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如何低成本地构建“社会控制之网” | 土城·早茶夜读
这个月读瞿同祖先生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
这本书的雏形是瞿同祖给西南联大学生上课时的讲稿，在194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之后被译成英文，赢得国际声誉。这本书以社会学方法论述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中国法律的基本精神，是法社会学、法制史、社会史的经典，法学院学生必读书目，分析框架具有很强的解释力。
一
“自儒家化的过程完成以后，中国古代法律便无重大的、本质上的变化,至少在家族和阶级方面是如此。换言之，家族主义及阶级概念始终是中国古代法律的基本精神和主要特征，他们代表法律和道德、伦理所共同维护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亦即古人所谓纲常明教。”
这是瞿同祖对中国古代法律观察的结论。
在瞿同祖看来，法律儒家化本质上就是家族主义、阶级概念在国家治理领域的全面贯彻落实。
怎么理解家族主义、阶级概念？我们可以把此二者比作串联人和人、机构与机构之间的绳子，每个人、每个机构都被拴在家族主义、阶级概念这根绳子上，共同形成了一张网。这整张网，它的名字叫国家（社会）。
古代中国的国家概念，不以疆域为界，而是以家族主义、阶级概念串联起来的网为边界。因此，理论上有些人可以不在国家体系之内，不属于国民，只要他不在这张网内，比如那些自给自足的隐士、世外桃源中的渔村，他们不能算作国民。另一方面，假设有一家人远在异国他乡，如果他们还受家族主义、阶级概念之网约束，他本质上就仍是中国人。
二
从社会控制理论上讲，家族主义、阶级概念之网有极强的优势，可以确保稳固、稳定，绵延数千年少有变革。
因为，这张网将所有人、所有机构绑定在一起。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不同，形成差别，所有人都有差别，都独一无二地处于不同地位。因为每个人的地位都不同，形成差别，社会得以形成稳定的秩序。
这个差序，就是礼，今天所谓的人人平等，在儒家文化里是没有的。人人平等，无差别心，是法家文化。
为何古代政治家最终选择儒家思想作为治国基石，而不选择法家思想，跟治理成本有关，这个观点我在读史年的时候也讲过。法家最初优于儒家，法治得势。但法治的成本极为高昂，在信息传播技术落后的时候，法治需要付出巨大社会成本。技术发展，才能促进社会控制能力、信息传播能力。如果法家不采取高压态势、严酷的刑罚，就很难让法律得到贯彻。但要保持高压态势、严酷刑罚，就必须付出更大的人力成本。比如，没有监控设备，要想知道谁在家骂了皇帝，就必须在邻居中安插眼线。这样的成本国家根本承受不起。
而儒家思想，讲差别，讲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认为差别是天经地义，即人人都要遵守纲常。
简单地说，就是每个人都应该守本分。这个本分，就是礼。
礼讲求个人对自己的约束，对关系之网的承认，对自身位置的恰当认知，每个人的修为便是实践不给网上周边的人添麻烦的艺术。通过身份绑定达到治理效果，成本显著降低——这便是儒家以礼入法的过程。
儒家以礼入法的好处，还在于规则适用的弹性。瞿同祖先生说，“我国法律原无律无正文不为罪的规定，可以比附，伸缩性极大。这样，儒家思想在法律上一跃为最高原则，与法理无异”。
体现在法律实践中，即是对“十恶”之罪进行严惩，对“十恶”之外的则偏于教化，认为情有可原，采用德治。
也就是说，除了“十恶”之外，都有谈的空间。“十恶”是什么，一为谋反，二为谋大逆，三为谋叛，四为恶逆，五为不道，六为大不敬，七为不孝，八为不睦，九为不义，十为内乱。“十恶”归纳起来，就是四个字：“破坏伦常”。伦常，所谓三纲五常是也（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仁、义、礼、智、信）。
有了谈的空间，便有了仁政。所以，儒家追求社会治理最高境界是“无讼”。“无讼”的达成，须以每个人遵守自己的地位为准则，所有争执都在守本分中消解。
以家庭成员为例，小孩对大人恭敬，弟弟对哥哥恭敬，哥哥对大哥恭敬，晚辈对长辈恭敬，女性对男性恭敬，孩子对父母恭敬，妾对妻恭敬，妻对丈夫恭敬，丈夫对家长恭敬，家长对族长恭敬，奴婢对主人恭敬。以社会职业为例，士农工商反过来守礼，贱民对平民守礼，平民对贵族守礼，不识字的对读书人守礼，庶人对官员守礼。一个人，在家可能是家长，在外是平民，这样的身份叠加规定了他该怎样行动。
因而，一个人在家族中和社会中的身份，成为礼的出发点，也是这个人在社会秩序的原点。
长幼尊卑的秩序，决定法律后果的不同。如果是卑幼犯尊长，不管动机和是非，只要有侵犯的事实，关系越亲，处刑越重；而如果是尊长犯卑幼，关系越亲，则处刑越轻。这种秩序，还体现不同阶层之间的法律后上，如果是良民侵犯贱民，处分较常人相犯为轻；而贱民伤害良民，处分则更重。之前读《红楼梦的法律世界》时，我们提到过奴婢杀主人的后果，与主人杀奴婢的后果相比，法律结果区别很大。
三
社会控制理论认为，法乃社会控制的手段。古代中国便是通过法律儒家化思想，以礼法合一实现了高效控制社会的目的，达到社会秩序高度稳定，延续两千年之久，直到一百多年前的西方船坚炮利、宪政民主思潮汹涌袭来。
除了法律手段，社会控制的手段还有习俗、宗教。它们的目的一样，都是为了维持社会秩序、政治秩序稳定。
法与习俗、宗教的差别在于，习俗善变，尽管习俗内在很顽固，但在信息传播中很容易失真，难以完整、无差别地传递给下一代、下几代；宗教不止关注“行为”，更关注“思想”，审判人的思想是其任务，但在政教分离之后，宗教不能由政府替代惩罚破戒之人。
与习俗、宗教思想相比，法具有外在形式，且公之于众，便于作为普遍尺度由政府强制执行。
总体上说，法因其具有确定性、形式性，可减少个人擅断。前面提到了除了十恶之罪，其他犯罪行为都有“谈的空间”，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法律作用的矛盾性，既具有法的确定性、形式性，还具有神奇的弹性，个人擅断不知不觉运用于实践之中。
任何法律治理，都有其终极价值追求。今天的法治，英文为“rule of law”，和另一个表达不同（“rule by law”）。后者中，法律是工具，前者则包含着价值追求，任何机构、党派、领袖和其他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rule of law”追求法律的治理，以人为根本。中国古代法律治理，终极价值是在降低社会控制成本的基础上，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秩序稳定就是目的，至于这个稳定秩序的获得是否要以人牺牲自我发展为代价，在所不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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