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的“标准草书运动” 为什么可以说是失败的？
也许这个题目多少会引起很多人的不满。这是很正常的，在我们这个“批评道德”和“批语伦理”几乎完全失控的时代，艺术批评似乎只剩下三种形态：谄媚和捧杀、攻击和谩骂、不置可否的乡愿和“骑墙”。而这三种批评形态的本质则是一样的，那就是对批评者自身名利的经营和维护。
反思之一：用什么标准评价和衡量“标准草书运动”
于右任“标准草书运动”的目标是将千百年来一个字多种写法、不规范的草书标准化，厘定出易识、易写、准确、美丽的标准草书并广泛推行，以节约时间、方便使用，借此宏扬中国文化艺术。（参阅于右任的《标准草书自序》和标准草书《百字令》这样的目标是很明确的。）
他的目标实现了吗？我们几乎可以确定地说：没有。不要说现在写草书的几乎没有几个人按照“标准草书”的标准构形进行书法创作的，就是当时除了标准草书社的诸贤，标准草书在社会上影响也是很小的，更不用说普及了。
至于说于氏“标准草书”知名度很高，那主要是因为作为“现代书圣”的于右任的知名度高，和“标准草书”本身的内在“素质”关系着实不大。这是我们应该面对的现实。
当然“标准草书”本身是有价值的，从于先生的初衷并把草书标准化作为一个“运动”来看，它无疑是失败的，这也应该是衡量它的基本标准。至于说标准草书运动的夭折和抗日战争有关，这一点并不能成为否定“标准草书”本身有先天缺陷的理由。
反思之二：草书可以成为“正体”吗？
于右任“标准草书运动” 不管是作为一个运动来开展、或者作为一个“主张”来推行，都是不可能成功的。
这主要取决于草书不可能成为“正体”这一文字学或者说书法艺术规律。我国自周代以来各代都有社会通用的“正体”文字，这种一般要经过专门人员的整理，然后通过政府力量颁布推行。
宣王时的《史籀》十五篇、秦的“小篆”（有《泰山刻石》等）、汉的“隶书”（汉有《熹平石经》）、唐的“楷书”（唐有《开成石经》），新中国则有20世纪50年代颁行的《汉字简化方案》。但是我们不难发现，不管是“籀书”还是小篆、隶书乃至新中国的“简化字”，都是广义上的“正书”，即形体确定、点画交代清楚、没有连带勾绕的笔画，这样的字易识读、堪为楷式和典范。
字体之所以会不断进化发展，和日常书写为求得便利、不断地将正体草化有关系，可是下一阶段正体的确立则是在草化的基础上再“楷化”。比如人们嫌篆书书写过于繁难，日常书写将其草化，于是古隶就出现了，经过秦代和汉代对“古隶”的“楷化”，于是法度完备的隶书（这里特指“八分书”）就确立了。于右任的“标准草书”尽管引入了“符号”的原理，并减少字内的“勾连环绕”，让字字独立，但它毕竟是“草书”，没有经过“楷化”，这样的字体让老百姓识记并广泛使用完全是一种奢望。在这一点上，于老多少显得有些理想主义色彩了。
相比而言，新中国颁行的简化字很多就是取自古代的草书，但是经过了“楷化”，于是就成为了一种“正体”。这一点完全可以反衬出“标准草书运动”不能成功的原因。
反思之三：“草书”之“草”的审美内涵
于右任的“标准草书”在老百姓中不可能普及的原因既明，那么书法学习者并不接受以“标准草书”为标准构形的原因又何在呢？，也就说从书法创作来看，大家都会参考一下“标准草书”，可是真正写起来则是另一回事。
尽管于老提出标准草书的四个标准有一个“美丽”，可是实事求事地说，作为艺术创作，标准草书提供的构形并不美——我们并不能简单地说于右任本人的草书不美。于先生以天纵之才，用标准草书为构形，写出的草书自由、萧简、平淡中又有一股雄迈之气。不恰当地说，于右任有“借尸还魂”之功，一般人用标准草书的构形，却很难写出像样的草书来的。
为什么呢？“标准草书”一个字一个形体，字字独立不相勾连，字内也尽量减少连带，每个字的大小一样，均匀整齐。这都和“草书”的精神是相违背的。草书应该是一种高度艺术化的书体，在环绕连带、大小欹正、因字赋形、浓淡干湿、开合变化中表达一种自由逍遥、不可端倪、妙契于道的艺术境界，这种书体岂能“标准化”？？如果一定要“标准化”，一定会以牺牲艺术性为代价的，这和于右任的初衷并不矛盾，他主要是为了实用。于右任的这一主张，我们甚至可以说和上世纪上半叶很多受欧美文化影响的学者主张废除汉字的汉字拉丁化运动的想法有内在理路上的相似性。
反思之四：“标准草书”的价值
尽管我们认为于右任的“标准草书运动”作为运动是失败的，但是我们不能抹杀于右任“标准草书运动”的所有价值和意义。于右任“标准草书运动”的一系列工作其实是对中国今草系统的草书在构形学意义上做了一次整理和厘定的工作。
因此，它的意义首先对于研究我国草书的形体很有价值。其次，从学习书法的意义来说，“标准草书”的标准形体和“标准化”的观念和方法对于我们识草、通草价值很大，尤其对草书的初习者价值更大。
历史曾出现过类似的书，如明代韩道亨明的《草诀百韵歌》、范文明《草诀辨疑》和清代朱宗文（学古）《草圣汇辨》，汪由敦撰《草诀偏旁辨疑》，则增订改编《草诀百韵歌》为四百言。相比而言，于右任对草书形体的研究和整理最为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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