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与反思】老有所为与老年友好社区建设
类别：社会治理
导言
面对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的全球性社会现实，一个毫无障碍、友好对待老人的物理空间与社会氛围，是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策略的重要因素。最近，香港岭南大学温卓毅（Zhuoyi Wen）、莫家豪（Ka Ho Mok）和柏墨（Padmore Adusei Amoah）三位学者，在社会政策与社会老年学旗舰期刊Ageing & Society上发表“老有所为及在生产型福利体制中安老：建设香港成为老年友好城市”一文，从福利体制的角度，分析老年友好城市对老有所为的影响。
（文献来源：Wen, Z. ,Mok, K. H., & Amoah, P. A. (2021). Productive Engagement andAgeing in Productivist Welfare Regimes: Questing for an Age-Friendly City in Hong Kong. Ageing & Society. online first: 14 April: 1-23. DOI: 10.1017/S0144686X21000167）.
研究背景
面对人口老龄化、经济发展放缓、社会照顾开支上升的情况，世界各地政府普遍采取老有所为（productive ageing）和居家养老（ageing in place）的应对策略，希望令老人在自己熟悉的社区环境安老，得到足够社会网络支持，同时也创造机会让老人以邻里互助、义工参与，甚至有薪劳动的方式，保持接触主流社会，持续创造价值、贡献社会。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老有所为还是居家养老，都在某个场所（place）中进行。因此，一个毫无障碍、友好对待老人的物理空间与社会氛围，是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策略的重要因素。
有鉴于此，世界卫生组织在2007年提出老年友好城市及社区（Age-friendly Cities and Communities）框架，为世界各地政府实现老有所为、居家养老提供指引。框架分为八大范畴，包括户外空间和建筑、交通、住房、社会参与、尊重与社会包容、市民参与和就业、信息交流、及社区支持和卫生保健服务。八大范畴涵盖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也涉及建筑设计、城市规划、社会政策、医疗卫生等跨学科内容。
现有研究已经深入研究了上述八大范畴与老人身心健康的关系，但是，这些范畴如何具体影响老人参与生产型活动（productive engagement，即能产生经济价值或社会价值的活动），真正实现老有所为，仍然缺乏实证研究。更重要的是，因为老有所为、居家养老与具体时空环境相关，受到不同国家和地区政治、经济、社会、人文因素的影响，呈现出各自的特点，跨地域比较研究将能揭示关键的影响因素。尤其当各地制定社会政策回应老龄化、提供长期照顾服务时，老年友好城市及社区的发展将会与当地的福利体制（welfare regime）发生互动，成为比较福利体制研究的全新领域。
理论框架：老有所为与生产型福利体制
在回顾现有关于老有所为、生产型参与研究的基础上，文章借用Morrow-Howell and Wang(2013) 的“老有所为跨文化比较框架”，并结合世界卫生组织老年友好城市八大范畴，将影响老有所为的主要因素，归纳为社会氛围（social atmosphere）、建筑环境（built environment）、社会服务（social provision）及个人状况四个方面（如图1所示）。此四个方面既涵盖个体情况，也包括社会结构因素。在社会结构因素中，既有可见的物理空间规划设计，也包括无形的社会服务及人对人的关怀，这与福利体制密切相关。
图1：关于老有所为的分析框架 改编自Morrow-Howell and Wang (2013)
事实上，现有研究甚少把老有所为、生产型参与这一重要的老年政策与福利体制的讨论相勾连。20世纪下半叶，亚洲四小龙等新兴经济体都是典型的生产型福利体制：社会政策从属于经济发展，社会福利旨在提供优质的人力资源支持正在起飞的经济产业。这与以平等社会公民权为基础的传统福利国家截然不同。
香港属于典型的生产型福利体制，且历经30年而没有发生明显转型。香港的生产型福利体制提供大量由公共财政资助的社会服务，包括公共房屋、公共医疗、社会照顾及教育服务。这些社会公共服务被视作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同时减低个人对家庭的依赖，从而能够投入劳动力市场，参与经济生产活动。在没有法定退休年龄和全民退休保障的情况下，香港许多65岁以上的老人需要依靠日常劳动维持生计，以一种另类的方式实践老有所为。
研究设计
研究采用的样本数据分别在2016年和2018年通过问卷形式收集，对象限定为60岁或以上的当区居民。样本总数为1638位，其中荃湾居民806位（2016年392位和2018年414位）和离岛居民832位（2016年386位和2018年446位）。在两轮问卷调查之间，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每年为每个区提供50万港元项目经费，委托志愿机构及社区组织举办公众教育、社区服务等活动，改善社区的老人友好程度，提升居民对老人友好城市及社区的认知，并期望项目成效能在终期评估中得到印证。
研究结果
研究发现，由于公共服务发展相对落后，在进行三年的地区计划之后，在香港，离岛区老年友好城市各范畴都有明显提升，改善幅度远超荃湾区。由此揭示，老年友好城市及社区发展，要避免城市中心主义，切勿忽视基础设施落后的乡村欠发达地区。
进一步回归分析显示，在两区里面，社会氛围、建筑环境、社会服务都对老有所为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而个人状况，包括经济收入与健康情况，并结果无显著影响。由此可见，老年友好城市及社区发展所带来的结构性转变，将有力影响老有所为的实现。文章的主要理论贡献是将老有所为、老人友好城市及社区两大社会政策议题，与福利体制比较研究联系，应用跨文化比较框架，辨识了促进老有所为、成功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关键因素。
本研究对中国内陆的启示
本研究基于香港华人社会的研究发现，对内陆推进老有所为、居家养老及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启示。事实上，中国内陆很早就启动老年友好社区建设，上海是世界卫生组织制定全球指引的33个案例城市之一。2009年9月15日，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决定在6个省的9个城市和城区进行“老年友好城市”和“老年宜居社区”建设试点。2011年11月27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被世界卫生组织评为第15个“全球长者友善城市及社区网络”成员。自2020年以来，国务院办公厅、卫生健康委、民政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提出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创建示范性全国老年友好型社区、加快实施老年人居家适老化改造工程等等。尤其是，2020年12月9日，全国老龄办发布《关于开展示范性全国老年友好型社区创建工作的通知》，在这份纲领性文件中明确，到2025年，全国建成5000个示范性城乡老年友好型社区，到2035年，全国城乡实现老年友好型社区全覆盖。试点申报工作在2021年的第一个月就已经在全国如火如荼开展。这些顶层设计表明老年友好城市已经纳入城市治理的理念，能有针对性地解决制约老有所为的结构性因素。
回顾老年友好城市在内陆与香港的发展轨迹，可以发现不同界别都各有角色及优势，政府制定公共政策及投入财政资源，能够加深社会大众对老年友好城市概念的认知，同时引导社会行动的方向。志愿机构、慈善基金等社会组织可以扮演组织、策划的角色，提供不同利益相关者参与发展的机会。大学教研机构可以居中协调促成跨机构、跨界别合作，同时运用专业知识提供智力支持，及时总结经验教训，以证据为本的服务实践促进老年友好在本地社区落地生根。
附参考文献附参考文献附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Amoah, P. A., Mok, K. H., Wen, Z., & Li, L. W.(2019). Achieving the age-friendly city agenda: an interventional study in HongKong’s Islands district. Journal of Asian Public Policy, DOI: 10.1080/17516234.2019.1663981.
Au A, Lai DWL, Yip H-m, Chan S, Lai S, Chaudhury H, Scharlach A and Leeson G (2020) Sense of community mediating between age-friendly characteristics and life satisfaction of community-dwelling older adults.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1, 86.
Huang NC, Chu C, Kung SF and Hu SC (2019) Association of the built environments and 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 in community-dwelling older adults: a cross-sectional study. Quality of Life Research 28, 2393–2407.
Liu, S., Wen, Z.,Su, J., Ming-lin Chong, A., Kong, S., & Jiang, Z. (2020). Social Trust,Trust Differential, and Radius of Trust on Volunteering: Evidence from the HongKong Chinese. Journal of Social Service Research, DOI: 10.1080/01488376.2020.1758867.
Morrow-Howell, N., &Wang, Y. (2013). Productive engagement of older adults: elements of across-cultural research agenda. Ageing International, 38(2), 159-170.DOI: 10.1007/s12126-012-9165-0.
Wen, Z., Mok, K. H., &Amoah, P. A., (2021) Productive Engagement and Ageing in Productivist WelfareRegimes: Questing for an Age-Friendly City in Hong Kong. Ageing & Society. DOI: 10.1017/S0144686X21000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