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乔：我那同学
见到他时，已是大年初五凌晨两点多的时候了。
我接到电话，那头传来他的声音：快过来帮我一下，我站不起来了。话声急促但并不连贯，似乎他的舌头打了结。我按照电话中他说的地点急匆匆地赶了过去。
河边的小路，昏暗的路灯，他一个人坐在灯下路边的绿地上，头深深地埋在弯曲着的双腿内，双手抱着脚的踝关节。脚前面是一大滩散发着酒味儿的呕吐物，他的旁边倒着一辆单车，一只黑色的皮包掉落在车把前的地上，包带子依然套在车把上，地上还有一个手机，看上去似乎屏幕已经摔坏。
坐在绿地上的是个四十余岁的中年男子，头发略显干枯，身上穿着一件颜色洗的略微发灰的羽绒服，由于头深埋在两腿间，他的脖子裸露在了冬日的寒气中。走近他的时候，我在闻到那股难闻的酒味儿的同时，似乎还听见了那个男人低低的呜咽声。
我走了过去，从地上扶起单车，捡起了包和手机，然后坐在他旁边，拍了拍他的肩膀。他抬起头，朦胧的双眼看了我一下，眼角下依稀挂着泪痕。
“你来了，”他望着我说道，“没什么，只是喝多了摔了一跤。”
我没有说话，从口袋里掏出烟盒，用右手食指和中指拍打了几下烟盒上端，待两只香烟从盒中弹出后，我抽出一支含在嘴里，点着香烟后，浅浅地吸了一口，然后把那只烟递到他嘴边。他接过烟，拿在手里，看着冒着红色火星的烟头，没有吸。我又抽出一支烟，含在嘴里，点着后深深地吸了一口，那烟从我的嘴进入到气管，再到肺里面打了个弯儿，从鼻孔中喷了出来。
我俩都没有说话，静静地坐在一起。
过了一会儿，他把香烟扔到地上，“我他妈的最恨的就是不公平！”他的脚狠狠地踩在烟上面，前脚掌用力地按着香烟在地面上来回的拧了几下，烟灭了。
坐在我旁边的这个男人是我同学。十五岁之前他是农民，他的家住在城市边缘的一个村子里面，家里有三间住人的瓦房，一个草披子搭的茅房，一间不大的厨房，厨房里面有一个砖砌的大灶。他家朝南的房门前面是块黄土裸露的空地，每年稻子收下来后，他的父母会在空地上铺上几床破旧的凉席，待天好时在席子上晒未去壳的稻米。空地南面是他家里的二亩水田，那是他爷爷的父亲传给他爷爷，又从他爷爷的手上传给他父亲的。他的父母靠这二亩水田养活了他的三个姐姐，一个哥哥。他在家里面是最小的娃儿，也只有他一直读着书。他上面的哥哥和姐姐都早早的工作，早早的结了婚。
在水田和门前空地中间有一个半人多高的用碎砖砌的猪圈，里面养着两只只能活到年三十前的母猪。猪圈散发着特有的猪和猪粪混合起来的味儿，那味儿吸引着周边的苍蝇一起飞到猪圈，在那个面积并不算大的道场里面吃喝拉撒，繁衍后代。
十五岁的时候，我同学初中毕业考取了一所中专。那年月，进了中专意味着身份可以农转非。全家人着实都为他高兴了一把，轰轰烈烈地在村子里面办了三天酒，上到村长，下到在村里面撒尿和泥巴的顽童都到他家吃了个满嘴流油。只是可怜了猪圈里面的一头母猪，正直大好的青春年华，灾祸从天而降，让它提前去阎王爷那里报了到。
念中专时，我那同学在班上的成绩一直排在前列，按照班主任的说法，毕业分配时肯定能够进一个好的单位。事实也正如老师说的那样，四年后，我同学怀揣着毕业证书以干部编制的身份进了一家大型国有企业。阳光似乎铺满了他人生的道路。
然而，进厂后因为没有关系，他被分配烧窑炉，工作时间三班四倒，那应该享受的干部编制待遇与他竟无丝毫瓜葛。从此，他开始了上两天白班，上两天二班，再上两天大夜班，然后休息两天的这种既有规律又没有规律的生活。看着厂里面同样是干部编制分配进来的一个中专生，因为有个当车间主任的父亲，从进厂的第一天起，就坐在干干净净的办公室内上班，再看着自己每天穿着脏兮兮的工作服，每隔半个小时要到窑炉边用一把起子调油压和炉温，再每隔两小时打开里面有2000多度的窑炉门，用一把长长的铁钩把一辆装满瓷件的推车勾出来，冷却后再推到离窑炉十余米远的墙边，我这同学背地里骂了娘。他恨厂里面的不公平，自己苦读了四年书，进厂后还是和那些工人一样没什么区别，什么干部编制，全他妈的是骗人的玩意儿。
三年后，也就是在他23岁的时候，他认识了一个女孩。那女孩我只见过一次，高挑的身材，象牙一般白质的皮肤，长长的马尾辫，穿着一件翠绿色的长裙。
那是在一个夏天的傍晚，吃过饭后我出门转悠，恰好碰见她和我同学并肩走在路上，两个人看上去确实般配。那年的夏天同学和我见面时总是乐呵呵的，他的生活已经没有了烦恼。
谁知三个月后，在秋天银杏树落叶的时候，有一天我去找我同学，看见他喝的大醉，斜歪着脑袋，仰面躺在一张长凳子上，像刚被人骟了的驴，没了气势。第二天，我知道了他的女朋友去了他家，看见了晒在他家门前阳光下的稻米、那半人高的猪圈、草披子搭的茅房，还有从他爷爷的爸爸传到他爸爸手上的二亩水田，那女孩坚决的和他分了手。在大醉了一个下午后，我同学醒了，他张口又骂了娘，我知道那时命运不公的种子在他心里生了根。
又过了两年，厂子不行了，据说是一个车间主任把厂里面生产的拳头产品中的次品，私下里卖给了一个乡镇企业的小老板，那个小老板又私下里以正品的价格卖到市场上，工厂拳头产品的牌子砸了，厂子一下子接不到订单，发出去的货又卖不掉，卖掉的货又回不了款，那个捞着钱的车间主任在东窗事发后拿出部分钱打点了厂领导，调到了另外一家国企。工人吗，停发了奖金，辛辛苦苦干一个月只能拿几百块钱的基本工资。
我同学在那时学了个驾照，在厂子效益不好的时候办了留职停薪的手续，和他姐夫开起了出租车。那时他姐夫开白班，他开夜班，一个月只休息两天，每天坐在车上大街小巷的全市转悠，让他在开车不久后就成了活地图。那年月开出租车是能挣着点钱的。我同学用开车挣的钱为自己买了彩电、随身听，还有一辆山地车，好运气似乎又转回到他身上了。那段时间，他几乎天天开车忙着挣钱，像一只牡蛎，把自己包在出租车的铁壳内，过着温暖快活的日子。
26岁的时候，我同学认识了一个喜欢穿高跟鞋的女孩。她个子不高，微胖，笑起来嘴角有两个小酒窝。那女孩特会做家务，心善，特质朴。只是她和我那个子高的同学走在一起的时候，看上去稍微有些变扭。那女孩和我同学十五岁前一样，是个农民，没念过多少书，家里面还有个双胞胎的姐姐，她的父母也是农民，一家子都是土地的主人。不过我同学并不在乎这些，按照他的说法，朝上数三代，哪个不是农民啊？这的确有道理。两人快快乐乐地结了婚，生了个大胖儿子，七斤八两。婚后小两口的日子过的像加糖去冰的奶茶，比现在明星夫妻的日子还甜。
婚后，同学老婆户口迁到了他家。一年后，政府征地拆迁，同学家分到了三套房，同学得了两套，父母留了一套。同学的老婆户口也农转非，她进了一家国企。
他俩儿子两岁的时候，工厂改制，同学回厂上了班。因为开过车，厂里面又缺少驾驶员，我那同学幸运的在厂里面开起了车，负责送货接货。后来厂长的司机年岁大了，不愿意带领导开小车，我同学抵了窝子，成了厂长的专职司机，他手里每天摸的方向盘也从卡车方向盘变成了轿车方向盘。
厂长的专职司机自然能够沾上点好处，有时候厂长收了礼多多少少会撒点儿给我同学。他呢，也乐得鞍前马后地侍候厂长，这工作是他刚进厂的时候再也没有想到的。
就这样，同学前前后后侍候了三任厂长，在他四十出头的时候，也就是现在，厂子彻底垮了，厂长和他儿子到上海做生意去了。我这同学拿了九万多元的补偿款回了家，算了算，那点钱交养老和医保到退休都不够，更谈不上养家糊口了。
同学第三次骂了娘。
不过，日子还是要过下去。同学找到我帮他介绍了一份保安工作，又开始了三班四倒的生活。家里面，老婆也快退休了，儿子念了大学，总算没什么后顾之忧，只是他感觉这命运总是在捉弄他，有点像做过山车一样，一会儿上，一会儿下，从青年到中年折腾个没停。
这一天，他晚上下班后一个人喝多了酒，想到从前心里面有些伤感，骑车在路上摔了一跤，他想到了我。
我俩在路边坐了三个多钟头，那包烟我抽了一大半，同学抽了一小半。站起来的时候，他还有些踉跄，不过酒早已醒了。天，也有些朦朦胧胧地亮了。
他回家的路并不远，但未来人生的路还有很长。我不知道他将来还会遇着什么，但我相信走过人生沟沟坎坎的他即使再走到泥泞的道路上，也会留下稳当、清晰的脚印，他会做到的，这一点，我绝对的相信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