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歌剧的自信源于中国自己的人物、故事

——访第30届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歌剧演员王丽达

在歌剧《沂蒙山》中，王丽达深情演绎“海棠”这个角色

又一场《沂蒙山》演完了，王丽达还在戏里，问她，今天演得怎么样？她下巴微扬，说：“我觉得，还行。”那个“行”字也微扬，喜悦、倔强、俏皮，像“海棠”。又问她，演这么多场，对自己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她说：“每一场都会有一点小遗憾，等我回去看看录像。”

每一场彩排、演出之后，王丽达都会看录像，“找出好的地方，比如某一个滑音、某一个动作，如果加得有利于表现，我就会把它记下来，不好的地方也记下来，下次就不能再犯这个错误。”2018年至今，每一场演出都是这样，“海棠”已经成为王丽达的一部分，“在舞台上我会想她所想，这样，人物对舞台上发生的一切产生的反应才是最真实的。”

>>在舞台上享受表演

歌剧《沂蒙山》歌唱量极大，全剧40多个唱段本来就是一般歌剧的倍数，主人公海棠大大小小的独唱、重唱、对唱、领唱段落更是有20多个，对于歌剧演员来说，在技术、体力、内心上都是巨大的挑战，但对于王丽达来说，拿下它，更是过瘾的。她说，《沂蒙山》的歌词、台词非常有文学性，“朴实，又不是大白话。像《等着我，亲爱的人》，把两个人比作星、月、风、雨，唱的时候特别有画面感，特别符合当时海棠的内心。”这部歌剧中有板腔体的段落，有音乐剧的风格，结合了山东民歌、戏曲，融入了年轻人喜欢的流行元素，配合剧情、人物的需要恰当地运用，把一个歌唱演员能唱的、想唱的都糅合在其中。像《无情的风雨》，是舅舅牺牲了，表达海棠的痛苦、无助，是诉说式的歌唱，“它的音区比较低，对女高音来说是非常大的挑战，但诉说拉近了角色和观众的距离，观众觉得人物不是在唱，而是在'说’，'说’给予演员塑造人物更大的空间。”王丽达说。像《苍天，把眼睁一睁》，有叙述、有抒情，表达复杂起伏的强烈情感，运用了节奏不断变化的板腔体，考验的是歌唱演员在大体量唱段中对声音情绪的控制能力，“把这么多因素不着痕迹地融合在一起，作为演员，歌唱和表演都非常过瘾”。

王丽达经常在曲目单上勾勾画画，那是一张“技能点”分配表。“我会有一些设计，有的时候要巧妙地用声音去塑造人物，不是每段唱都在'爆发’，人物表达内心的时候，需要唱出诉说感。比如《无情的风雨》《苍天，把眼睁一睁》都是表达失去亲人的悲痛，但这样的两个段落处理是不一样的。前者更多是诉说，需要气息支撑，但不是力量的展现；后者则需要有强度的声音表达，爆发巨大的情感能量。我在气息的分配和声音的运用上会有掌控，随着人物命运走向、内心变化来表现。”

歌唱演员在舞台上，一般给人的形体印象是向上“拔”，而在《沂蒙山》中，王丽达一出场就是“村姑”模样，两手搭着衣摆，两腿分着站。像这样的细节还不少，比如“八字步”，“膝一屈、腿一拍”，“身子向前倾，比个大拇指”等等。“我捕捉了一些形体上具有代表性的动作、姿态，还有纳鞋底，每个地方的妇女纳鞋底的动作是不一样的。”王丽达说起这些“土味儿”，津津乐道，“在舞台上拿捏这些细微之处是非常享受的，因为角色会更加丰富、贴近老百姓、符合人们心目中的样子。有一次在临沂演出，演完之后，一个当地的老妈妈上台来和我说山东话，她说：'哎呀，你那几步路走的，你就是山东人吧！’其实，我是湖南人。”

王丽达从小喜欢湖南花鼓戏，唱了4年，练功那会儿留下的伤疤，到现在还烙在胳膊上，她深知动作、形体在表达中的重要。“我要在演出的3个小时中让观众看到海棠从一个'村姑’，成长为一个红嫂、一个坚定的革命者。从不舍得丈夫从军，到为一句承诺、为一个大义，义无反顾作出牺牲，音色上、形体上都要有变化。”王丽达说，一开始海棠是挺拔的，不愿意让丈夫从军，会任性地闹别扭，后来亲人相继离世，她的身躯渐渐弯曲了，是岁月、生活给了她磨砺，她背负起了巨大的现实压力。最后，她把小沂蒙还给她的父亲，在歌唱中抒发出心中大爱，“那时她不仅是海棠，也是千千万万的红嫂，所以当她唱'巍巍蒙山高，亲亲沂水长’时，又是挺拔的”。

>>不是爆发，而是控制

真正投入到人物中，从演员的内心体验，到观众的情感共鸣，需要的是恰如其分的外部体现，“那一段情节太揪心了，说台词的时候都是哭着，演员的歌唱和念白就得控制”。王丽达说，其实，越是在舞台上体验到强烈的情感，在表现的时候越是需要控制。“当海棠拿到丈夫的那双血迹斑斑的鞋的时候，我就想，一个女人失去父亲一般的舅舅、失去姐姐一般的夏荷、失去孩子，最后等来的是丈夫的鞋子，一拿到那双鞋，她的脑海中就会浮现当时在炕头给他缝鞋的场景，作为人物，她当时肯定说不出话了，但是作为演员，我要保持一定的理性，要控制好自己。那个时刻站在舞台上，作为海棠，我几乎倒下了，但作为演员，我不能真的倒下，是惊得一个踉跄，这时候气息已经浮到上面来了，因为失语、难过，这种气息状态是很难歌唱的。我怎么唱？每次演到这里，我坐在磨盘上，会迅速调整一下，让气息沉下来，但不能让观众看出来，形体表演同时又在紧张地进行着，所以这个时候我需要一个特别强的气息支撑。”王丽达说，“每一段都要以全部心力去把握。”

八路军战士夏荷身负重伤、怀抱孩子，一群战士围拢着她，观众一看便知，一场生死决别即将到来，海棠的一声“夏荷姐”，却没有让观众感到慌乱和悲痛，而是让整个舞台沉静了，她给了观众一个间隙，人们得以在台下深吸一口气，准备好了欣赏接下来的艺术表现。王丽达说，这样的表现方式，是经过真听、真看、真感受做出的选择：“在兵荒马乱中，海棠突然看到夏荷姐，是遇到了亲人、瞬间看到了希望，等真正走近，才发现她遍体鳞伤，已经不行了。夏荷接下来的一段唱，是诀别，也是托付，希望海棠能替她把孩子抚养长大。这是一段戏曲板腔体的咏叹调，对于女中音来说是很有挑战的，我虽然是主演，但我此时是一个聆听者，也要给夏荷的表演做铺垫、陪衬，因为戏不是一个人的，一定是我们都在为人物、剧情付出，同时彼此给予、碰撞，才能对观众产生感染力。我要仔细倾听她的每一句，而不是在旁边'演’。”王丽达说，那是夏荷牺牲前最后的表达，观众可能看不到海棠的什么“戏”，在外在层面，海棠可能并没有“表演”的内容，其实这个时候更需要真听、真看、真感受，“尤其是夏荷唱'沂蒙的女儿还叫沂蒙’的时候，我一定要听进去，才会有真情实感，只有这时候我听进去了，在最后一场把小沂蒙还给她的父亲的时候，我的感情才有铺垫，从把小沂蒙当亲生女儿养大，到赵团长回来，告诉小沂蒙我不是她的妈妈，两次抉择都坚定，因为都是夏荷的托付，因为沂蒙儿女一诺千金。”

>>每一部戏都有收获

“每一部戏都有收获，是技艺的成长、表演的进步，也是心灵的洗涤。”王丽达至今已演过十几部歌剧和音乐剧，在歌剧《英·雄》中，她扮演第一位女共产党员缪伯英。“缪伯英、何孟雄这一对英雄夫妻，为革命牺牲了家庭、孩子，他们的故事鲜为人知，他们让我知道了那一代共产党人是如何坚守信仰的，我想以我的歌唱，让更多人知道，他们为今天人们的幸福生活付出了什么。”

她也演过为人们所熟悉的人物，比如歌剧《扶贫路上》中的黄文秀。“她的事迹、形象广为人知，演好她对于我来说是很大的挑战，我在前期准备的时候，把能找到的关于她的所有视频资料都看了，为了能捕捉一些她的特点，比如动作、语言、状态等等。我观察到，她爱扶眼镜；她走路特别快，大步流星、一阵风，像个男孩子；她爱笑，一笑会露出牙齿，特别灿烂，我感觉她非常阳光向上。”王丽达说，演黄文秀，更多时候是把她当成自己的妹妹，“我在琢磨，我这个妹妹是怎么想的？她为什么要这样做？自己的困难，村里的困难，她都在独自承受。父亲的病，她谁都没有告诉，而帮助那些贫困户，她不遗余力。我理解到，她的感染力、魅力所在就是坚强。这种力量至今仍在百坭村，很多她帮助过的、如今已经脱贫的人都发自内心地说，如果文秀书记还在，她能看到我们的橘林、公路全都弄好了，我们的生活大变样了，我们脱贫了。在这些时候我觉得黄文秀并没有走远，千千万万扶贫干部为这份事业作出了各种牺牲，她还活在他们每个人身上。”

而歌剧《沂蒙山》、海棠，对于王丽达来说，是从生命到艺术的全线成长。“有一次演出《沂蒙山》，台下坐着一排外国友人，他们不懂中文，但是都看哭了，我相信他们看懂了。能感动他们，是故事本身感人，音乐本身动人，这是不需要语言去翻译的。这让我更加坚信，要讲好中国故事。”王丽达说，中华民族有那么多值得歌唱、值得演绎的故事、人物，歌剧虽然是舶来艺术，但我们有着赖以自立的核心部分，我们自己的人物、故事——“我的自信来源于此。”

作者：怡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