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 李伯重：明清江南的精英教育

明清江南的精英教育以科举考试为目的，而科举是进入统治阶层和上流社会的主要途径（或者说是“正途”）。因此，精英教育对当时的社会各个阶层都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就使得读书受到整个社会的高度重视，并且有力地激发了各阶层人民的读书之风。

（一）精英教育的内容

以八股文写作训练为中心的应试教育（本文称之为科举应试教育）是明清江南精英教育的核心，本文对于这一点并没有异议。我们在此想要讨论的问题是：首先，到底这种科举应试教育是否只限于八股文写作训练？其次，这种科举应试教育是否就是精英教育的全部？

首先，我们要指出：八股文写作训练（以及与此相成表里的儒家经典学习）是科举应试教育的主要内容，但并非其全部。明清的乡试和会试，考试内容除了经义和八股文外，还有史、策、论、判、诏诰表乃至律诗等。具体选取哪些内容，在明清时期不断变化。乾隆五十二年（1787）定制，确定乡试和会试均三场，第一场试四书文三篇，五言八韵诗一首，第二场试五经文五篇，第三场试经史时务策五道。其中的策一项，最值得注意。明代规定乡试和会试的策每道限三百字以上，而从现存的会试试卷来看，实际上往往长达一二千言或甚至更多，比八股文的规定字数多得多。（注：张希清：《中国科举考试制度》，新华出版社（北京）1993年，第76-77，87，98页。八股文的字数规定，时有变化。万历八年（1580）规定经义每道限五百字以内，过多者不予誊录。康熙二十年（1681年）规定每篇字数限在六百五十字，乾隆四十三年（1778）曾为七百字，超过概不录取，遂为定制。）策的内容为对现实问题而提出的对策，务必翔实。洪武二十四年（1391）定考试文字格式时对此下了明确的界定：“凡对策，须参详题意，明白回答，如问钱粮即言钱粮，如问水利即言水利，孰得孰失，务在典实，不许敷衍繁文。”（注：《大明会典》卷七七《科举通例》，转引自张希清：《中国科举考试制度》，第98页。）因此如果不掌握关于财政、地方行政、水利、边防等方面的必要知识，要通过乡试和会试是不可能的。

此外，明清科举应试教育以宋明理学为核心，而宋明理学的一个特点就是讲究“数术之理”，即将“理”、“象”、“数”三者密切结合。项麟说：“盖天地之中，有理斯有象也，有象斯有数也，有数斯有据也。”因此要掌握理学，就必须具有相当的数学知识。对此，大数学家朱载堉说得非常清楚：“夫术士知而未达理，故失之浅。先儒明理而复善其数，故得之深。数在六艺之中，乃学者常事耳……数非律所禁也，天运无端，惟数可以测其机；天道至玄，因数可以见其妙。理有数显，数自理出，理数相倚而不可相违，古之道也……夫有理而后有象，有象而后有数。理由象显，数自理出，理数可相倚而不可相违。凡天地造化，莫能逃乎数。”（注：朱载堉：《律历融通》卷三、卷四，转引自劳汉生：《珠算与实用算术》，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石家庄）2000年，第339页。）也正是因为理学与数学有如此密切的关系，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明清时期西欧国家天主教会选派传教士到中国传教时，都特别注意选派那些精通数学的人，法王路易十四的告解师拉雪兹（Francois de La Chaise）更明确地促成“国王数学家”来华。（注：张国刚等：《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2001年，第155-158页。）而在理学熏陶之下并由科举应试教育培养出来的江南读书人如徐光启等，也成为了数学大师。因此，科举应试教育除了八股文写作训练外，还有不少其他内容。

其次，至少是从明代后期以来，明清江南的精英教育，已不只限于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的学习。“经世致用”之学，在精英教育中也越来越受到重视。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除了历史、地理、法律等方面的知识外，实用数学也是这种“经世致用”之学的一个基础。这一点，明代数学家吴继绶在《算法纂要》序中已说得很清楚：“而今南倭北虏充斥于边陲，若何而将将将兵，若何而行师转饷，折衡决胜，焉能无算？编户齐民征徭逋负，当工役繁兴，司农辄为告罄，若何而取之缓之，不病国，不病民，焉能无算？肉食者遍巗廓，要以谋国，而见功堇堇何也，若何而旁招荐引，务在精白以承休，焉能无算？凡此皆今日之不容缓者，舍筹度，计算曷由哉？”而清代著名珠算家程大位，更认为社会生活各方面都离不开数学：“故圣人继天立极，所以齐度量而立民信者，不外黄钟九寸之管；所以定四时而成岁功者，不外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之数。以至远而天地之高广，近而山川之浩衍，大而朝廷军国之需，小而民生日用之费，皆莫能外。数岂不重已哉！”（注：程大位：《书直指算法统宗后》，转引自劳汉生：《珠算与实用算术》，第346页。）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经世致用”的理念已经开始向教育渗透。明末大数学家李之藻说：“古者教士三物而艺居一，六艺而数居一，数于艺犹士于五行无处不寓”（注：李之藻：《同文算指》前编序，转引自劳汉生：《珠算与实用算术》，第347页。），清楚地说明实用数学应当是“士”的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明末以江南为主要活动地区的泰州学派领袖颜元，更提出教育要重实践（即“习行”与“践履”），而实践的内容不仅包括儒家礼教（“践履”），而且也包括对“兵、农、钱、谷、水、火、工、虞、天文、地理”等有关“器物度数”和“技击”、“艺能”的“习行”。而比颜元稍前的江南学者陆世仪，在教育应“切于用世”方面走得比颜氏还要远。因此杨向奎认为“他[陆氏]所主张的学校制度，已接近近代规模。这不仅是道德教育，也不仅限于经义教育，而兼有科学教育，天文、地理、水利、兵法都是。而小学亦不仅识字教育，还有歌诗习礼。这比后来颜习斋的教育理想还要完备”。（注：杨向奎：《清儒学案新编》，引自葛荣晋、王俊才：《陆世仪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南京），1996年，第228、229、244页。）虽然陆氏提出的具体办学方案并未为社会广泛采用，但是他的这些思想却反映了当时众多的社会人士对精英教育的期盼。

在这种“经世致用”思想所反映的社会风习的影响下，即使是在科举成功的人士中，也有许多人努力学习各种实用知识，以致明清江南科技人才辈出，数量为全国之冠。不仅如此，他们中的一些人还突破了蔑视“蛮夷”的传统的自大心理，对此时期传入的西洋科技知识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和积极的反应（徐光启就是其杰出代表）。

由于明清江南的精英教育与科学技术知识的学习并非冰炭不相容，因此，明清江南受过精英教育的人士中，出了众多的优秀科技人才。其中最著名的科学家，有数学家与天文学家李之藻（1565-1630年，仁和人），数学家项名达（1789-1850年，仁和人）、戴熙（1806-1860年，钱塘人）与李善兰（1811-1882年，海宁人），天文学家王锡阐（1628-1682年，吴江人）与陈杰（嘉道时人，生卒年不详，乌程人），天文气象学家王贞仪（1768-1797年，江宁人），地理学家徐宏祖（霞客）（1586-1641年，江阴人）与顾祖禹（1631-1692年，无锡人），地理学家与人口学家洪亮吉（1746-1809年，阳湖人），医学家王肯堂（1549-1613年，金坛人）、吴有性（1528-1652年，吴县人）、叶天士（1667-1745年，吴县人）、徐大椿（1693-1772年，吴江人）与王士雄（1808-？年，海宁人），药物学家赵学敏（1719-1805年，钱塘人），等等。上面这些人都是当时中国第一流的科学人材，绝大多数都受过精英教育。明清时代中国最著名的技术专家和发明家，也大半出于江南。在江南籍的技术专家和发明家中，有水利工程专家沈启（1496-1568年，吴江人）、潘季驯（1521-1596年，乌程人）、陈潢（1637-1688年，秀水人），农学家张履祥（1613-1677年，桐乡人）与姜皋（道光时华亭人）、兵器制造专家龚振麟（嘉道时长洲人），化学家与机械制造专家徐寿（1818-1884年，无锡人），数学家与机械制造专家华蘅芳（1833-1902年，无锡人），等等。这些技术人才中的大多数也都受过精英教育。因此精英教育虽然是一种以儒家经典为主要教材、以八股文写作训练为重要特色、以科举考试为目的的应试教育，但在科技人才培养上也有其积极的一面，并不像过去所想像的那样，培养出来的都是《儒林外史》中的周进、范进一类冬烘先生。

（二）精英教育的普及

因为明清江南社会对读书做官极度重视，所以江南科举之盛冠于全国。虽然明清政府对进士名额实行地区分配制度，但是考中进士的人数，明代浙江居全国各省之首，江苏次之；而清代则江苏第一，浙江次之。（注：Ping-ti Ho：《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1962年，第227、228、239、240页。）而在江浙二省中，本文所说的江南又占了大多数。（注：在明代，苏、常、松三府囊括了江苏省进士的77％。而在清代，苏、常、松、镇江、江宁五府及太仓州则包办了江苏省状元总数（113名）的86％。见Ping-ti Ho：《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第246、247页。）因此在全国出进士最多的9个府中，明代江南有3个（在全国的排名为：苏州第3名，常州第5名，嘉兴第9名），而清代江南则有5个（在全国的排名为：杭州第1名，苏州第2名，常州第3名，嘉兴第4名，湖州第5名）。（注：Ping-ti Ho：《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第250页。）当然，江南在科举方面的辉煌成就，是以精英教育在上、中层社会中得到普及为基础的。江南县级官学的生员名额，在自明代中期至清代中期的几百年中增加不多，以无锡、平湖、常熟、嘉善几县为例，每县生员名额多在数百人之谱。（注：Ping-ti Ho：《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第177、180页。）但是事实上接受精英教育的人数，却远远超过此数。史载康熙时常熟县“子弟皆游泮而读书，每有司较童子试，辄及千人”（注：康熙五十一年《常熟县志》卷一风俗。）。而同时的仁和县唐栖镇，虽然只是一个镇，但是“解句读、服青衿者已百人”（注：俞璈伯：《唐栖行诗序》（收于光绪《唐栖志》卷一）。）。因此童生的人数，要比县学生员的人数多出很多倍。童生所受的教育当然大大超出识字教育的范围，因此仅只接受了识字教育的学童的人数，又比童生的人数多得多。所以，相对于广大的未获得功名的读书人来说，获得了功名的读书人只不过是冰山浮出海面的部分而已。

明清江南读书风气之盛甲于天下，因此读书人数之多也甲于天下。但是明清科举考试录取率不仅很低，而且一直不断下降。（注：据巫仁恕的统计，从明初到嘉靖以后，乡试举人录取率从6％下降到4％以下，而到清代更降至1-2％之间。见巫仁恕：《明代平民服饰的流行风尚与士大夫的反应》，刊于《新史学》（台北）第10卷第3期（1999年3月）。）国家在科举考试中进行选拔时，实行的是地区名额分配制度，并非按照全国统一的“分数线”录取。在江南，录取率大大低于全国。这样就使得中举人、进士，对于绝大多数江南读书人来说，已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而读书人倘不能取得功名，不仅为人所不齿，而且生计也无着落。明人说：“吴中恶滥不售之货，谓之‘店底’。故童生久治不中者，亦以此目之……然宣德、正统间，监生惟科、贡、官生三种而已，故此辈得以次进用。景泰以来，监生有纳刍粟及马助边者，有纳粟赈荒者，虽科贡之士亦为阻塞。中间有自度不能需次者，多就教职，余至选期老死殆半矣。”（注：佚名：《蓬轩类记》。转引自巫仁恕：《明代平民服饰的流行风尚与士大夫的反应》。）因此对于大多数读书人来说，前景是相当黯淡的。此外，在科举因竞争加剧而变得越来越困难时，所需的学习期限也变得越来越漫长。“十年寒窗”只是起码的要求，但对于中下层社会家庭来说，在经济上已难以负担。面对这个残酷的现实，大多数读书人（特别是家境贫寒的读书人）不得不采取现实的态度，把读书当作谋生所需的一种手段，并不奢望能够金榜题名。（注：如《儒林外史》中的匡超人即是一例。当然把中举人、中进士作为终生追求目标的贫寒读书人（如《儒林外史》中的周进、范进等）也不乏其人，但终归人数很少，而且其中大多数人在未能中举之前还不得不从事其他职业（如周进充当商人的书记、范进教村塾等）。但要指出的是，这里提到的匡、周、范诸人并非本书所说的江南人（尽管匡超人本籍温州乐清，但也生活在杭州）。）换言之，既然考中举人、进士的可能性微小，那么为了日后的生计（例如去作幕僚、账房、讼师、书办等），就必须学习一些实用的知识（如行政、法律、商业、文牍等方面的知识）。而较之刚刚启蒙识字的学童，这些读书人在学习这些知识方面无疑更具优势，因为他们已经掌握了更高的读、写能力。因此当时的童生、生员，大多也学会了一些实用知识或技能。（注：例如即使是像《儒林外史》中的周进那样的冬烘先生，也仍然掌握了一定的记帐、会计技能，因此才会被商人雇去工作。）

节选自《八股之外：明清江南的教育及其对经济的影响》。

想不到精英教育也这么接地气吧。民以食为天，生计也是明清精英教育的题中应有之意啊。细节之中更有细节，仔细咂摸历史的细节其中自有百般滋味。来乾元中国历史班一起去历史的纵深和厚度中探索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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