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知”这三个字，宝应五十岁以上的人都应该不陌生。这是南京插队知识青年的简称，一种在非正式场合下的民间用语。我已经很久没说过这三个字的词了，的确现在很少人说了，可能随着时间的流逝，说的人将会越来越少，也可能在若干年后的某一天，没有人再说起。但我以为，这个词应当作为一个特殊的语言现象记录在宝应的方言史上。说其有诸多的人文因素是因为宝应的“南京知”在一度时期对宝应整个的社会的生产生活、文化教育等方面都产生过不小的影响，涌现出一批杰出人才，对宝应的发展做出一定的贡献。当然，这是有一个过程的。我和“南京知”有着比较密切的接触，基本见证了这个过程。1968年，“南京知”刚到宝应，这些刚经过“文革”动乱从大城市来到小县城农村的年轻人，应该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心态、放荡不羁的言行和比较时髦的装束出现的。男的戴个黄军帽、女的挎个黄书包，或是斜背着当时流行的“马桶包”，三五成群，操着浓厚的南京口音出现在宝应街头。于是，南京话也很快风靡宝应。什么“男娃”、“女娃”，什么“小杆子”，什么“士尼么”，什么“厄是啊”，在宝应街头巷尾都流传开来。一些宝应的年轻人，也学着说南京话，以为时尚。70年代我到宝应电机厂工作，有一批高中生进厂，有一个一口南京话的叫许林，我以为他是南京下放户的孩子，谁知他就是地道的宝应人。刚下乡的“南京知”好像有点小小的“痞气”，也比较讲义气，比较团结，经常听到与农民打架的传说，所以一般人也不敢惹他们。那时“南京知”中有一些学武术的，与宝应学武术的青年联系上，成为了朋友。我和钱云等人一次请他们在鱼市饭店吃饭，他们五六个人，我们五六个人，凑了一大桌。我们点了菜，刚坐下来，前面卖筹子的老先生跑过来，战战兢兢地说：“我刚才是不是错给了九个肉片汤的牌子给你们？可不可以退给我。”当时肉片汤是三角钱一碗，是很大的碗，我们要九个肉片汤是根本喝不完的。但当时没有人承认，老先生不敢多言，悻悻而去。我知道是某位“南京知”顺手牵羊了。吃得差不多了，有两个“南京知”出去了，不一会儿笑眯眯抱着两三个大西瓜回来了。我说你们太客气了，他们说，没花钱，卖西瓜的老头被我们花住了。我赶紧问，是不是出饭店向左拐的西瓜摊，他们说是。我说，那是钱云老爸的摊子。大家笑了起来，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大家赶快把西瓜还了过去，他们说考验考验老人家的革命警惕性。这帮练武术的“南京知”老大叫时军，还有张中铎、郑自树等，他们都有很好的武术根柢。后来，知青陆续返程，与他们的联系就不多了。上世纪70年代省武术运动会在宝应举行，我和钱云都是工作人员，他们也都去帮忙的。我认识的“南京知”还有一批也是体育方面的精英。那时宝应的县革会领导时国栋政委重视体育，成立了体育小分队，把全县的篮球、乒乓球骨干集中训练，经常外出与邻县比赛，搞得十分红火。体育小分队以“南京知”为主，也有个别宝应的宝应人，如篮球就有我的同班好友顾正中，于是也就熟悉了像刘值瑞、惠鸿生、周有臣、马名骞等人。而乒乓球队有我插队同班组的胡瑞浒，也就认识了王明、朱永焕、李健民等人。其中打排球的赵舜龙后来在西门农具厂工作，我和他都在手工系统，经常在一起写材料。后来他领导一个服装企业在深圳沙头角创业，搞得风生水起，我去深圳出差他都接待我，一直到现在还有联系。当时对这些有体育特长的“南京知”，县革会都进行了安排，男篮安排到橡胶厂，女篮安排到农机厂，还有一些足球、羽毛球、乒乓球的人才安排到城镇各小学，这样就带动了宝应的“五小球”发展。应该说，七十年代的宝应体育运动的水平在全省也是名列前茅的。“南京知”还有一方面的特长就是文艺。下乡后，夏集、黄浦、氾水、子婴河等公社的文艺宣传队都具有准专业水平，后来很多人都进了专业剧团。我是1974年与这些文艺知青开始交集的。那时虽然已经有部分文艺尖子去了专业文艺团体，但剩下来依然是人才济济。我们是组队参加扬州地区的文艺调演，基本是“南京知”组成的。我记得乐队就很棒，除了没有钢琴（当时全宝应找不到一架钢琴）以手风琴替代，弦乐的小提琴、大提琴、二胡、琵琶、扬琴、三弦，管乐的单簧管、双簧管、巴松（大管）、小号、长号、笛子，是一个很整齐的中西合璧的乐队。乐队中很多人都是原南京中学生艺术团的，可以独奏演出的。当时郑虎的琵琶《十面埋伏》、田吉仁的小提琴《新疆之春》、“米二胡”（忘记他的大名了）的《赛马》都是非常出色的。我的节目是表演相声《学泾河》，由夏集的一位知青给我捧哏，他叫胡肄炘，我们合作得不错，但只此一回。后来我就与另一位“南京知”张简合作说相声了，我和张简合作时间较长，表演过不下五六个相声。（请参看我的博客《四十年前在全省文艺调演中拉大幕的…》）那是一批充满活力的队伍。我们集中排练约有一个多月，那时知青被抽调到县里，每天发三角钱误补贴，而生产队还照样记工分。对于我们真是不啻天堂的好日子。年轻人在一起说说笑笑，热热闹闹。我写过一篇愚人节的故事，就是说的这段经历（请参看我的博客《1974年的愚人节》）。大家玩是玩得挺嗨，但排练还是认真的。忽然有人提出排演一个男生小合唱的节目，我就在中午休息时写了一个歌词《我们的大学生回来了》，下午徐皋国就谱成了曲，第二天几个男生就把节目排出来了。由于以“南京知”为主，所以排练时还有许多朋友来玩，也发生过不少有趣的故事。有一个我已经忘记了，但同宣传队的仲崇志记得很清楚，他曾经在微信给我留言：
我还记得另一件趣事。有一次在化肥厂排练。中途休息，那时你素来不安份，自诩能拆字算命。有好奇者（这是一个“南京知”。——何注）请拆“厂”字算未来。只见你故弄玄虚，煞有介事地说：拆字需繁体字，简化字拆不灵。于是乎你就侃了；“厂”乃“厰”字。看来你生活在农村。何以见得？你看扁担镰刀不离前后左右。你还是一未婚者。厂下面是一个小和尚，就是光棍，也就是未婚。再看你虽有一定的文化，但这里是反文字，说明你是一个下放知青。如此看来你的命运要有重大改变了。此话怎么讲？厂下面有个知识青年，不就暗示为知识青年进工厂吗？众人皆捧腹。也是命该如此，果然几个月后此人招工进了化肥厂。不知何老师记得否？
这批人中的不少人后来也调到县城的学校当老师，像朱虹、徐皋国、卫沛，有的直接到了文化单位，像王亚伦、王长春在县文化馆，苏跃文、吴玉白在城镇文化站。他们为宝应也培养了许多的文艺人才，现在宝应老年文艺队伍中不少人也受到他们的教诲。王亚伦是省内著名的作曲家，创作了不少有关宝应的优秀歌曲，他为宝应中学老校歌的谱曲，旋律流畅，气势恢宏，在宝中校庆九十周年庆典上演出，获得校友们一致好评。宝应的“南京知”中还有不少人回到南京后逐渐脱颖而出，成为单位的中坚力量。原先在文教局创作组的陈小航后来在江苏电视台成为电视剧中心主任、艺术总监、导演，在城镇五七中学教书的徐皋国担任了南京市经委财贸部主任，在宝应中学当老师的卫沛成为省金融中心的总经理，从宝应文教局副局长岗位上回到南京的沈季姚后来担任了省出版总局的党委书记，在宝应邮电局工作过的沙黾农成了全国知名的股评家，而曾经在泾河供销社工作的童新成为南京大学的著名教授，插队在沿河公社的郑会欣成为香港某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香港两个大学的兼任教授。（这里，我只能根据我所熟悉与了解的一部分“南京知”的情况举例叙述，并非囊括宝应“南京知”的全体，恕请原谅。下同。）其中还有一个原在宝应淮剧团的王春章，后来被招到南京部队前线歌舞团当歌唱演员。多年后他经营一个KTV，我和朱虹等几个人去玩，要他唱歌。他来了一首意大利语《我的太阳》，还特意关照调音师：“比帕瓦罗蒂高一个调。”而留在宝应的“南京知”比起那些回城的人也不遑多让。从基层到县委、县政府的最高领导都可以看到“南京知”的影子。县委书记蒋进、县法院院长曹步华、县纪委副书记吴坚、县科委主任袁旺生、档案局长郑自薇、体委主任周佑臣、化工局党委书记王金年、文化局副局长王长春等等。1993年，在“南京知”插队25周年之际，已经回南京和留在宝应的“南京知”们搞了一次盛大的纪念活动。这个活动筹备了大半年，不下几百年直接投入了活动的准备工作，联络到上千人，在白下会堂聚会。那时年近半百的许多人还表演了文艺节目。那时我已经在江苏人民出版社工作，我也忝列筹备活动委员会之列，而我的工作主要是组织编辑一本知青的文章选集《根之恋》。当时主要参加编辑工作的有四个人：我、柳迪（栖霞山化肥厂）、李倩（南京玻璃纤维研究所）和程军（南京十中）。经过我们辛勤的努力，在1993年11月16日宝应县南京知青插队二十五周年纪念活动大会召开前，这本由知青组稿、知青撰稿、知青编辑，甚至是知青印刷的回忆当年知青生涯近30万字的《根之恋》出版了。当天参加活动的一千多名知青人手一册，许多不能前来参加活动的知青也都拿到了这本具有特殊纪念意义的书。（请参看我的博客《悠悠岁月根之恋》）而我们四个人也由此加强了联系，经常小聚。柳迪还邀请我们去栖霞山游览，记得一次在李倩家我还喝得酩酊大醉。后来李倩还为我所在的香港勤 缘出版社写过两本书。只是离开南京后，与他们几乎失联了。许多“南京知”留在宝应没有回宁的原因是与宝应人成了家，我上述的那些在宝应担任领导职务的大都如此，而还有许多宝应人却因为与“南京知”结了婚而到南京工作，我的同学黎晨、赵庆家、房乃志等便是因此成为了南京人。可以说，宝应与“南京知”有关连的人和家庭是许许多多的。我在南京工作期间，与“南京知”的接触是比较多的，那时每年春节年初四都会举行一个团拜活动，大家在一起有许多的共同语言。如今我离开南京到上海工作生活也二十多年了，虽然最近也在宝应待了不少时间，但还是与许多“南京知”朋友很少碰面，忽然想起，因此便拉杂写下这零碎的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