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氢弹之父”于敏

他隐姓埋名28载，填补了中国原子弹理论的空白，被称为中国“氢弹之父”。

他曾获得“两弹一星”、国家最高科技奖、共和国勋章等荣誉功勋。

他言道“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

他就是于敏。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手握核武器的美国有恃无恐，试图对中国进行“核讹诈”、“核威慑”。

1961年1月，钱三强叫来正在忙碌的于敏，两人简单寒暄后，钱三强开门见山：“我国现在要开始氢弹研究了，希望你来担任科研小组的副组长，今天我就是来询问一下你的意见！”

于敏研究原子核基础理论长达10年，此时已经取得显著的成效，到了尤为关键的进程。氢弹的研究并非一朝一夕，这时转向氢弹方面的研究，意味着他必须放弃手里现阶段的成果，重新开拓未知领域。此外，作为研究人员，他需要隐姓埋名。即便如此，于敏还是马上表态：“我服从组织的安排。”

在国家和小家之间，于敏毅然选择了前者。就这样，他奋勇直前，开始了锻造“国之重器”的任务。

氢弹的研制离不开大量复杂的演算，当时条件十分有限，于敏只好带着大家采用计算尺人工测算，一算就是十几个小时。他们废寝忘食地工作，常常大家都下班了，于敏还在忙碌着。

100多个日日夜夜的研究，在堆积如山计算机纸带中，于敏率领着大家发现了氢弹自持热核燃烧的关键突破口，形成了一套基本完整的理论方案。他们欢欣雀跃，马上准备试验。

1967年6月17日，罗布泊沙漠深处，蘑菇云腾空而起。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研制成功，美国用时75个月，苏联用时48个月，英国55个月，法国102个月，中国仅仅耗费32个月，堪称奇迹！在此之前，世界上的氢弹只有T-U一种构型，是我国自主研发出了与众不同的“于敏构型”。

人们亲切地称呼他“氢弹之父”，却遭到了他的坚持拒绝：“我只是起了一定的作用，氢弹又不能有好几个'父亲’。”

后来，随着彭桓武、邓稼先这些曾经带领同志们攻破难关、从无到有的精英们相继离开九院，于敏主动担起开发第二代核武器的重担。

1980年，他被任命为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兼核武器理论研究所所长，在他的带领下，第二代核武器顺利诞生。

同所有研究“两弹一星”的科学家们一样，于敏也必须隐姓埋名，不能泄露一丝工作内容。此后，这位“国产专家一号”再也没有公开发表过论文，也无法著书立说，他的名字及毕生研究的事业成为重要机密。

直到30年之后的1988年，国家为于敏进行解密，妻子孙玉芹才通晓丈夫的工作点滴，后知后觉的孙玉芹感慨：“没想到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

即便过去了几十年，于敏依旧清晰记得他第一次来到这荒无人烟的大漠，大声吟诵着：“不破楼兰终不还！”的热血之词。

1969年，于敏无休无止地奔走往复于北京和大西北，积劳成疾的他患上了严重的胃病。研究小组组织做热核试验，同事们兴致勃勃拉他去小山岗看火球时，于敏突然全身冷汗，脸色苍白，瞬间休克昏迷。

数不胜数的测试使得于敏精疲力竭，健康状况每况日下。到了1971年，组织不忍，经过一番商讨，决定破例让于敏的妻子留在他身边悉心照顾。

一日深夜，正在苦心钻研的于敏突发不适，头昏眼花，他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叫醒妻子。孙玉芹醒来时发现早已瘫倒在地的丈夫，她赶忙通知医生，经过抢救，最终化险为夷。于敏在医院的病床上坐立难安，还没等身体完全康复好，继续投入了紧锣密鼓的研究中。

1973年，于敏乘坐火车从绵阳返回北京，途中开始便血，列车刚到北京他便昏过去了，还没来得及进家门就又被送往医院治疗。

那些年，于敏的身体状况令孙玉芹忐忑不安。虽然她对丈夫的工作内容并不知晓，但她深知，能够让枕边之人将生死都置之度外的理想，作为妻子，是必须无条件支持的！

为了让于敏没有后顾之忧，孙玉芹决定提前退休。她每天拉着小车去超市买菜，在邻居好友的印象中，她总是笑眯眯的，很有精神。

因此，孙玉芹的突然过世成为了于敏心头无法释怀的一根刺。在他的记忆中，热爱旅游的妻子却鲜少出远门，之后更是将所有的时间全部花在对丈夫的悉心照料上，他把自己所有的感情都凝聚在这句“报答平生未展眉”中。

“国产土专家”于敏一生怀有两件遗憾，一是没能好好陪伴妻子和家人，二是没能出国深造。当时国内顶尖的专家王淦昌、邓稼先和朱光亚等都曾留学国外，于敏却从未踏出国门。

蓝可是于敏带领的唯一一位博士生，在这位学生的毕业之际，于敏积极鼓励他出国学习，多次强调要求他归来时记得为祖国献身。

2019年，93岁的于老永远的离开了这个世界。有记者曾经到他的家中拜访，惊讶地发现于老睡觉的床铺还是几十年前的老旧样式，使用的也是当年的“国民床单”。他的床边挂着一副书法“国之干城”，这是于老对自己一生最好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