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熙是怎样炼成的 / 四六文摘

北宋郭熙早春图绢本158.3cmx108.1cm 台北故宫藏

宋神宗是郭熙的天字一号粉丝，对郭熙的画喜欢得不得了。当时宫中收藏许多他的作品，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及学士院的墙上都是郭熙所画，学士院玉堂中屏“乃待诏郭熙所作《春江晓景》”。苏轼曾赋诗云：“玉堂昼掩春日闲，中有郭熙画春山。”又据《石林燕语》记载：“官制行、内两省诸厅照壁，自仆射而下，皆郭熙画树石。”郭熙在神宗朝入画院，他的创作盛期是在神宗时代。但神宗之后，继位的哲宗皇帝对郭熙的画却毫无兴趣，把两院内郭熙所创作的作品“易以古图”，宫中收藏的郭熙山水画，全被当作破烂处理了。甚至被“背工”当作抹布“揩拭几案”。宋代大收藏家邓椿的祖父邓绾看见背工以郭熙的山水画擦桌子，感到非常可惜，问其所自，则云不知，又问中使，乃云此出内藏库退材所也。邓绾说，若只得此退画足矣。第二天，哲宗有旨尽赐，且命舆至第中。邓家就这样，把宋哲宗当成破烂的宝贝全给收藏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赵匡胤黄袍加身，建立大宋，为了不再重蹈割据的覆辙，自然要彻底消除藩镇的威胁，强化中央集权。在这样的背景下，就需要孔夫子们的积极参与。以重振封建纲常了。儒学和理学得到了全面的复兴与发展。

郭熙的山水画美学思想深受当时的社会思潮的影响。

当时在文人眼中，书画的地位毕竟是轻于从政的。北宋以儒道治国，当时儒学复位理学兴起的时候，他的价值取向就会趋向于时代潮流，形成一种具有时代风气的文人思想。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北宋文人士夫形成浓厚的习儒风气。同时北宋理学兴起，理学家对宇宙自然有极大兴趣。对于“仁”的解释又使理学家把天命人性、伦理秩序归结到心理和情感之上，因而感性的自然界与理性的伦常本体界彼此渗透。

郭氏《林泉高致集》序中一句“先子少从道家之学，吐故纳新，本游方外”，致使很多学者一直从道家思想的角度来解读郭熙，如徐复观的《中国艺术精神》中认为郭熙的《林泉高致·画意》中提到的“易直子谅，油然之心生”算是直接点破了庄子虚、静、明的心斋。但是徐复观在论述这个问题时一直用的资料是《礼记》、《正义》、《郑注》这些儒家典籍，这个实在让人费解。

两棵“宗老”之树

用儒学去论证却得到一个道家的答案。陈传席的《中国山水画史》：“道家之学易于培养山林之士的性情；“'本游方外’是一个大山水画家的基本品格。”以及论述“三远”的时候又说：“'三远’的境界又不期然而然地和庄子的精神境界混同起来了。”而朱良志则认为：“郭熙思想有儒道兼综的特色，但更主要的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并且从《林泉高致》中仔细分析，认为：“在《林泉高致》中，我们却较少发现它与庄子思想的共通点，而更多看到的是二者之间的不同点。

郭熙在神宗熙宁元年，由宰相富弼推荐应诏进京之后，极受神宗喜爱。他入朝为官“为御书院艺学”，这已是文官中较高的职位。所以郭熙与文人画家或山林隐士不同，他长期地处于政治中心的原故，儒家思想必定要成为其“积极入世”的立足点。而伦理纲常思想更是渗透到他的理论和绘画中，对其美学思想的影响可想而知。郭熙在《林泉高致》各部分中反复地将儒家伦理纲常思想贯彻于内，紧紧地维系着“载道”、“教化”之功，不惜以“训”为名为其背书打call。

《山水训》道：

大山堂堂，为众山之主，所以分布以次，冈阜林壑，为远近大小之宗主也，其象若大君，赫然当阳，而百辟奔走朝会。长松亭亭为众木之表，所以分布以次。藤罗草木为振掣依附之师也。

这短话虽然说的是山水画的布局，却无一不是在进行封建礼教的君臣等级观和君子小人的道德观的说教，“成教化”的意味不言自明。再如“山水，先理会大山，名为主峰。主峰既定，方作以次近远者，远者，小者，大者”。“以其一境之主于此，故曰主峰，如君臣上下也。林石，先理会大松，名为宗老……如君子小人也。”

再来看神宗皇帝为什么那么喜欢郭熙的画呢？难道赵家如赵佶者，真的艺术细胞一直都刻在基因里世代流传吗？宋神宗一即位，便拉着王安石等忙于变法，变法自然要触动不少大佬的利益，这时皇帝集权的权威和儒家君臣的纲常便显得尤为重要了。神宗皇帝未必能真的对郭熙的画喜欢到真正的艺术审美这一层次，但是郭熙的画“成教化，助人伦”的道德之用肯定是皇上极为欣赏的。其实这时候，皇帝未必真的是喜欢一个画家的画，是他画里的伦理在现实中的折射是否让皇帝动心了。神宗皇帝可能是另一个喜欢细腰的灵王，碰巧这时候神宗皇帝遇到的郭熙，不仅仅是因为他的脸蛋长得漂亮，主要还是郭熙的腰比较细罢了。

神宗驾崩，哲宗即位，立刻废除王安石的新法，起用旧臣，换用老物，连宫中墙上屏间所有的画都改换为古画了。

郭熙以画而名的身份显然与文人士大夫所追求的出仕的思想是不符的。这样在这种矛盾之中他们往往会寻求道家老庄的思想以获得解脱。郭熙终究是向往山水的，在《山水训》中说：“君子之所以爱夫山水者，其旨安在？当然是“烟霞仙圣，此人情所常愿而不得见也”。大家都向往林泉之志，但是归隐山林的隐士的做法也让郭熙很鄙夷，“岂仁人高蹈远引，为离世绝俗之行，而必与箕、颍、埒素、黄绮同芳哉？白驹之诗，紫芝之咏，皆不得已而长往者也”，认为这样的隐士就是一种很不得已、很无奈的表现。但只是郭熙首先是将君子对于林泉之志放在一个大前提上来讲的，而如果在这样的盛世可以出仕，又能满足自己的林泉之志那是最好不过了，而寄情于山水、寓意于林泉本身是儒家思想的观点。子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他还在《画意》中写道：“人须养得胸中宽快，意思悦适，如所谓易直子谅”。这句话更将郭熙外道内儒或儒道合一的思想直接地体现了出来。郭熙虽然显示了他欣赏庄子“解衣般薄”的真性情，希望“寄情于山水、澄怀味像”的愿望。但实际上他并不同于前人宗炳、荆浩的真隐逸之心。郭熙并没有将林泉作为乱世和人生失意时的遁处，他只不过希望在出世和入世间找到了一片折衷之地罢了。儒家思想永远是郭熙山水美学的底色，“成教化，助人伦”的意识并没有被老庄思想所取代。或者说，以儒学为核心的内儒外道，才是一个真正的郭熙本来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