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联基础知识(16)
明、清对联之繁盛，当然有许多原因。我想，大抵有三个方面：
第一，从文学史的角度，从文学发展、演进的过程看。这一方面，我比较赞同台湾学者南怀瑾和吉林大学赵雨先生的观点：“我们每个时代的文化，都有其代表性。比如汉文章、魏晋书法、唐诗、宋词、元曲、明小说、清对联等。”（南怀瑾《如何修正佛法》，转引自《对联》杂志新五卷四号，1999年第4期）“我们知道中国文化，在文学的境界上，有一个演变发展的程序，大体的情形，是所谓汉文、唐诗、宋词、元曲、明小说，到了清朝，我认为是对联，尤其像中兴名将曾国藩、左宗棠这班人把对联发展到了最高点。我们中国几千年文学形态的演变，大概是如此。”（南怀瑾《论语别裁》，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第53页）“古国文明得以绵延的根本之点还在于母语的优美和深沉。先秦诸子、楚辞汉赋、魏晋文章、唐诗、宋词、元散曲、明代的戏曲和小说，到了清代，总结和凝练这种种文体之美的便是楹联。它的长短不拘，却能以对仗和音律的和谐为中心，融合其它种种修辞之美而有新创造，将母语的诗性发挥到极致。”（赵雨《清代文学：衰世的灿烂回光——〈中国文学史话〉·代序》）赵雨先生又说：“文体的演进有其内在的理路，那就是：文体更迭的过程内在地从属于母语架构和民族精神自我呈现的过程。母语的内在架构是对偶的，汉语本身具有声调，构词以单音词根为基础，又以单音独体的方块汉字作为其书写符号。民族精神的精髓是'和合’，对中华民族来说，凡事都要'成双成对’，崇尚阴阳对峙、辩证和谐的审美观一直保持到今天。”（《走向对仗的汉语言文学——清对联》，《对联·民间对联故事》2000年第5期）
我们说，从文学史的角度看，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它不同于其他历史时期的独特的具有代表性的文学样式，即所谓的“主流”文学，而似乎没有哪一种文学样式可以长盛不衰。众所周知，元代以前的各个朝代，“主流”文学以诗歌为主，虽然代有嬗变。谷向阳、刘太品先生认为：“元代以后，诗道衰微，散曲游离诗歌而向戏剧发展，小说、散文跃居文学主流地位。失去了主流地位的诗歌在唐诗宋词的巨大阴影下步履维艰，体式更新也几乎失去了推动力。在元末到清末的数百年间，在各种诗歌文体并行发展的同时，接过诗歌文体更新接力棒的只有一种文体——对联。”（《对联入门》中华书局2007年7月第1版第295页）这里，虽然将散文并列其中不够确切外，关于对联“接过诗歌文体更新才接力棒”的说法，十分巧妙。文学史在谈到此时的主流文学时，大都说是“明清小说”。而近年来“清联”的呼声越来越高，尤其是楹联界。人们在反思文学史的时候认识到：清代的诗歌，自然远远逊色于唐诗；清代的词，又无法与宋词相比；清代的曲，当然不如元曲；清代的小说，虽然有《红楼梦》为其代表作品，但其总体水平却不如明代的小说。惟独清代的楹联，就其创作队伍及作品数量之庞大、整体艺术水平之高超，恐怕是以往其他各个朝代所无法比拟的。所以，不少人认为：楹联应当之无愧地成为清代文学的代表文体，“清联”之说，应大力宣扬，从而给楹联以确切的、正大光明的位置。
当然，对于这个问题，也有争论。1989年2月至1996年12月，殷启生先生相继在《宜春师专学报》、《对联·民间对联故事》发表《论对联在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摒弃世俗观念，确立对联的文学史地位》、《再论对联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三论对联在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见《宜春师专学报》1989年第1期、1993年第4期、1996年第6期，《对联·民间对联故事》1993年第4期），不遗余力地大声疾呼。但是，《宜春师专学报》于1996年第6期又发表有袁晓东的文章《论对联在文学史上不宜占有席位》一文，从对联的产生机制、特性、社会功用等方面对殷启生的观点予以反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