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主题公园的开拓者回忆录(二)
此文为余文恭先生亲笔回忆录系列的作品,在征得原作同意的情况下发表于此。
“前人种树,后人乘凉,不忘初衷,方得始终。”
原创佳作
《扑仓一扑仓》
武汉四中69届知青回忆录-余文恭
(一)
1968年12月22日的夜晚,天寒地冻,屋外的鹅毛大雪已经没过了脚踝。昏暗的灯光里,我们一家人围坐在矿石收音机旁,等待着一个重大的,神谕般的,决定命运的消息……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平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中央广播电台播音员浑厚的男中音回荡在冬日的夜空里,久久回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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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一道明亮的闪电划破了漆黑的夜空,接着,远方传来滚滚的雷声,一时间,满天飘飘缈缈飞舞的雪花,被忽闪忽闪照得刹亮。
“大雪天打雷……?!”,大哥的惊呼,被母亲凌厉的眼神堵了回去。
这时我15岁刚过,是武汉第四中学的学生,还有一年就初中毕业。一年前,二哥二姐已经打起背包奔赴了广阔的天地,我从他们写回来那些豪情满怀的信里,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对自由翱翔,对奔赴远方的神往,心里怀着一种深深的期待。平日里父母对哥哥姐姐生活上婆婆妈妈的担忧,在我看来有点不屑一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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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第四中学,是1899年由英国基督教伦敦会创办的教会学校,从原来的博学书院到现在的武汉四中,整整跨越了三个世纪。这里培养出世界杂交水稻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世界科学院院士、返回式卫星总设计师 ,以及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国家审计局局长、中国中东特使、农业部副部长、国务院长江三峡工程委员会副主任、神舟飞船测控总设计师等数以千计的科学家、政治家、外交家、文学艺术家。可谓桃李芬芳、群星璀璨。
1970年1月13日早晨,阳光灿烂,微风轻拂,是冬日里难得的好天气。武汉四中灰暗的钟楼前,绿色的大卡车排了长长一列,车上、绿茵道旁粗壮的法国梧桐树上,挂满了鲜红的欢送横幅,让我们牛气冲天的学校国际标准足球场边,彩旗飘扬,锣鼓喧天。
这个古老学校的最后一届男生——69届初中毕业生,即将开始他们下一段的人生之路——到偏远的大悟县山区去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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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悟县的方位概念,是班主任李永铮老师来我家家访时,应母亲的请求,举着我外婆的老花镜,在一本巴掌大的分省地图上找了半天才找到的。对刚满16岁,从未出过武汉市,从未见过大山,从未远行的我来说,大悟就是山,就意味着远方爬不完的延绵的群山,多好哇!山上一定有森林、野兔、野猪、麂子,说不定还有狐狸……。而我长这么大,只有一次机会,跟着对门的木匠说是去打猎,坐在自行车的后架上颠簸了4个小时,才见过市郊黄陂县边上的一点点小山坡,连一根野兔毛都没见到。
汽车已经发动了,来送行的家长们都围在卡车的墙板边,依依不舍。
车开始向前缓缓移动,送行的家长们有的跟着车,边走边向自己的孩子挥手、叮嘱,唠唠叨叨,有的渐渐被甩在车后。
从爬上车开始,我的脑子里满满地都是对远方群山的想象,沉浸在一种飘渺的兴奋中,一种对远行的期待里,来送我的母亲叮嘱过什么,讲过什么话我全然没有在意。等我回过神,在送行的人群中寻找母亲时,她已经被远远地甩在了车后。母亲没有像别人那样使劲地挥手,她只是呆呆地跟随着人群向前移动,眼里噙满了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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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哥姐姐下放时母亲都没有去送行,唯独我这个最让她烦心的儿子走时却来送行,这让我有点奇怪,也有点烦心,特别是临走前她死活不让我带上我自制的那把猎枪,让我心里生出一股深深的怨恨。
母亲出生在一个殷实的旧式大家庭,写得一手好字,是一个非常有主见,十分聪慧坚强的人,从来没有在我们面前哭过,没见她流过眼泪。
她在伤心什么呢?她为什么流泪呢?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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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等我有空稍稍回味一下母亲的眼泪时,车队已经开进了深山。从丰店区到姚畈公社,车队开始分流,一路颠簸,一路分流,车越往前开,同行的同学就越来越少,这时心里开始有点慌乱,好像我们正在朝着一个无底的黑洞在走,心里堵堵的。在卡车上吹了一天的风,手脚也不免有些僵硬。
到达姚畈公社时,只剩下孤零零的2台车,在公社大院里稍事休息后,我们一行8人被分配到距离公社12里外的8大队。
从公社到8大队的路坑坑洼洼十分难走,好容易赶到了大队部时,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这时肚子开始叽里咕嘟地叫,又冷又饿,心里有点发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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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队书记腰上扎着一条显眼的武装带,杈着手官腔十足地讲了一通话,接着几个农民代表各小队,把我们像从羊圈里领羊一样分到了手。书记说我们这里太穷,一个队最多只能安置2个。
这样,从早上一大帮欢天喜地的同学,到现在只剩下我们孤零零的两个人,一种被丢弃的恐慌感强烈地袭来,堵在心里,满满的。
来接我们俩的,是一个身架高高的老头,五十出头年纪,头发花白,背有点驼,穿着一件扣子几乎掉光了的黑棉袄,棉袄的前襟脏兮兮的油光锃亮,腰上扎着一根黄绿相间的电线,一杆两尺长的旱烟枪斜插在腰间,烟枪上挂着一个红黄难辨的布烟袋,像钟摆一样吊在屁股后面一走一晃悠。他是我们6小队的刘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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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头露出一口熏得焦黄的牙齿朝我们笑笑,算是打了招呼,然后开始绑牢我们的行李,一条扁担,一头一个。
断断续续的交谈中,老头的脸上始终挂着一种拘谨、僵硬的微笑,但眼神却游移飘渺,感觉有点怪怪的,而且他讲着讲着会突然莫名其妙地哈哈大笑,笑到一半又突然戛然而止,令人有点毛骨悚然,我心里怕怕的,碰了碰同伴的手,开始着意提防起这个人来。
后来才知道,刘队长是队里干活的好把式,好端端的一个人,一次被评上了劳模,到县城里去开会,县里晚上招待劳模放露天电影,电影散场后,刘队长摸黑走在马路上,突然迎面来了一部大卡车,汽车大灯一亮,喇叭一响,把他当时就吓疯了。
那时,我们这个队里,见过大卡车的人很少,在夜间见过大卡车的更是凤毛麟角,而火车,则是年轻人在道听途说中幻想出来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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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慢慢治好了病,刘队长工作、生活上都没有大碍,只是神情显得有些异于常人。
队长帮我们挑着行李,闷头在前面晃晃悠悠地走,我们两个远远地掉在后面,生怕和他靠得太近,怕出现什么想象不到的意外。
又冷,又饿,又怕,一边走,一边眼泪就不由自主地涌了出来。
冬夜微弱的星光里,脚下,黑黝黝的山脊像蛇一样蜿蜒,山脊上一条被人踩出来的小路,几经起落盘旋,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坐落在深山脚下的小山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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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刘队长把我们带进了村,来到一个夹在土墙中间的小天井,天井的一侧,是队里存粮食的仓库,有一个很大的旧木门,另一侧,是副队长“二老把子”的家。刘队长说今天就在副队长家住一晚,等明天上山砍树回来,再在仓库里隔出一截来,给我们搭床,打灶台。
当时我心想,怎么让我们住在仓库里,万一粮食少了怎么说得清呢。
后来才知道,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可怜偌大一个小队,根本就没有多余的粮食可存,这里水冷田薄,一年到头打下的粮食除了交公粮,剩下分到农民头上的很少,最好的年景也只能满足全年口粮的三分之一,其他常年要靠红薯、南瓜、野菜、麻角根来充饥。
副队长“二老把子”约四十来岁,老光棍,矮个子,整个人像一段硬木头,结实坚硬,脸上布满深深的皱纹,像刀劈斧凿出的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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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老把子”呐呐地把我们迎进了他的小屋。屋内点着一盏昏暗的小油灯,墙角边的火塘上,吊壶在咝咝地冒着热气,火塘边,黑压压坐满了一屋子的人。从我们进门起,围在火塘边的人就开始打起了放在他们脚边的响器,有羊皮鼓、铜锣、铜镲、木梆子等等。
打鼓的人好像是指挥,大家都盯着看他手里翻飞的木鼓锤,他时而敲击鼓邦,时而敲击鼓面,有时单击,有时连续不断地敲,千变万化,丰富多彩,其他人都必须跟紧他的节奏,让自己手中发出的声音准确地填进鼓点留出的空隙,形成一篇一篇略显晦涩古朴的乐章。
扑苍 扑苍 苍扑一扑苍 仆仆扑 苍苍苍 苍扑扑 扑苍苍 苍扑一扑苍苍苍……
一直持续到深夜。
现在想来,隆冬的夜幕下,一群半饥半饱的农人,围坐在温暖的火塘边,敲击出一种节奏分明,风格古朴的醉人的乐曲,该是一幅多么浪漫,多么诗意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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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当时,我只觉得眼皮子直打架,对村民们苦练多日的欢迎仪式,只能报以一个接一个长长的哈欠。
众人散去之后,“二老把子”把小油灯从外面的堂屋拿到房内,开始整理他的炕不像炕,床不像床的床铺,其实就是一个木头搭出来的台子,上面铺着一张油光发黑的竹蓆,队长在竹席上铺好一块边沿须须拉拉的棉布床单,就开始上床准备睡觉。
隆冬的深夜,气温早已在冰点以下,堂屋火塘里的火星已经渐渐消失,一阵阵寒气袭来,直往骨头缝里钻。
见这样的情景,我俩赶紧解开各自带来的行李,合衣把被子往身上一裹,直接滚上了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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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弱的油灯下,偷眼看见“二老把子”欠起身,把身上穿着的衣服、裤子脱了个精光,接着吹熄了油灯,赤身裸体钻进一条薄薄的棉被,2分钟后,发出了均匀的鼾声,屋子里漆黑一片……
屋顶上有一块亮瓦斜对着床,透进来一点微弱的光,盯着这点微光,我似乎看到了冬日夜晚的星空,若隐若现,有无数星星在眨眼睛,星光泛滥。
模模糊糊中,泛着的星光变成了母亲眼里的泪光,在暗夜里一闪一闪。
耳边,响了大半夜的锣鼓点子还在远远地响,久久不肯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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扑苍 扑苍 苍扑一扑苍 仆仆扑 苍苍苍 苍扑扑 扑苍苍……
母亲为什么要哭呢?我似乎懂了一点点,却还是没有想透,但母亲的确是为我哭了,这让我很是心痛,彻夜难眠。
苍扑一扑苍……
2017年12月6日记于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