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芬·茨威格：在我们这个时代，纯粹诗人是很少的

作者： 2014-06-07

斯蒂芬·茨威格：在我们这个时代，纯粹诗人是很少的

高中甫 译 

　　　　　　　1936年里尔克逝世十周年时在伦敦所作的报告 

女士们，先生们： 

　　在今天和在随后的几周里，您们将听到有关这位受到喜爱的诗人莱依纳马利亚·里尔克的作品的许许多多最最重要方面的报告，这使我本人感到做一个引导是多余的和冒昧的了。但也许我确有某种权利在这里讲话，一种非常宝贵并同时是非常痛苦的特权，因为我在您们的国家里是认识里尔克本人的为数寥寥中的一个，也许是唯一的一个。一种诗人的现象从来就不可能完全认识的，若是人们不同时使人的肖像复活起来的话。正如人们在一本书里乐于在正文前面放上作者的一幅肖像一样，我也试着为您们描绘出这位过早辞世的人的一幅速写像。 

　　在我们的时代，纯粹的诗人是罕见的，但也许更为罕见的是纯粹的诗人存在，一种完整的生活方式。谁有幸见到在一个人身上典范地实现了创作和生活的这样一种和谐，谁就有义务，为这种道德上的奇迹，给他的时代和也许给此后的佐证做出贡献。多年来我有机会经常见到莱依纳马利亚里尔克。我们在极不相同的城市里进行过很好的谈话，我保留有他的书信和他的最著名作品《爱与死的方式》手稿，这是一件珍贵的礼品。可即使如此我不敢在您们面前说是他的朋友，因为在我这方尊敬的距离是越来越大，并且在德语里“Freund”（朋友）这个词比英语“friend”（朋友）表达的是一种更为强烈的更为密切的关系。这个词只能很少使用，因为它限定了一种最内在的联系，一种里尔克极少对某一个人保持的联系——您们能在他的书信里看到，在三十年中间或许他只有两次或三次使用这个词来作称谓的。这是他本性的异乎寻常的特征。里尔克对表述和坦露感情有着巨大的羞怯感。他喜欢把他本人和他的为人尽可能隐藏起来，如果我把我在一生中遇到的许多人在眼前过一遍，那我所记起的没有一个人能像里尔克那样做得自甘落寞，不求闻达。有另一些诗人，他们为了抵御外界的挤逼，自己制造出一幅面具，一幅高傲的，冷峻的面具。有的诗人为了他们的创作而完全遁逃入他们的作品里，离群索居，自我封闭，可里尔克却不是这样。他看过许多人，他到许多城市旅游，但他的保护方法就是他的完全自甘落寞，不惹人注意，是那类无法描述的默默不语和轻手轻脚，这为他制造了一种令人无法与之接触的氛围。在火车车厢中，在饭店里，在音乐会上，他从不惹人注目。他穿着最简朴的但却是非常整洁和得体的衣服，他避免任何让人看出是诗人标志的举止，他禁止在杂志上发表他的照片。他的不可动摇的意志是能有自己私人的生活，成为众人中的一员，因为他不要被人观察，而是要观察别人。您们试想一下，在慕尼黑或维也纳的某个社交场合，一二十个人在一起谈话。一个温和的、外表看来非常年轻的人走了进来，在场的人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个进来的人，这种情况就是典型的。他一声不响，悄悄地突然出现了，他也许同一两个人握握手，随后他就微微地垂下头，以免顾眼四盼，这是双神奇的和有灵魂的眼睛，只有它才会把他裸露出来。他安静地坐在那里把手交叉地放在膝上去听；我从没有看到听众有这样一种极佳的和积极投入的方式，像里尔克的那样。他完全屏声静气地倾听，当他讲话时，极其轻微，人们几乎觉察不到他的声音是那么优美和低沉。他从不激昂慷慨，他从不试图去说服去劝告别人，当他发现，人们听他听得太多了，他已成了注意力的中心，于是很快他就抽身退了出来。那些使人毕生怀念的真正的交谈可能就发生在这样的场合：人们单独同他在一起，最好是在晚上，昏暗把他稍许遮掩起来；或者在一座陌生城市的街道上。但里尔克的这种克制绝不是傲慢，绝不是畏怯；把他想象成一个神经质的，一个性格扭曲的人，再没有比这更错误的了。他能完全豪放不羁，以最最自然的方式同那些坦诚的人交谈，甚至兴高采烈。只是他无法忍受喧闹和粗俗。一个吵吵嚷嚷的人对他是一种人身的折磨，崇拜者的每一种纠缠或逢迎使他明快的面庞露出一种畏惧的，一种惊恐的表情；看到他的安详有一种什么样力量，使纠缠者变得克制，使喧闹者变得安静，使张扬自我者变得谦逊，这真是奇妙极了。凡是他所在的场合都会产生类似一种纯洁的气氛。我相信，有他在场的情况下绝不会有人敢于口吐脏字和粗话，没有人有勇气去谈论文学上的流言蜚语和说些刻毒的言辞。他像动荡的水中一滴油一样，围着自己创造出一个安静的圈圈，在任何一种环境中他需要某种纯净。使环绕自己四周的一切变得和谐，使野蛮受到遏止，使丑恶消解在一种和谐之中，他身上的这种力量是令人惊奇的。他善于给他周围的人——只要他能跟他在一起——甚至给每一个空间，每所他居住的住宅立即印上这种标记。他经常住在很糟的住宅之内，因为他穷，几乎总是租来的房屋，一间或者两间，在他居住的房间里都是些无关紧要的和平庸的家具。但正像弗拉安吉利科擅于把他的斗室从简陋乏味变得秀美一样，里尔克懂得把他的环境立即弄得颇具个人特色。仅仅一些不起眼的小摆设就够了，因为他要的就是这样，他不喜欢奢华，木架上一只花瓶里插上一枝花，墙上一两幅复制画，这都是用几个先令买到的。但是他知道如何安放这些东西，整洁和井然有序，使之完全与这样一个空间相配。他通过内在的和谐而使陌生变得协调。他拥有的一切并不是美的，不是贵重的；但是在形体上都必须是完整的，因为作为一个形式艺术家他无法忍受生活中那种无形式的，混乱的，偶然性的，无秩序的东西。当他用他那秀丽的圆熟的工整的字体写信时，他不允许有任何改动，任何墨污。若是他的笔滑落到信上沾污了，他毫不怜悯把它撕毁，再次从头写到尾。若是有人借给他一本书，他归还的时候，就非常细心地用棉纸把它包好，并用一条细细的彩带把它捆好，放上一束花或写上一句特殊的话。当他旅行时，他的衣箱是井然有序的艺术典范，他善于把每一个小物件放在一个隐蔽的不显眼的地方，标上他自己的记号。给自己周围创造出一种协调的气氛，这是他的需要，就像自己四周有一个空气层一样，这就如同在印度，一方面有圣者，另一方有最低等级的人，即不可接触的贱民一样，没有人敢于触摸这样人的衣袖。这只是一个非常薄细的空气层，人们在这后面能感觉到他的本性的温暖，但它保护着他的纯洁和他个人的东西不受侵犯，就像果壳保护果实一样。它保护了对他说来是最最重要的东西：生活的自由。我们时代中的没有任何有钱的和成功的诗人和艺术家像里尔克那样自由，他任何地方都不受束缚。他没有习性，没有地址，他也根本没有祖国，他喜欢生活在意大利，就像喜欢生活在法国和奥地利一样；人们从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如果人们遇见他，几乎是纯属偶然；他会匆匆而来，出现在一个巴黎旧书商的面前或者维也纳的一个社交场合，向一个人露出友好的微笑，递出他柔和的手来，他也会同样匆匆而去。谁尊敬他，谁热爱他，那就不要问他，能在什么地方找到他，不要去探望他，而是要等待他的到来。但对于我们年轻人，每一次看到他，同他交谈都是一种幸福和一次道德教诲。您们可以想到，看到一位伟大的诗人，这对我们年轻人意味着是怎样的一种教育力量，他不会使人感到失望，他不忙忙碌碌，他不疲于奔命，他唯一关心的是他的作品，而不关心他自己的影响，他从不读评论文章，从不使人感到好奇，从不接受采访，他固执，直到最后会被一种对所有新东西怀有奇妙的好奇心所左右，我听到过他一整个晚上对一些朋友读一个年轻诗人的诗而不是读自己的诗，我看到他用他的秀丽的书法手抄一整页别人的作品，为的是把它们赠给别人。看到他对像保尔瓦雷里这样的诗人是何等谦恭，看到他通过翻译为他服务，看到他一个五十岁的人谈起一个三十五岁的人就像谈起一个不可企及的大师一样，是令人感动的。羡慕，这是一种幸福，这在他生活的晚年是必要的，因为，我不需要为您们加以描述，这个人在战争期间和在战后的时代，那时世界充满血腥杀戮，变得丑恶凶残，粗俗野蛮，那时他要在自己四周创造出安静已不再可能，他遭受的是怎样的一种痛苦。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我看到他身穿军服时，他是多么心慌意乱，惶惑无措。在他重新能写出诗句之前，他不得不逐年地去克服他内心的瘫痪。这就是那部《杜伊斯哀歌》的完成。 

　　女士们，先生们，我试图用一句话向您们说明里尔克纯洁的生活艺术，这位诗人在公众中从不出头露面，在人们中间从不提高嗓门，人们几乎听不到他的呼吸声音。但是，当他离我们而去时，没有人不会感到我们时代失去这样一位悄然无声的人，先是德国，随后是世界感觉到了存在于他本性中的那种一去不复的东西。 

　　有些时候会在一个民族出现这样的情况，当一个诗人逝世时，似乎创作本身也死去了。也许英国也有类似经历，那时在十年之内拜伦，雪莱和济慈都相继辞世而去。在这样悲惨的时刻，这最后一个人就像是成了他的时代的诗人的象征，人们会担心，这是我们所见到的最后一个。当我们今天在德国说起诗人时，我们还一直想到他，在我们还用目光在遇到他的地方寻找他那可亲的身影时，它正离我们这个时代而去，进入永恒，变成用大理石般的不朽之木雕成的塑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