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贾平凹:我是这样写作的

关于“语言”

大家都是搞创作的,我在这儿说心里也发虚,因为我也不是体会得多独到、多深刻。我谈这些害怕你心里说:你谈的这些谁不知道呢!我也看过大家的好多作品,我看到好多人的语言比我写得好,真的是这样,但是我有我自己的一些体会。

我觉得语言首先与身体有关。为什么呢?一个人的呼吸如何,你的语言就如何。你是怎么呼吸的,你就会说怎样的话。不要强行改变自己的正常呼吸而随意改变句子的长短。你如果是个气管炎,你说话肯定句子短。你要是去强迫自己改变呼吸节奏,看到一些外国小说里有什么短句子,几个字一句几个字一句的,你就去模仿,不仅把自己写成了气管炎,把别人也读成了气管炎。因为外国人写的东西,他要表现那个时间、那个时段、那个故事情境里出现的那些东西,如果你不了解那些内容而把语言做随意改变,我觉得其实对身体不好。

我对搞书法的人也讲过,有些人写的字缩成一团儿,那个字你一看容易犯心脏病。遇到身体不好的老年人,我经常说你要学汉中的那个“石门铭”,那个笔画舒展得很,写那个你血管绝对好。语言也是这样,笔画是书法的语言,咱们谈的文学语言,与身体有关、与呼吸有关,你呼吸怎样,你的语言就怎样。

小说是啥?在我理解小说就是小段的说话,但是说话里边呢有官腔、有撒娇之腔、有骂腔、有哭腔、也有唱腔等。小说我理解就是正常地给人说话的一种腔调。小说是正常的表白腔,就是你来给读者说一个事情,首先你把你的事情一定要说清楚、说准确,然后是说的有趣,这就是好语言。语言应该是有情绪的、有内涵的,所以一定要把握住一句话的抑扬顿挫,也就是语言的弹性问题。用很简单、很明白、很准确的话表达出那个时间里的那个人、那个事、那个物的准确的情绪,把这种情绪能表达出来,我认为就是好语言。

这里边一定要表达出那种情绪,表达出当时那个人的喜怒哀乐、冷暖、温度,把他的情绪全部能表达出来的就是好语言。既然能表达出情绪来,它必然就产生一种抑扬顿挫,这也就是所谓的弹性。而要完全准确地表达出那种情绪,还要说的有趣才行。什么是有趣呢?就是巧说。怎么和人说的不一样?这其中有一点就是多说些闲话。闲话与你讲的这个事情的准确无关,甚至是模糊的,但必须是在对方明白你意思的前提下才进行的。就如你敲钟一样,“咣”地敲一声钟,随之是“嗡……”那种韵声,这韵声就是闲话。

文学感觉越强的人,越会说闲话。文学史上评论好多作家是文体家,凡说是文体家的作家,都是会说闲话的作家,凡是写作风格鲜明的作家都是会说闲话的作家。你要表达的人和事表达得准确了、明白了,然后多说些有趣的闲话,肯定就是好语言。之所以有人批评谁是学生腔,学生腔就是成语连篇,用一些华丽辞藻、毫无弹性的东西。为什么用成语多了就成学生腔了,就没有弹性了呢?因为成语的产生,是在众多的现象里概括出一个东西,像个符号一样提出来,就是成语。

现在文学创作不需要那些,文学创作完全要还原原创、原来的东西,所以会还原成语的人都是好作家。如果你想在这一段写一个成语出来,你最好不要那个成语,把成语的原生态写出来。比如说,你需要写牛肉罐头,你要还原成牛肉,还原怎么杀牛,牛怎么生长的,写那个东西。这是作文和创作的区别,也是文学语言和学生语言的一种区分。

语言是个永远琢磨不透的东西。在研究语言的过程中,你可以考究一下那些官腔、撒娇的腔、哭腔、骂腔、唱腔等,从中发现和吸收各种腔的特点,在你写人物或事情的时候,你可以运用好多腔式。

我当年研究语言的时候,就把好多我爱听的歌拿出来,不管是民歌还是流行歌,还有好听的戏曲音乐,当时就拿那种画图的方式标示出来。我对音乐不是很懂,把哆来咪发就按一二三四来对待。我把这个标出来后,看那个线条,就能感觉出表现快乐的、急躁的、悲哀的,或者你觉得好听的,起伏的节奏是个啥样子的,你要把握这个东西。

当年我对陕北民歌和陕南民歌做过比较。你把那陕南民歌用线标起来,它的起伏特别大,就像心电图一样哗哗地就起来了。后来我一看,陕南民歌产生的环境,它那种线条就和陕南的山是一回事情。而陕北民歌和陕北那儿的黄土高原是一样的。所以说,任何地方,地方不一样,山川不一样,文化不一样,人也就不一样,产生的戏曲不一样,歌曲不一样,蔬菜长得都不一样,就是啥都不一样,但它都是统一的完整的。从里边可以吸收好多东西。

语言,除了与身体和生命有关以外,还与道德有关系。

一个人的社会身份是由生命和后天修养完成的,这就如同一件器物,这器物会发出不同的声音。敲钟是钟的声音,敲碗是碗的声音,敲桌子是桌子的声音。之所以有些作品的语言特别杂乱,它还没有成器,没有形成自己的风格。而有的文章已然有了自己的风格了,有些文章它里面尽是戏谑的东西、调侃的语言,你把这作品一看就知道,他这个人不是很正经,身上有些邪气;有一些语言,很华丽,但是没有骨头,比喻过来比喻过去没有骨头,那都是些比较小聪明、比较机智、灵巧但是也轻佻的人;有些文章吧,有些句子说得很明白,说得很准确,但是没有趣味,写得很干瘪,那都是些没有嗜好的人,就是生活过得特别枯燥的那些人。从语言能看出作家是宽仁还是尖酸,能看出这个人是个君子还是小人,能看出他的富贵与贫穷,甚至能看出他的长相来。时间长了,你肯定会有这种感觉。画画、书法、音乐、文学,任何艺术作品,这些东西都能看出来。

当然,语言吸收的东西和要借鉴的东西特别多。不光是语言,还包括别的方面。在现在这个时代搞创作,抛开语言本身,我觉得还有三点必须把握好:

一是作品的现代性。你现在写作品如果没有现代性,你就不要写了,这是我的观点。因为你意识太落后,文学观太落后,写出来的作品就不行,或者你的写法很陈旧也不行。所以说,一定要有现代性。要吸收外国的一些东西,尤其在这个时代,这一点特别重要。咱不是说要为编辑写东西,但从某种程度上说也得给编辑写,你不给编辑写,编辑不给你发,你不给评论家写,评论家不看你的东西,不给你指出优缺点。当然从长远意义讲,文学不是给这些人写的,但在现实生活中,起码得要你周围的人能看懂,你就要有现代性。就像卖苹果一样,出口的苹果都有一个框框来套,一套一看,读上几段,一看你那里面没有现代的东西,他就不往下看了,就把你撂到一边去了。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二是从传统中吸收。我觉得这个用不着说大家都能懂,大家从小都是这样过来的,接受的东西大部分都是传统的东西。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讲,对中国那些东西(其实不光是中国的),小说啊,散文啊,诗词啊,不仅仅是这些东西,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好多东西,它的审美的东西,你都要掌握。它不仅仅是文学方面,文学方面因为咱现在大部分还是写小说、散文,包括诗歌,但咱现在写的诗歌和古人的又不一样。所以说主要从古人的作品里学那些审美的东西,学中国文化的那些东西、东方的那些东西。

再次就是从民间学习。从民间来学好多东西,是进一步来丰富传统的,为现代的东西作基础、作推动的东西。所以一定要把握,现代的、传统的和民间的这些方面。从文章里你完全能看出一个人的性情。就像我刚说的,有些人的文章语言说得很调侃、很巧妙,你看他也没有正形,他也不知道自己说啥呢,你说东,他偏不给你说东,这表现出他这个人的心态和思维。有人说的很尖酸,有人你一看他的文字就觉得:啊呀,这个人不能深交!不能交得太深,因为他太尖酸。

我在报纸上看过一篇小文章,写球赛的,里面有一句话,说“球踢成那个样子还娶那么漂亮个老婆”,后来我想这句话正好表现了他自己的心态不对。踢球管人家老婆啥事呢?因为镜头经常闪到观众台上人家的漂亮老婆在那儿,他就说这些人拿的高工资、娶的漂亮女人怎么怎么的。这其实就表现出了他那种说不出的心态,从这句话我就感觉这人不行。

当然语言里面需要做的功夫特别多,具体怎么锤炼,怎么用词,我觉得那些都不重要。要注意在句子里边多用一些动词,多说些和别人不一样的话、不一样的感觉。大家都说张爱玲的小说写得好,就是因为她经常有些奇思妙想,经常有些和别人不一样的东西。

再一个,我觉得小说里面的标点符号也特别重要。我一辈子都在当编辑,看过很多稿子,一般人对这个标点符号不注意,而且标得特别模糊。我的稿子里标点符号都和字差不多大,因为标点符号最能表现你的情绪了,表面上是直接表现你的情绪的。咱们的审美里面为什么诗词的写法中平平仄、仄仄平呀,打鼓点子啊,敲什么声音啊等等,你从中可以获得好多启发。语言就是忽低忽高、忽缓忽急,整个在不停地搭配转换。上面这些是我谈的“怎么写”里的“语言”的问题。

02

关于“节奏”

节奏实际上也就是气息,气息也就是呼吸。节奏在语言上是有的,而且对于整部作品来讲它更要讲究节奏。什么是好的身体呢?气沉丹田、呼吸均匀就是好的身体,有病的人节奏就乱了。世界上凡是活着的东西,包括人啊、物啊,身体都是柔软的,快死的时候都是僵硬的。你的作品要活,一定要在你的文字里边充满那种小空隙,它就会跳动,会散发出气和味道,也就是说它的弹性和气味都在语言里边。如何把握整个作品的气息,这当然决定了你对整个作品的构想丰富程度如何。构思的过程大概都在心里完成了,酝酿得也特别饱满、丰富了,这时你已经稳住了你的心情,慢慢写,越慢越好,像呼气一样,要悠悠地出来。

任何东西、任何记忆都是这样的。你看那些二胡大师拉二胡,不会说“哗啦”地就过去了,而是特别慢的,感觉弓就像有千斤重一样拉不过来。我记得有一年的小品里边有一个吃鸡的情景,拉那个鸡筋,它就表现出了那个韧劲儿,像打太极拳一样,缓慢又有力量,人也是这样。我曾看过曾国藩的书,他的书里面要求他的后人经常写信给他汇报走路的步子是不是沉了,说话是不是缓慢了,经常要求。为什么呢?步子缓慢了、沉了其实道理都是一样的,他的一切都是悠悠的。把气一定要控制住,它越想出来你越不让它出来,你要慢慢来写。在写一个场面的时候,也要用这种办法构思,故意把这个东西不是用一句两句、一段两段说完,你觉得有意思的时候就反复说,反复地、悠悠地来,越是别人着急的地方你越要缓,越是别人缓的地方你越要快,要掌握这个东西。大家都不了解的东西你就要写慢一点,就像和面一样要不停地和、不停地揉,和了一遍又一遍,写了一段换个角度再写,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你就一笔带过。

在写作的过程中经常出现这种情况,突然一天特别顺利,写完了以后无比兴奋,第二天却半天写不出来,写一张撕了写一张撕了,或者一天写不出二百来个字。当时我也这样,后来总结出经验,当你写得很顺手的时候,从这儿往后已经了然无比了,写到半路的时候我就不写了,我把它停下来,放到第二天早上再来写的时候一上手就特别顺,必然把你后面艰涩的地方就带过去了,不至于今天写得特别顺,而第二天憋不出来一个字。

我写作有个习惯,每天早上起来最反对谁说话,要坐在床沿闷半天,估计也没睡醒,然后想昨天写的(这是写长篇的时候发生的,写一写就觉得应该想一想)。那个时段想问题特别清晰,想了后今儿一天就够用了。当然各人的写作情况不一样,到我这个年纪年龄大了。其实人生就是这样,你年轻时需要房子的时候没有房子,需要钱的时候没有钱,需要时间的时候你没有时间,当你老了你不需要的时候房子单位又给你分了,你的工资也提高了,你的时间也有了,有些东西到时候你就可以支配(而在座的有些可能还不能支配自己的时间)。我现在只要在家里,每天早上七点半到八点从住的地方到我的工作室,每天一直在写。来人了就说话,人走了就写,晚上再回去,每天就过这种日子,每天早上一定要坐到那儿想。

有一年我到麟游地区,人都说那里的人大部分都长不高,睡起来后起码要揉半天蹆才能活动。后来我老笑自己,每天早上坐到那儿不准老婆说话也不准娃说话,谁要说些家长里短的事我就躁了,坐在那儿好像揉腿一样得揉半天,揉的过程就是在构思。

写作的节奏一定要把握好,一定要柔、一定要慢。这个慢不是故意慢的,而是要把气憋住,慢慢往外出,也必须保证你肚子里一定要有气,一肚子气往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悠悠地出。

在写作中我还要特别强调一点,就是要耐烦。毛主席讲世界上的事情最怕认真二字,我认为“认真”实际上也就是“耐烦”,因为写作经常会不耐烦。有些人为什么开头写得都好得很,写到中间就乱了,后边慌慌慌就走了,肯定是没有节奏,只打了半场球。节奏不好也是功力问题,因为他的构思“面没揉到”,没有想好,这就造成写作过程中不耐烦的东西。往往自己写一写不耐烦了就不写了,尤其是在写长篇的时候,感觉脑子里边像手表拆开了,各种齿轮互相咬着在一块儿转呢,突然就不动了。大家恐怕都有这体验,要么到厨房找些吃的,吃一下喝一下出去转一下,但有时根本啥也做不成,就干脆不弄了。但是往往自己是再停一会儿放到这儿,下午来看的时候那一张又给撕了、又得重写,经常就把人写烦了,要么就写油了。世界上许多事情都是看你能不能耐住烦。你耐得住烦你就成功了,耐不住烦只好就那样了。

在把握节奏这个问题上,像我刚才讲的一定要匀住气、慢慢匀,在别人不知道的地方就慢慢地,该绕转的地方就绕转,别人知道的东西尽量不写。整个要把握节奏,把前后把握好了以后,还要把空隙都留好、气都充够,它必然就散发好多东西,里面就有气有味。所谓气味就是有气有味,这个我就不多说了。

03

关于“叙述”

我们看一些传统的老戏,不管是《西厢记》还是其他,对白都是交待情节的,唱段大量讲的是抒情,也是抒情也是心理活动。中国的戏曲里边是这种表现办法。

中国的小说叙述按常规来讲,叙述就是情节,描写就是刻画。叙述要求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要交代故事的来龙去脉,要起承转合,别人熟悉的东西要少说,别人不清楚的东西你多讲,这是我自己当时对叙述的一种理解。有些作品完全就是叙述,急于交代,从头到尾都在交代。比如走路时,他老在走、老不站住,流水账一样就一路直接下去了,这样肯定不行。像走路一样,你走一走要站一下、看一下风景,你就是不看风景你也需要大小便一下。比如说长江黄河每个拐弯处都有个湖泊、有个沼泽,涨水时就匀到那儿,平常就调剂,作品它也需要这个东西。

有些人不了解叙述和描写的区别,尤其是写小说。我所说的这个节奏是纯粹的快慢节奏,他在交代事情的过程中用描写的办法,有肉无骨、拖泥带水、扭扭捏捏,走不过来,本来三步两步就跳过来了他总害怕交代不清,他给你别扭地交代,该交代的没交代清,该留下印象的没留下印象,把他写得能累死而且篇幅特别长。我当编辑的过程中经常遇到这种作品。

中国人大都习惯用说书人的叙述方法,就是所谓的第三人称。但现代小说(具有西方色彩的有现代性的那种小说),或现在要求你写小说时,往往都需要你必须在叙述上突破。叙述有无限的可能性,叙述原本是一种形式,而形式的改变就改变了内容。

现在举个例子,像我刚才说的对叙述的理解它是情节、是一个交代,是一个场景到另一个场景的过程和交代,在当时理解上它应该是线性的。但现在小说改变了,叙述可以是写意的、是色块的。把情景和人物以及环境往极端来写,连语言也极端,语言一极端它往往就变形了、就荒诞了。这样一来叙述就成小说的一切了,至少可以说在小说里占极重要的部分,似乎没有更多的描写了。现在的小说几乎都没有更多的描写了,它把描写变成了在叙述中完成。原来的叙述肯定是交代故事的、交代情节和场景的变换的,而现在把叙述作为小说最重要的一个东西了,它把描写放到叙述中完成了,这样一来情节变成了写意的东西(本来情节是交代的东西,现在变成写意的东西),把描写变成工笔性的东西。过去的情节是线性的,现在成了写意的、渲染的。

你现在看尤其这个先锋小说都是这样的,过去在描写一个场景的时候,经常是写意的或者是诗意的那种东西,现在完全变成是工笔的。工笔就是很实际的把它刻画出来。写意更适合于油画中的色彩涂抹,工笔更适合于国画中的线条勾勒。从绘画里面可以吸收它的方法,一个将其混沌,一个将其清晰。本来的情节现在讲成混沌了,不像原来一个清晰的、一个线性的、一个链条式的结构,现在变成混沌了。原来对于场景的描写完全是诗意的,刻画性的东西现在完全变成勾勒性的、清晰的东西。写意是火的效果,整个叙述过程中有一种火的效果,它热烈、热闹、热情;工笔是水的效果,它惊奇、逼真、生动,而写意考验的是你的想象力。

现代小说、先锋小说或现在的一般小说,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它的情节没有三五十年代或苏联的小说教给咱们的那种描写,那种交代完一段以后又定位自己的描写,它用各种角度一口气给你说清楚。有一种是呈现型的,有一种是表现型的,有的是把东西摆出来给你看,有的是纯粹给你说、给你讲这是咋回事情。再举个例子,像有些破案一样,有些是给你交代这案情是怎么发生的,有些是我给你打到屏幕上你看,当年是这样的。但现在更多采用的是我来给你讲,那些图像的东西完全是讲的过程中同时交代的,中间加了很多描写的东西,那些场景充分考验你的想象力。那些有名的作家想象力都是天马行空,想象力都特别好,他们叙述得都特别精彩。

在具体刻画人物的时候,具体在描写、勾勒细节的时候,完全是写实的功夫。这样一来一切都变了,传统小说的篇幅就大大地被压缩了。举个例子,原来的木棍是做篱笆用的,现在把它拔起来后就可以做一个扫把、一个武器,功能、作用就变了。我的意思就是说,现在小说的突破大量都在叙述上突破,一定要在叙述上有讲究,宁愿失败都要探索。如果老固守原来那种东西也行,但是你一定要写到极端。比如大家经常比喻天上的月亮,有的人比喻成银盘,有的人说是一盏灯、燕子眼或是冰窟窿、香蕉、镜子,举的例子都挺好的,实在举不出来,那月亮就是个月亮,我觉得反倒还好。如果变化得太奇特了,里面就可以产生很多奇幻的、刺激的东西。

现在的小说的叙述更多采取的是火的效果。火的效果有热度、能烤,不管人还是兽看到都往后退,马上就发现和感受到一种热,而且在当中有一种快感。但是如果不掌握写实的功力,具体刻画的那种工笔的东西往往很多人又做不到位、落不下来,如果没有这种功夫,不管它怎么荒诞、怎么变形,读起来很快乐,读完了就没有了,回味不过来。这当然是借鉴西方的好多东西,中国传统的还是原来那种线性的、白描的、勾勒的、需要有韵味的那种东西,表面上看它不十分刺激,但它耐看、耐读,而且产生以后的、长久的韵味。把这两个方面要很好地结合起来。但是不管怎样,目前写小说我觉得叙述上一定要讲究,不要忽略这个东西。这就是我讲的关于叙述方面的。

实际上有些道理我也说不清,因为说一说我也糊涂了。有些东西只能是自己突然想的、突然悟的。实际上世上好多东西,本来都是模模糊糊的。尤其这个创作,啥东西都想明白了以后就不创作了。为什么评论家不写小说,他想得太清晰的话就写不成了。一个男人一个女人社会阅历长了就不想结婚了,结婚都是糊里糊涂的,创作也是糊里糊涂的。你大致感觉有个啥东西然后就把它写出来。我经常说你不知道黄河长江往哪儿流,我在写的过程中经常构思,提纲写得特别多,最后写的时候就根本不要提纲,但是开始的时候必须要有提纲。有个提纲先把你框起来,像盖房一样,你必须要有几个柱子,回忆的时候就跑不了了。现实生活中曾发生过什么事情,我在写的时候要用它,我的脑子里就出现我村里的谁,我家族里的谁,这个时间应该发生在我那个老地方,或者发生在陕北,或者发生在陕南某一个我去过的地方,脑子里必须要有那个形象。那个形象在写的时候不游离,把别的地方的东西都拿过来,你知道那个石头怎么摆的、那棵树怎么长的、那个房子怎么盖的、朝东还是朝西你心里都明白,围绕着它晕染,在写的时候就不是那个地方了,就变成你自己的地方了。所以在构思的过程中尽量有个东西,但是你大致觉得应该是咋回事,具体写的时候灵感就来了,它自动就来找你了,你只要构造它就来了。你说不清黄河从哪儿转弯,但我知道它一定往东流。把握住一个大的方向就写过去了。

(本文摘自2014年4月贾平凹在鲁迅文学院陕西作家研修班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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