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票上的历史｜汾阳“杀猪巷”哀歌：一条巷子里埋藏着大明灭亡的线索
生肖猪年邮票
2019年，
农历己亥年，
生肖纪年的猪年。
中国邮政
从全国挑选出50家与猪有关的原地邮局，
发行了《己亥年》特种邮票1套2枚。
图案名称分别为肥猪旺福、五福齐聚，
全套邮票面值2.40元。
另发行小本票1本，
售价12元。
其中，
山西省共有五个地方：
太原“猪头巷”
晋城沁水“猪尾沟”
吕梁汾阳“杀猪巷”
运城“猪咀崖”
晋中介休“猪市巷”
入选全国生肖邮票原地，
5地邮政部门专门刻制了
临时邮政日戳、纪念戳，
供集邮爱好者加盖。
▲太原猪头巷《己亥年》主题封
▲沁水猪尾沟《己亥年》主题封
▲汾阳杀猪巷《己亥年》主题封
▲运城猪咀崖《己亥年》主题封
▲介休猪市巷《己亥年》主题封
每个地名，
背后都藏有自己的故事。
太原猪头巷，
据说是因早年巷内居民多以加工猪头肉为主；
沁水县“猪尾沟”，
位于历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境内，
它的来历与“舜斩龙台”的故事有关；
运城“猪咀崖”，
因山头远远看去像一头野猪仰天长啸而得名；
介休“猪市巷”，
隋唐时期罗姓一家在此从事生猪贩卖生意，
久而久之此地便形成猪仔、生猪交易集结地。
最后一个，
也是本期要重点介绍的是：
汾阳“杀猪巷”
这条巷子据称与明代封在汾阳的两个郡王有关，
而两个王府的兴衰和一条巷子诞生的背后，
埋伏着大明亡国的线索，
折射出太多的历史教训。
▲文献资料中关于“杀猪巷”的记载
一条杀猪巷，两座郡王府。
小巷兴起日，大明覆灭时。
明代的汾阳城，城墙方整而斜置，南北线向东倾斜45度，城内四面可见阳光，是国内鲜见的“四阳城”。东、西、南、北个四关均有城墙与县城连为一体，四关拱卫，俗称“五连城“。城内有过两座郡王府，一曰“庆成”，一曰“永和”，人们习惯以东西府称之。庆成王府在东，称为东府；永和王府在西称为西府。东西两座郡王府在汾阳城内存在了二百多年，子孙繁衍共十一代，枝繁叶茂。
但残酷的是，在历史大势面前，这两座王府眨眼就灰飞烟灭，最后空余邮票上的一条杀猪巷，供后人凭吊或警醒。
▲顺治14年[1657]《汾阳县志》的城池图
朱元璋于明洪武元年（1368年）登基后，为了稳固大明江山社稷，实行皇子封王制度。太祖26子中除长子朱标封为太子，第26子朱楠夭折未封外，其余24子先后被封到山西的有三王，第三子太原晋恭王朱棡，第十三子大同代简王朱桂，第二十一子潞州（今长治）沈简王朱模。
朱棡出生于元至正十八年（1358年），是朱元璋与马皇后马秀英所生嫡三子，明成祖朱棣的哥哥。明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朱棡二十岁，离开父亲动身前往他的封地太原，于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三月，朱棡一病不起去世，年仅40岁，他的嫡长子朱济熺接替他当了晋王。明代朱姓大多寿命较短，40岁祝寿已不鲜见，至今汾阳人中仍有此习俗。
第一世晋恭王朱棡一共有七个儿子，长子朱济熺袭位，次子朱济烨封高平王，三子朱济熿封平阳王，四子朱济炫封庆成王，五子朱济焕封宁化王，六子朱济烺封永和王，七子朱济熇封广昌王。
到汾阳的，便是庆成王朱济炫（1384—1429 ），明太祖朱元璋之嫡孙。
洪武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济炫降生后报到太祖处请封，太祖方御庆成宴，得太监禀报后龙颜大悦，遂以该殿名赐之为号，故众多郡王中独济炫不以地名封。明永乐初（1403年）封潞州，后于永乐十年（1412年）以从征有功徙汾州（今山西汾阳市），明宣德四年（1429年）十二月十四日薨，年四十六。谥号“庄惠”。其六弟朱济烺于明永乐九年（1411年）封永和王，就国汾州。明正统八年（1443年）薨，谥号“昭定”。
据传，永和郡王初封今山西省永和县，因地僻人稀，不愿前往，遂托词不能早晚孝母刘氏，奏请改封孝义，又请准建府于汾州。因此，汾阳就有了两座王府并存的特殊现象。
▲永和王府、庆成王府今址图
庆成王府设于古汾阳城内东北隅（旧址在今汾阳市太和桥街北山西省汾阳监狱），由明代汾州署改建，占地3.3万平方米。民间传说内有“太和殿”、“承恩殿”、“千寿宫”等，外有汉白玉石“太和桥”，以及三座南北向的过街牌坊, 并立有御赐下马碑。清初改建汾州府文庙时，太和桥被毁，府内增设泮池，其余主体结构大致未变，建国后曾被列为山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扩建汾阳监狱时拆毁。
据称，前些年在庆成王府的遗址上发现过许多明代景德镇青花、斗彩瓷片，有“玉堂佳器”、“大明成化年制”、“宣德年制”等精美瓷片，也发现过一块横式“寿”字碑，四角有龙纹图案，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异形“寿”字，究竟是哪一代郡王为谁祝寿而竖，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永和王府则设于汾阳城西南角（今西府街、三皇庙街、城皇庙巷及十八眼窑一带）。该府在明代汾州卫署基础上扩建而成，规模仅次于庆城王府。府门大致位于今府西街市外贸公司，东西向的街中也曾有三座牌坊，李自成攻破汾阳城后被焚毁，清初在遗址上改建为三皇庙。
据明·王世贞著《皇明盛事述》载 “第一代庆成王朱济炫生子一百，俱成长，其中长子朱美埥袭封庆成王，余九十九人都封镇国将军，每次聚会，同父兄弟间竟不相识”。由于人口的急剧膨胀，分宅府第遍及城内。以至明嘉靖年间，汾阳籍榜眼孔天胤（朱门外甥）撰《东关建城记》时惊叹：“夫汾编氓十万，城中居者不及什一，而占东郭外者，殆十之三焉。”由此可见，当时汾州城几乎成为除官府、寺庙之外，一座堂而煌之的庞大皇城。与皇室无关的黎庶百姓，只能挤住东关。
▲顺治14年《汾阳县志》对永和王府，庆成王府的描述
庆成王共封十代十王（实为九王，第七代庆成王朱新堤早卒，是第八代庆成王朱慎钟继祖位后追封其父），最后一代庆成王朱求棆，在明末起义军于明崇祯17年（1644年）攻破汾州后不知所终。
明藩宗室的朱姓后裔，得皇恩而繁，随明朝灭亡而散。有记载的对“庆成”、“永和”二王后裔的浩劫是：明崇祯17年（1644年）李自成义军攻破汾州后，遭屠杀达1500人之众。
汾阳籍进士朱之俊诗云：“二月二日贼西来，秋风刮地起黄埃。衢路纵横填马甲，王孙帝胄郯成灰。家家骨肉不相保，衣冠半罹桁杨灾……，不见太原两虎虣，一日屠宗一千五……”。时至今日在王智朱姓老人口中仍可听到骂李自成“闯贼”的声音！
另据王智当地朱姓及汾阳朱姓人口头传说：康熙初年皇帝梦见猪吃糠，经圆梦系不祥之兆，意为前明朱家要兴，欲夺江山，于是下令捕杀明裔。汾州府乃其集中之地，清军把朱姓人绑成一串，押进汾阳小南关“杀朱巷”，出一个砍一颗脑袋。汾州府知府接到诛杀明宗后裔的密令后，马上派兵包围了全城大大小小的朱姓宅院。“庆成王”、“永和王”两大支族的裔人们，还未弄清发生了什么变故，已被兵勇们赶出了家门。为了防止逃跑，不分男女老幼，全部用细麻绳捆住双手，再用一根长绳连在一起，像一串串蚂蚱沿街东行。
▲民国时期的汾阳城墙
据说，官府原计划将这些人押到东关海子边水洼前斩杀。人群出了府城东门，朱姓人感觉不妙，便想挣脱逃命，挤挤抗抗乱成一团。走到小南关拐角街口时，一些妇女、儿童早吓得哭天喊地，悲声四起。任凭兵勇们大声喝斥，皮鞭抽打也不走了。官员们一着急，顺势将人群就近赶进了狭窄巷口。巷两头由重兵把守，巷子里两侧都是民宅的后墙和山墙，插翅也飞不出去。于是，明宗裔人们一个接一个都被推进巷内，这头进，那头出，进巷的人们也不知道出去后将发生什么，结果露头就杀，直砍得尸体遍地，片刀卷刃，血流成河……
清代是否诛杀过明宗后裔？清代《汾阳县志》没有记载。事实上，汾阳的朱明家族也并没有被斩尽杀绝。据说是密令传到汾州府时，马上有人走漏了风声。王府中那些能跑动的人们，闻讯后纷纷四散逃命，从此避居山村荒野，隐姓埋名，忍辱图存。
但杀朱巷的名字，就这样在汾阳小南关街上传了下来。建国后，此巷东头的半坡街上建起了国营食品公司。附近居民常能听到商品猪被宰杀时的嚎叫声，于是，人们习惯改称此巷为杀猪巷。
▲汾阳古城墙
在明朝初期，随着朱氏子孙的不断繁衍，朱元璋考虑到名字可能重复，于是亲自为子孙们制定了起名字的原则和方法。他为24个儿子的后代世系，各拟定了20个字，每一个字为一世，凡子孙初次出生，由宗人府依据世次顺序取双名，双名中的前一个字是由太祖所取，后一个字则必须是一个以五行“火、土、金、水、木”为偏旁顺序的字循环往复。朱元璋为晋府拟定的二十个字是：济美钟奇表，知新慎敏求，审心咸景慕，述学继前修。
从明代至今，明朝宗室的朱姓裔人仍为汾阳、平遥的著姓，分布很广。据了解，当代汾阳城内还有部分李、赵二姓，宏寺村的吕姓，田屯村的秦姓，西南、西北乡的张姓等等，均由朱姓改易。这些人姓氏虽改，但名字的中间一字，仍以原晋府字辈排列，今已传至第十九代“前”字辈和第二十代的“修”字辈。平遥除宁固镇王智村外，还有香乐乡中官地、西羌、薛贤、宁固镇岳封、营里等村也有朱明后裔，人数不多，但辈份依旧是“继、前、修、典”等，姓未更改。
民国十二年（1923年）以汾阳籍庆成王后裔、清朝举人“吕”慕端为首的“张”述刚、“李”述义、“吕”慕齐、“吕”慕信、朱述义等六人重刻朱氏家谱续拟庆成王之后的二十字辈：“典礼崇三恪，彝伦叙九畴，官仪原在汉，世德尚思周”。
▲汾阳城当年的两只铜鸟已不知所踪
▲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汾州府志》汾州府城图
（古代地图南北与今相反）
▲文峰塔（汾阳最高建筑）
▲汾阳太和桥市场 1914年
▲清末民初建设中的汾阳医院大楼
但历史也在此显示出吊诡的一面，汾阳的两座王府，在历史研究学者张宏杰眼中，有着别一番意味。
据他统计，朱元璋的子孙们封为亲王的83人，除了年幼殇亡未能确定封地，共在全国各地建立了五十个亲王府。封为郡王至奉国中尉的，则多得不可胜数。有明一代，在这五十个藩王府系中，除去无子除封，因罪夺爵者外，均延续至明朝灭亡。两百多年间，共册封亲王289位、靖江王11位。
由于有优越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又不能参政带兵，整日无所事事，明朝的皇子王孙们，往往广娶妃嫔妻妾，繁育出众多的龙子龙孙。整个明朝时期，皇族宗室人口的再生产，表现出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的特点。
如太祖朱元璋生育了26个儿子，其中23个儿子有后，仁宗朱高炽生了10个儿子，英宗朱祁镇有9个儿子，宪宗朱见深有14个儿子，世宗朱厚熜、神宗朱翊钧也各有8个儿子。晋王朱棡的庶四子庆成王朱济炫一支，更为天下之最。朱济炫嫡孙第三代庆成王钟镒妃妾24人，共生44个儿子，加上女儿多达100多人。朱钟镒的孙子多达163个，其中，仅长子也即第四代庆成王朱奇浈所生，便多达70个。嘉靖初年兵部尚书王琼还特地把这件事报告给朝廷，并被记入明史。朱钟镒的曾孙，更多达510个，这大概是古今中外繁衍最快的家族。
▲汾阳基督教堂早期的礼拜堂
▲汾阳关帝庙 1919年
据当时著名文人，后七子的首领之一王世贞（1526-1590）《皇明盛事》记载，还有一位庆成王生的儿子更多达100人，除长子世袭封王外，其余99人都封镇国将军。每次家族聚会，同父兄弟之间竟不能尽识。 如此高的出生率，使得明朝宗室的人口成几何级数不断增加、膨胀。
据史籍记载，明朝洪武年间（1368--1398年），明宗室人口才58人。到了永乐年间（1403--1424年），30年左右增加1倍，达到127人。而在嘉靖八年（1529年），玉牒中所载的宗室人口达8203人，100年间增加6倍。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又增加约1.5倍，达17661人。嘉靖年间，仅河南地区便有亲王5人，郡王80人，将军、中尉、郡主、县主、县君等共1890人，为天下之最。仅过16年隆庆三年（1569年）见存的亲王、郡王、将军、中尉以及未名未封者，共计二万八千四百九十一人，这还不包括皇族中的女性公主、郡主、县主等等。再过26年，到明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见载于玉牒的宗室人口，就达到157000余人。估计再过半个世纪后明亡的时候，宗室人口至少已经超过20万人，正如王世贞的《皇明盛事》中所说的是“千古所未有也”。
这样一个庞大的寄生集团，光是发放禄米就使国家财政难以负担。比如朱奇浈，自己的郡王年俸是2000石，七十个儿子都拿镇国将军的年俸1000石，女儿县主和孙子辅国将军的年俸800石，国家每年支付给这一家子的禄米就超过十万石。
王府多的地方负担更重，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山西各粮仓存粮共152万石，而该省的皇亲年俸的总数却是213万石。万历十九年（1591年），山西临汾全年税收的最大开支是支付亲王和皇室宗亲的俸禄（占税粮的48.5％和税银的39.2％），其次才是军饷（占税粮的37.1％和税银的36.2％）。因此，日益膨胀的皇族宗室人口和负担，明王朝始终没能很好解决，供养皇室成员成为国家经费中的最大开支，这是明朝中晚期最严重的问题之一。
因为分封制度，是朱元璋定下来的万世不易的祖训，谁也不敢去动它。可以说，朱元璋当初把皇子皇孙分封到各地做藩王，共同来“夹辅皇室”相反，宗室问题变成了导致明王朝朱氏天下衰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个猪年，一枚邮票。
一条巷子，一段历史。
其中潜藏着的一国兴亡教训，让人深思。
▲汾阳府文庙 1914年
▲新春祭典
▲新春社戏
▲汾阳古城老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