥特的《意大利语法要领》,A.比亚吉的《意大利语指南》,比亚吉的《意大利散文作家》,《意英辞典》。
  第三份书单:
  法文圣经,德语语法,德语对话,法意对话,但丁的《新生》及英译本,哥尔多尼的《喜剧》,奥古斯特·菲永的《英国戏剧》,《龚古尔日记》,弗朗索瓦·德·普雷纳的《红衣主教曼宁传》,于斯曼的《途中》,但丁·加百利·罗塞蒂的书信,乔治·梅雷迪斯的《喜剧文集》,梅雷迪斯的《惊人的婚姻》,托马斯·哈代的《意中人》,哈罗德·弗雷德里克的《启示》,1896年的《十九世纪》杂志,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的《金银岛》(这是一部宗教小说,格拉德斯曾经在笔下对它大加赞扬)。

  阅读当然很重要,但是对任何一个作家而言,想要书写却不能更为痛苦。纳尔逊接任雷丁监狱的管理后。王尔德可以使用钢笔和墨水了。不过,每天晚上,他写的东西还是要交给看守长,而这些东西第二天不会归还给他。起初,他只能在零散的纸张上写东西,后来给了他一个草稿本。于是,王尔德想出了一个符合监狱政策的写作策略,根据规定,他可以给艾尔弗雷德·道格拉斯写信,他会写这样一封信,它同时也以自传的形式描述自己过去五年的生活。纳尔逊也意识到,他的囚犯可能会写出某种可以跟《天路历程》相提并论的东西,他似乎鼓励了他,还放松了规定,允许王尔德在必要时可以阅读前面已经完成的部分,由于这种让步,王尔德对这封信进行了全篇的修订。
  1897年1月到3月,王尔德都在撰写这封信件,后来取名为《来自深渊》——1949年才真正出版了完整的版本。5月18日,在他离开监狱获释之前,看守长把那封写给道格拉斯的重要信件递给了他,牢狱生涯就这样结束了。他出来后跟朋友开玩笑说,你知道坐过牢的人会遭受一种惩罚吗?他们被禁止阅读《每日纪事报》!我在火车上一路请求让我读读这份报纸。他们说不行,然后,他说他也许可以倒过来读。他们同意了:“于是,一路上,我都在倒着读《每日纪事报》,我从没有这么喜欢这份报纸。真是阅读报纸的唯一方式。”
  一本由托马斯·怀特的《嗜书如命:阅读如何决定了奥斯卡·王尔德的生活》,出版于2008年,在怀特的描绘中,王尔德是一个聪明的梦想家,几乎从来不走出文学世界。怀特告诉我们,王尔德的父母——眼耳外科医生威廉·王尔德与诗人简·弗朗西斯卡·王尔德——他们收藏的书籍在都柏林的家中堆积如山。小王尔德习惯于在床上阅读,终日沉醉在爱尔兰民间故事、古希腊著作、浪漫派诗歌与哥特式小说的世界。在这一版本的传记中,怀特的一个重要观点,王尔德的终极蒙羞不是来自于1895年4月5日的被捕,而是在几周之后,他的藏书室被拍卖之时。
  对一个文人而言,这大概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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