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盛千秋』—— 上海博物馆受赠青铜鼎特展（大盂鼎大克鼎重聚）
记者从6月10日下午在京召开的中国国家博物馆与上海博物馆馆际合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上海博物馆将于6月18日举办“鼎盛千秋——上海博物馆受赠青铜鼎特展”，展出自殷商晚期至春秋战国的有铭青铜鼎21件。届时，由潘氏家族捐赠的大盂鼎、大克鼎将重聚上博。
发布会现场 大盂鼎
据介绍，“鼎盛千秋——上海博物馆受赠青铜鼎特展”将展出自殷商晚期至春秋战国的有铭青铜鼎21件。展览中的青铜鼎均为上海博物馆1952年成立以来，源自社会各界人士的慷慨捐赠。
大克鼎
大盂鼎
其中，潘氏家族捐赠的大盂鼎、大克鼎将重聚上博。大克鼎、大盂鼎与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毛公鼎合称“海内三宝”，是迄今为止有铭青铜鼎中最大的两件，于十九世纪先后出土于陕西眉县、扶风地区，后为潘家珍藏，历经战乱，世代守护。新中国成立后，潘达于女士代表家族将此双鼎无偿捐献给国家，成为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之际，大盂鼎应征北上，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自此盂克双鼎，镇守南北，见证中华民族千秋伟业。据悉，大克鼎铸造于公元前10世纪末的西周时期。整器威严厚重，口沿下装饰变形兽面纹，腹部宽大的纹饰波澜起伏而富有节奏感，蹄足上部饰有浮雕兽面。每组变形兽面纹间、足部的兽面纹鼻梁皆设宽厚的扉棱。纹饰线条质朴简洁，有别于商代晚期以来华丽繁缛的青铜器装饰风格，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变革。鼎腹内壁铸铭文290字，铭文记载了作器者为“克”，他是管理周王饮食的官员，周王授予克的职责是上传下达王的命令。铭文内容分为两段，一是克对其祖师华父的称颂，二是详细记载了周王册命克的仪式以及赏赐的内容。这篇铭文是研究西周社会政治、经济的重要资料，也是西周书法艺术中的皇皇巨篇。
大克鼎铭文拓片
大克鼎于清光绪年间在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任村出土，具体出土的时间最晚不超过光绪十五年（1889年）年初。同出者尚有小鼎7件、镈、钟、盨等，皆为克所作之器，因此习称大鼎为大克鼎，小鼎为小克鼎。大克鼎出土后不久即为工部尚书潘祖荫所得，潘祖荫去世后，由其弟潘祖年运回苏州老家收藏。潘氏后人为保护大克鼎等珍宝费尽全力，特别是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主持潘氏家事的潘达于女士决定让大克鼎等再次入土埋藏，苏州沦陷后，先后有数批日军闯入潘家搜查，所幸的是始终没有找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潘达于女士决定无偿捐赠大克鼎和另一件国宝大盂鼎给国家。1952年上海博物馆成立，克鼎从此成为了上博最重要的“镇馆之宝”之一。
大盂鼎铭文拓片
2004年2月，国家文物局、中国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曾举办大盂鼎和大克鼎的联合展出，以纪念两尊大鼎曾经的主人，捐赠人潘达于女士的100岁寿辰。此次，盂克双鼎重聚沪上，与范季融、胡盈莹夫妇捐赠的秦公鼎，孙煜峰先生捐赠的刘鼎，李荫轩、邱辉夫妇捐赠的宁女父丁鼎，沈同樾女士捐赠的父庚祖辛鼎等另19件青铜鼎共同演绎展览，以献礼中国共产党百年诞辰，感恩并弘扬捐赠者的爱党爱国情怀，激发博物馆合作的文化传承力量。
潘达于和大盂鼎、大克鼎
中国国家博物馆常务副馆长陈成军、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志刚等出席并发言，会上介绍了即将在上博举办的“鼎盛千秋——上海博物馆受赠青铜鼎特展”，并就两馆今年即将开展的展览、学术研究和文创合作领域进行了展望。
中国国家博物馆常务副馆长陈成军
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志刚
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志刚在发言中表示：“大盂鼎、大克鼎的故事堪称中国文物天地最壮美、最瑰丽的诗篇之一，从文物的前世今生来看，它们的前世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化艺术的那种灿烂辉煌，也体现了中国古代文明尤其是在青铜艺术方面所达到的高度。从晚清以来，收藏家的藏宝和护宝行为中，我们看到了收藏家发自内心的最深挚的爱国情怀，还有对文化传承的那种热忱，那种力量。……这种捐赠行为也反映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各界爱党爱国，大家齐心协力，共同建设新中国的一种情怀，因此我们选了2021年七一建党百年之际来办这样一个献礼展览。”华夏中国，鼎立世界文明数千年，创造出灿烂的青铜文化艺术。古代社会，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青铜大鼎历来为国之重器，社稷象征；有铭文者，更用以称扬先祖之美，明示后世之用。为配合“鼎盛千秋——上海博物馆受赠青铜鼎展”的举办，上海博物馆将于2021年7月中旬在上海举办“中国古代青铜文化学术研讨会”。届时将邀请数十位国内学者围绕商周考古新发现、青铜器与金文研究、古代文明研究展开研讨。同时，上海博物馆将与中国国家博物馆联合推出一系列合作推广活动，包括深度报道、展览直播、文物讲解短视频等，并合作研发相关文创产品，从多角度阐释中国古代艺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
海报
“鼎盛千秋——上海博物馆受赠青铜鼎特展”将持续至7月18日。附：大盂鼎与大克鼎大盂鼎的身世与变迁大盂鼎作于周康王二十三年（公元前990年），出土于清道光初年岐山县京当乡礼村的西沟岸。鼎高101.9、口径77.8厘米，重153.5公斤，是迄今出土的西周形制最大的青铜器。鼎的造型庄严雄浑、纹饰精美简朴。器内腹壁铸有长篇铭文19行、291字，记载周康王册封贵族盂的命令，讲述殷因纵酒而致亡国的教训，告诫盂在掌管军事、统治民众时要如其祖父一样尽忠尽职，其中记录了西周社会制度的祭祀、仪仗、车马、奴隶等许多内容，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大盂鼎
大盂鼎出土后，被当地豪绅宋金鉴所得，后为爱好青铜器的岐山县令周庚盛所夺。道光十三年（1850年），宋金鉴去京赶考，得中翰林，有钱有势后便拿出3000两银子把大盂鼎重新赎买回来。同治年间，宋氏家道衰微，后代宋允寿以700两白银出让给左宗棠的军事幕僚袁保恒。袁深知左宗棠爱文物，将此鼎孝敬。数年后，湖北总兵樊燮告发左宗棠居功自傲，图谋不轨，朝廷信以为真，欲召左进京对质问罪。当时任工部尚书的潘祖荫上疏辩解，左才得以幸免。左宗棠知潘祖荫喜收藏，集金石甚丰，为报救命之恩，便以心爱之物大盂鼎相赠。后来，大盂鼎一直由潘祖荫珍藏。
大克鼎
潘祖荫像
二十世纪20年代，一个美国人专程来苏州，出价黄金600两或楼房一幢换两鼎，潘家断然拒绝。抗战前夕，对两鼎垂涎三尺的国民党一大员特地在苏州建造一幢大楼，企图以办展览为名，达到长期占据两鼎的目的，被潘家识破而婉言相拒。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苏州沦陷，两鼎命运危如累卵，此时潘祖年已病逝，潘家均属妇孺。危急之时，潘祖荫的孙媳潘达于和侄孙潘永厚、潘景郑等商定将两鼎深埋地下。几经选择，最后决定埋于家中第二进中间大室，此室久无人住，积尘满室，不会引人注意，遂在室中掘出一个深五六尺的长方形大坑，把这两件出土近百年的珍贵文物重新埋入地下。为确保两鼎不受损坏，他们还请了两个木匠做了一个结实的大木箱盛放，在鼎内塞入破絮，鼎的四周又杂放较小的文物数十件，上面覆盖泥土，地面仍铺方砖，不露丝毫痕迹，经过两昼夜的紧张工作才完成。参与人中仅两个木匠和一个看门人是外人，均被叮嘱严守机密。潘氏全家避难到上海后，日军司令松井曾带兵多次去潘宅搜查，有一天竟搜7次之多，挖地三尺亦无所见，只得作罢。抗战期间，潘家看门人曾掘盗若干小器，卖给古董贩子洪老七。两大鼎可能太重，难以搬动，且目标太大，故得以幸免。解放初期潘家捐献国宝解放后，潘氏家族看到党和政府重视文物保护，认识到唯有人民政府才能使两鼎得以长期妥善保存，于是潘祖荫的孙媳潘达于在1951年7月6日主动写信给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信中说，国家的文物不应再予收藏，而应公诸人民，由于上海即将建立博物馆，愿将家藏六十年的两鼎献给国家，以供广大人民欣赏研究。上海市文管会接信后即呈报华东文化部，转请中央文化部给予褒奖，并由文管会派人前往苏州洽运。7月26日，由潘达于之女潘永华陪同去苏州，揭去伪装，掀起方砖，两鼎安然无恙地重现天日，并运回上海。为了表彰潘达于的义举，华东文化部特于10月9日举行隆重的颁奖仪式，由华东文化部文物处长唐主持授奖。由中央文化部沈雁冰部长签发的褒奖状上书：“潘达于先生家藏周代盂鼎、克鼎，为祖国历史名器，六十年来迭经兵燹，保存无恙，今举以捐献政府，公诸人民，其爱护民族文化遗产及发扬爱国主义之精神，至堪嘉尚，特予褒扬。此状。”1952年上海博物馆开馆，两鼎陈列展出，各界人士终于得以一睹名闻遐迩的珍宝。1959年国庆十周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建成开馆，上海博物馆以大盂鼎等125件珍贵文物支援。自此，两鼎南北两馆各镇一方，互相辉映。
潘达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