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玉玺||府谷名将风采——抗日同盟军收复多伦战役中的张登阁
方振武从介休调入自己的抗日救国军与原驻张桓的第一师张登阁部,全数加入了冯玉祥的东北民众抗日同盟军,张登阁部又被改编为抗日同盟军第十四师,张登阁被冯玉祥任命为东北民众抗日同盟军第十四师师长。
经过二十余天训练、协调、准备,于1933年6月20日早晨,东北民众抗日同盟军誓师东征,并通电全国。
全体同盟军将士向全国人民的通电电文只有二十个字:“愿掷头颅,换取民族生存;挥我热血,收复大好河山”。
不到十天工夫,同盟军就从日伪军手中收复了宝昌、康保、源源三座县城。冯玉祥总司令再下令,命察哈尔自卫军军长张砺生部,分兵驻守三县,总负责三座县城的防务、守卫、治安;方振武与吉鸿昌部,乘胜向多伦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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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伦城自古就是交通要冲,察东行政商业中心,清末民初,常住人口已达十三、四万,加上流动人口,号称人口二十万,商户四千。民国初期就有小上海之称。
多伦自古即为塞北政权军事重镇;公元前300年,燕昭王以秦开为大将,破东胡拓地千里,筑燕城。秦置燕郡,汉、唐沿秦置。公元1115年,完颜阿骨达建立大金国时,多伦即为都城,改称桓州。
元朝建国前,多伦曾经是忽必烈可汗的京城、上都。元朝建国以后移京大都(北京),多伦改称开平府,始终为元朝陪都。
明永乐朝驻重兵,置开平卫。公元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大清国,改开平卫为多伦诺尔、重修多伦城。设军机、户部、吏部直隶官厅,史称直隶北三厅。
大清康熙二年撤销直隶厅,改设察哈尔都统,辖察哈尔八旗。并敕建“汇宗寺”,迎请藏传佛教四大领袖之一的“章嘉活佛”住锡多伦,统理全部蒙古地区的宗教事务。
乾隆六年,在加固滦河东岸多伦淖尔行政商业城的同时,又在滦河西北岸将汇宗寺、善因寺再次扩建,建成了规模宏大的皇家寺院。又在多座喇嘛寺庙外围修筑了城墙,建成皇家宗教新城。
多伦两座大城中间只隔一条滦河,又筑造一座大石桥将两城相连。
从此,形成了西北城为宗教、政商城,居民大多为满、蒙人。东南城为商贸城,居民大多为汉人、回民和外来人,还有不少外国人。
日寇占领察北以后,也将多伦定为战略重地,设为占领察哈尔全省的指挥中心;最重要的是还建设了较为完备的军火、粮秣仓库,军械修理所等重要设施。
从占领之日起,就由日军茂木旅团(兵种集成师)与荒木骑兵旅团两个旅团守城,又从承德调来一个重炮旅团协防守卫。日军西义率领的第八师团(军),与日伪罗华辰军为外援,布置在多伦至丰宁一线。
因多伦是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古城,经多次扩建修缮,城池也特别坚固。
日军占领多伦商贸城以后,所有日伪军在外围,又分内外两层筑了32座炮楼防守,炮楼与炮楼之间,又用壕沟进行连接。
对多伦城的防守,形成日军在城内,伪军在城外。犹如膏药旗加放射线的日本军旗一样的防守格局。
因日军入侵中国以来,从来就没有受到过攻击,特别是在国界线上连一次阻击都没有遭受过。最大的战斗,也只是前进受阻。这样的防守规模,只是为了防备抗日同盟军而为之。
从日寇侵华以来,对多伦城的防卫,已经算是空前的繁杂、坚固了。
为收复日军驻守的多伦城,也是中国军队首次对日寇发起的攻城作战。双方参战兵力对比是:同盟军投入兵力人数,也只有敌军的不足一半,这也体现了冯玉祥将军对日寇战力的正确评估和对日军的藐视。认为与倭寇作战无需兵力对等,因为日本军队只有愚兵政策,没有军事谋略,也根本不经打。
所谓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是蒋介石制造出来的,并非日寇真的有战斗力。冯玉祥至始至终,都认为日寇不经打,因为日本民族根本没有军事文化,日本人不懂什么叫战略,连基本的战略思想都没有。
只知道战术、妄想能“武运长久”的军队,就是必败不二的疯狂集团。因为他们没有正确持久地政治、经济、思想体系,至上而下的军事灵魂。
这是中国军队与日军正面进行的第一次争城夺地之战。方振武与吉鸿昌,运用中国兵学思维,也是相当地慎重。在沽源县城的民国政府会议厅,召开了有张登阁等师长以上将领参加的军事会议,制定了较为周密详尽的作战计划。
同盟军分工明确,情报互通。决定要用四两拨千斤的方式,力争只用方、吉两本部四万人之战力,就要实现收复多伦城,要打出一个中国军人的样板战役,为抗日军民做出典范。
双方参战兵力对比是:敌军守城兵力,日军茂木旅团、荒木旅团、重炮旅团,约两万二千多人。西义师团两万多人。光日军人数与参战的同盟军人数就基本相当。加上约四万伪军,同盟军投入作战总兵力还不到敌之一半。
方振武、吉鸿昌却认为,“军以义举,兵以诈立”。举旗抗日,大义凛然。祖先已经为我们树立了以弱胜强地无数战例。我方兵力虽然是敌之兵力不足一半,但完全有把握取胜。
方振武说:“兵书曾有言,'五则攻之’;如今的同盟军却是要用'半则攻之’,也就是兵法常规应当配置兵力的十分之一。所以,军事计划就要相当周密而谨慎”。
吉鸿昌却说:“日本整个儿国家,根本就没有军事文化,只有愚兵(武士道)精神。倭寇进入中国,从来就没有遭受过任何攻击和挫败,倭寇军情已经骄横至极点,他们就压根儿不认为我们要进攻。所以,连防御的思想准备都没有,更没有防御的办法,或者说只知道进攻”。
张登阁在沽源县军事会议上,方振武前敌总司令面前呈论道:“就目前的军情,半则攻之,也有取胜的把握,就当下的军情而言,诱敌出城而伏击之,是最好的作战方式。但敌人是绝对不会出城的,只要形成军事对峙,日寇就寸步不敢离开多伦城,因为连伪军都有部分撤到了城内”。
“如果围困疲敌,多伦城内粮秣、军械充足,同盟军更打不起消耗战”。
“如果鬼子不出城,倭寇就得守城,不守城就等于弃城。日寇肯定不会弃城,因为倭寇的战略是要依托多伦城为前进基地,目标是要占领整个儿察哈尔省和全华北,多伦是他们的第一个占领基地”。
“如果敌人守城,那他就是被动方,每时每刻,都要防备,因为他们不能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攻城”。
“敌人防卫久了,则意志必然疲惫;而攻城,肯定就是主动方,什么时间攻城,是由我方来决定的”。
“同盟军如果要攻城,就要具备三个条件,就是中国人常说得,天时、地利、人和,一定不要急于求成”。
“天时不合适,我们可以等待;地利虽然已经成型,我可以巧用;人和,我可以在定好战术计划以后,做好专题训练而针对适应战场的军争需要准备”。
“如果这三个条件都具备了,胜利就必然在我军了”。
战前,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兵力已达十六万,方振武与吉鸿昌却认为:有两本部兵力足矣;因为正义在我而全体军士效命,无需太多兵力参战。更不宜消耗太多军事装备与军需物资。因为要收复东北四省,大仗还在后面,军事物资还有很大地用场。只能以铢称镒,决不可以镒称铢,更不能搞巨碾压卵。
沽源县军事会议决定:同盟军直接参加攻击多伦城的参战兵力配置是分成两支行动队。
前敌总指挥方振武部原抗日救国军、一军两师,约一万六千人;加上反正受节制的刘桂堂部,共约两万人。北路前敌总指挥兼第二军军长吉鸿昌部四个师,六千多人,加第五路军总指挥邓文、第十六军李忠义部,也是约两万人由吉鸿昌节制,两支部队共计约四万人。
总得战斗方针是:吉、邓、李约两万人为正兵,从正面的北门偏东方向攻击,吸引敌人主力,做出随时都可能要切断东门与丰宁大路的假象。方、刘两万人为奇兵,隐避寻找突破口,组织攻坚突袭。
佟麟阁、阮玄武两部约一万人为后援,同时监视西义师团动向,必要时实施阻击。在有意或无意之间,正好符合了《握奇经》之“四为正、四为奇、余二为握奇”的兵力配比原则。
收复多伦城的总攻打响前,必须要清除外围堡垒。而清除外围的战斗,不仅要消灭原驻日伪军李寿山部(六千多人)、李守信部(约五千人),又与从沽源与宝昌溃退的张海鹏部(一万二千人)、崔兴五部(一万一千人)、还要与原刘桂堂日伪旧部(三千余人)再度遭遇。
方与吉的其他部队均从7月7日起开始拔除外围炮楼据点,主要的作战阵式,就是分兵多头进攻,使敌人找不到同盟军要进攻的重点。所以,日寇就必须要处处防守。
吉、邓、李部,分别发起正面攻击以后,方、刘部伺机出奇兵从侧后袭击。经过四天四夜的激战,伪军一打就跑,所以伤亡不算大,同盟军基本没有多少伤亡。城外所有炮楼据点均被同盟军攻克,日伪军全部退守到了老城、政商城内。
同盟军清除多伦城外围的伪军堡垒,总共只用了四天时间,就将多伦城外围的伪军清理干净了,大部分伪军都退入城内,同盟军完全具备了攻城条件。
这中间,1933年7月8日,发生了一件同盟军史上特别大的事件,也是同盟军军史上伤亡最惨重的一次非战斗减员。
原东北军骑兵第17旅旅长,投靠日本以后被任命为日伪军“察东警备军司令”的汉奸李守信,曾派手下陈景春向冯玉祥诈降说:“我们也是中国人,被迫当了汉奸,受够了日本人的窝囊气,要重新做一个中国人”。
并与陈商定,在同盟军进攻多伦时反正做内应,要跟随冯总司令举旗抗日。
因为有刘桂堂反正的先例,冯玉祥自然深信不疑,没想到却上了大当。
冯玉祥将此情报,通过原孙殿英部、同盟军骑兵第四师师长姚景川告知吉鸿昌,也向吉鸿昌转送了李守信的亲笔信原件。李守信在同盟军发起攻击时,伺机打开北门,放同盟军进城。
同盟军也做好了策应配合和改编李部的准备。不过吉鸿昌还是留了一点儿余地,没有将真实的总攻时间告知李守信。
结果,还真上了李守信的当。在佯攻时发起攻击以前,放松了隐蔽行动,为了能快速调集入城兵力,部分队伍就暴露在北门外面地势较低的开旷地带,自然就进入了李守信的射击范围。
李守信发现后大喜,竟然等不到同盟军发起攻击,却毫不留情,就直接在城头上向同盟军开火射击。打不到之处,又调用了日军重炮轰击。
结果,使同盟军损失惨重,瞬间就伤亡四百余人,这是同盟军史上最大的单一战斗次伤亡,其实并非战斗。
但李守信的诈降与顽抗,也没有能阻挡住同盟军收复多伦城。这里照录当时北路前敌总指挥吉鸿昌,在东征后给总司令部的第三封战况电报。就是与李守信交战以后,给总部与冯玉祥的一个回复和交待。电文如下,可证实当时情况。
总司令部冯均鉴:灰(密码9日)日两电计达。职于灰晚督率各军猛扑多伦,团长以下官兵伤亡共计四百余名。李逆(李守信)凭险顽抗,刻(现)在围攻中。真(中)午日机轰炸,均未命中,拟今夜严令各军,限时克复。除伤亡官兵分别医治掩埋,另文详报外,谨以电陈。职吉鸿昌叩真。
从电文中可以读出,吉鸿昌还是给冯总司令留了一点面子,没讲明上当,但也定性了“李逆”。
还在即将进入七月时,因为张登阁素以谋略著称,也是本次战术设谋者之一,方、吉也都基本采纳了他的作战意见。
他所率领的第十四师,接受了前敌总司令方振武将军的命令,不参加催毁多伦外围炮楼的战斗,奉命在沽源营地全力准备攻城器械,训练攻城技战术,组织敢死队,在进攻多伦时担纲攻城先锋队。
当时张登阁的部队总人数接近三千人。按他自己原先的计划,二十个人备一架云梯,这样,就要求造一百多架云梯。
当时造云梯使用的主要材料,只能是木料。察北气候干燥,可取材用的树木稀少,造云梯所需材料的采集非常困难。
砍伐树木只能满足二成。沽源县城及周边城区,当地老百姓的牲畜棚和不住人的房舍,基本都贡献给了同盟军。树木与顶棚木料全部用来造云梯,还是远远不能满足。
张登阁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候,忽报自己的十四师直属骑兵团有一名连长名叫关应中,黎明前可能开了小差。因为他临走的时候,只给通讯员一个人说了一声,说他去去就来,也没说要到那里去,要去干什么。
结果,走了大约已经有三个多小时了还不回来。这对张登阁来讲,真是火上浇油,不亚于闷雷击顶。因为这个骑兵团大部分成员是在长城战役中主动参加抗战并归顺张登阁的绿林人员,相识时间也不算长,更没经受过战斗洗礼。所以,他对这位连长也不是很了解。
天刚亮,这位被怀疑开小差的连长突然又回来了,而且带来了一个相当特别的消息。因为该连长的出身,原本是沽源县城关帝庙的一位道士。国难当头,他就弃法(道)从军了。当时因为看不明白这些队伍本质,虽然暂且悽身于绿林,但却能经常发起对日寇的小型袭击。
当时面对他心里的真实想法,实在是有说不出来的隐情,只能不辞而别。黎明前回了一趟关帝庙,将当前同盟军造云梯缺乏木材的事情,告诉了原来的师傅,现在的庙主道长。
师徒二人又在关帝圣像前庄严地将同盟军造云梯,缺乏木材的事情向关帝圣君做了说明,并虔诚地求了一签。
得到的签面是关帝灵签第四十九签,签标为:戊壬、下下签。签名是:张子房遁迹。签意曰:“彼此家居只一山,如何似隔鬼门关;日月如梭人易老,许多劳碌不如闲”。
师徒二人又对签面进行了详、批解。解曰:戊者,五也、中也、土也;壬者十也、奸佞也。中原之国因为十恶奸佞之人当道,而正在遭受着强盗的蹂躏;根据情势,得出一个主旨义字,这个字就叫做“舍”字。
因为签名为张子房遁迹,此签就得按张子房讲开。远在春秋战国时期,韩国当年已亡,张良舍弃家中所有资财,万金不惜,求力士于博浪沙击杀秦始皇未果。
后来。又筹策于帷帐而决胜千里,辅助汉王,被封留侯,位列诸侯之首。张良又舍去富贵,随赤松子(黄石公)游,学习做神仙。
当下与当年是何等地相像,正当国难之时。关帝圣君本为义神,今天愿意舍弃庙宇,助张将军一臂之力,造成云梯,驱杀倭寇,成就抗日大业。
这正是:“彼此家居只一山,如何似隔鬼门关”。如今只好舍了这一座庙宇;是因为国家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日月如梭人易老,许多劳碌不如闲”。军情似火,不能等待。舍了庙宇,做为神仙,义神也就心安理得而安闲了。
关帝圣君连庙宇都被倭贼逼迫拆毁了,那肯定就是下下签了。
张登阁也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就随着这位道士连长关应中到了关帝庙;道长已经将圣像与壁画等文物做了简单地保护,并对张师长吩咐道:国难当头,人神共赴,你就赶快动手拆庙吧!这也是义神关圣的意愿啊!
张登阁还是在关帝圣像前上了三柱香,行了八拜三叩首之大礼,并承诺,将来一定由人民还一座更加雄伟的关帝庙,中国也一定会有那一天,人民必然要来兑现承诺。
拜毕,即挥泪命令将沽源县县城内的大关帝庙顶上的椽子、檩条折掉,梁柱不动,全部木料用来造云梯。
因为多伦城城墙高大而坚固,云梯要高达两丈五尺至三丈以上才可以使用。
用关帝庙的椽子、檩条造云梯,通常要两、三根椽子接起来才够长,三根椽子捆绑起来才够壮;加上横杠,就是造独龙云梯,一架云梯用的椽子就算长短搭配,差不多也要用十几根椽子。
组织起当地铁匠和军内也有部分会打铁者,日夜赶工打码簧(U形)钉的铁匠、军工就有一百多号人。
起初造的是双腿梯,因材料不够,后来就发明了造蜈蚣式独龙云梯,甚至将造好的双腿梯又改成了独龙梯。这样,在这接近十天的时间里,包括从关帝庙拆下来的木料和能找到的材料,也只造了八十多架云梯。
吉鸿昌部拔除炮楼以后,拆掉伪军营房顶棚,得到部分木料,张登阁又支援了一些码簧钉等辅助材料并派人指导制作与运用,吉鸿昌部又自行制造了二十多架,云梯总数已经超过了一百架。
张登阁部从沽源县城出发,带着自造的八十多架云梯和其它攻城器材,提前秘密向多伦靠近。
7月11日夜间,抵达了作战位置,也就是多伦城外西南方向,滦河源小支流的榆树沟,并在沟内潜伏了下来。
同盟军采取围城不封路的骄敌战略,多伦与丰宁大道,一直畅通,为的就是避免过大伤亡和调动丰宁一线的日伪援军。
7月8日晚间,吉鸿昌向丰宁、承德方向派出多路侦察兵,监视日军西义的第八师团和日伪罗华辰军。西义与罗华辰军没有任何动静,也许日伪军根本就不相信中国军队有攻打多伦城的能力。
7月9日,吉鸿昌下达了对多伦城的总攻命令(试探),允许使用的武器只能是步枪和迫击炮,其它武器一概不准使用和暴露。
开始两天虽然是佯攻,却又可起到使敌骄横的作用,以侦察虚实。降低攻击强度以示弱,为得也是在攻城部队布置到位前避免调动日伪援军,给敌人造成久攻不下,或没有攻城能力的错觉。
1933年7月10日,下了一天大雨,多伦地区本身就是一大片沼泽地,数不清的小湖与九大湖合水汇成了滦河源。这给部队行动造成了一定困难。敌伪军的机械化部队,也许更是因为下大雨行动不便而没有任何动静。
7月11日上午,还是有零星小雨,几乎又下了一整天,各攻城部队也在小雨中相继到位。
吉鸿昌命令北路前敌司令部副官,也是张登阁在榆林殖边学校的同学王再兴,挑选了十七名精兵组成特别小分队,奉命白天休整,黄昏时设法潜入城中做内应。
约定在三更以后与四更之间,王副官在城内点火即为攻城信号,制造混乱,袭击日伪军,伺机打开西门。
因为多伦城南北长而东西窄,西门两边火力面太大而要尽量避开从这里攻击破城。西门又紧挨着滦河,城墙高大,两侧便于隐蔽。因为正面没有攻击场地,敌人的兵力布置相对较弱。
就在午后,王再兴的小分队正在休整,忽然看到有很多溃退的伪军士兵入城。王再兴见有机会,他就没严格遵守命令,而是提前化装成溃退的伪军士兵,抬了一个躺有“日伪军官”的担架混入城内。
进城以后,与城内的两座穆斯林清真寺取的了联系,分散潜藏在了清真寺内。
就在下午傍黑前,日军又来清真寺盘查。他们只好又离开清真寺,利用现成的化装,十几个人目标也不算大,伪装在多伦城内巡逻,并搜集了一些柴草,放在马王庙附近,准备夜间点火之用。
7月11日子夜,同盟军开始对多伦城四面展开佯攻疲敌,佯攻二次后,就到了约定真正进攻的时刻。
此时,方振武部在西门和南门间做好了登城部署,刘桂堂部主要在西门和小西门间向城门口隐敝运动。吉鸿昌、邓文、李忠义从探测到敌人火力相对薄弱的北门和小西门开始准备第三次真正的攻城。
更因为滦河源支脉是由南向北流,缓丘陵地貌,流速极慢,头天一天的大雨,泄洪很有限,雨水大部分需要消渗,西门和北门外的地面成了一片汪洋。虽然几天的佯攻,战士们对地形基本熟悉,大部分战士还是需要在没过膝盖、甚至齐腰深的雨水中行动,其艰苦程度可想而知。
还因为西门依着滦河源主要支脉,地势险要,城墙也高,很难进攻。所以,敌军火力也相对薄弱。西门外还有滦河源河堤做掩护,对攻城部队的隐蔽运动,却十分有利。
而东门正对着丰宁大道,是多伦城日伪军的补给线,火力相当强。
随着约定攻城时间的到来,王再兴到达了看好的佛殿街中段马王庙外面准备好的点火位置,发现准备的柴草都没有了,更不知道这些柴草的去向,是不是被敌人识破了呢?心里真是七上八下,也就不敢在马王庙附近贸然行动了。
手里面拿的一瓶灯油也派不上用场了,只好又派人送回清真寺,放在了寺门外一个隐蔽的地方。
点不了火该怎么办呢?已经是快四更天了,更重要的是已经超过了约定的攻城时间,王再兴真是急坏了。
1933年7月11日这一天,正是夏历癸酉年闰五月十九。这个时间,按说是半轮初残月将要落下去的时候。本来下了一天的小雨,天还是阴沉沉的,基本是伸手不见五指,也有时偶有一点月光。
多伦城内也没有供电路灯,东门城楼上只有一盏自发电的探照灯,也只是对着东门大道。城内没有任何有效光亮,只有鬼子占据民房的营房内,有一点煤油马灯透出的微弱光亮。如果没有了月光以后,那侦察将更加困难。
因多伦城周边基本都是丘陵谷地,多伦城就在谷地中间的一块高地上。这时候,月光基本都照不到城内了,黑沉沉的夜,黑幕笼罩在整个儿城市的上空,人们的呼吸,都显得有些急促。
北门和南门方向,第二波攻城的冲锋号,吹过去已经有好一阵子了,四周无规律响着零星的枪声,城内街道上还不时有日军或伪军在巡逻。
王再兴又换了个地方,瞅了个空隙,搭人梯爬到了碧霞宫的庙顶上,原来只是想观察一下敌人的动静,当然也想寻找一个作战机会。
爬到庙顶上以后,向西一望,正好看见山丘之间的峪坡上,刚好在云缝里还露出大半个下弦残月;犹如一柄蒙古弯刀,刀尖从山包上捅出来小半截,与城头、庙宇屋顶、处在同一条上扬线上。
向西南转一个角度看过去,发现西门城楼南侧的城墙上,由南向北走过来十几个巡逻的鬼子兵。
因为正对着将要落下去的月亮,看的特别清楚。他们猫着腰,眼睛看着城外,走的非常慢。
秃钢盔(日本骑兵钢盔没有帽沿)下面,还压着伙夫帽,腰间挎着东洋马刀,穿着马裤,平端着较短的卡宾式马枪。尽管没骑马也能知道,这肯定是日本骑兵。
财神庙街正好又走过来约有一百多名,不知是向西门增援,还是从北门换班回来的伪军;是不是为了壮胆,在低品位废品玛瑙石铺成的大街上,走路的动静却特别大。
王再兴找了个射击位置,因为距离太远,手枪射程够不着。就给了同伴一个隐蔽和要长枪的手势。同伴就递给他一支子弹已经上了镗的三八式大盖步枪。
王再兴将长枪沿着身体顺过来,正好是有依托卧姿,就对着城墙上的日军骑兵屁股,只开了一枪,中间的一个鬼子就应声倒了下去。
其余的鬼子从两面向中间调过头来,毫不客气,就对着财神庙大街上走过去的伪军屁股开了火。伪军一下子闪到街道两侧,也有很多还击者,双方火力都很猛。
王再兴随即就翻身落地,被同伴们悬空接住,没有发出任何声响。
他看见日军与伪军交上了火,这正是他要的效果。
这时候,月亮也完全落下去了,天地已经是一片阕黑。他们便分成两组,分头称机大喊:“警备军反正了!同盟军进城了!李司令反正了!同盟军进城了,快动手杀倭贼呀” !
同时,又四处行动,因城墙上巡逻的基本都是日军,街道上巡逻的基本都是伪军。王再兴他们的小分队,伺机只向城墙上的日军开枪,只要开枪即要毙敌。打一枪即止,决不开第二枪,暂时也不贪图多杀敌。
日军挨打后,立即就向城内的伪军开了火。城内的枪声就变成了攻城信号。日伪军闻变,顿时大乱,枪声大作,好几拨日军与伪军就交上了火。
这时候,担任攻城主力的张登阁,听到了城内密集的枪声。因张登阁师长与王再兴副官,既是同乡又是校友。也许还是相互太了解,或许还有一点心灵感应吧!虽然没有看见烟火,判断到城里面的内应已经得手。
他就率领着敢死队,犹如下山的猛虎、出海的蛟龙一般。更像是关帝圣君给战士们注入了神力,从隐蔽的榆树沟中蹿了出来。
因为使用的战法都经过了预先演练,无需逐个儿下达命令。各班排都各自为阵,自觉行动,所以,几乎没有任何声响。
约有半数队员离城约半里多地时,首先采用最近几天训练过的固定下脚滚梯法,或者双梯对举法;找一处相对高一点的地方,用关帝庙的木料制造的云梯顶端横杠,预先骑上了三、四名射击队员。
当云梯竖起来时,射手已经骑在了云梯的顶端,就与城墙高低相近,或者已经高过了城墙,加上人的高度,端枪即可平、俯射,攻击城墙上或者垛口以内、城内的敌人。
只打一个排子枪,云梯随即回落放倒,射击点也就随即消失了,他们迅捷再向城墙边冲去。
剩余半数的先锋队敢死队员,瞬间就冲到了城墙边。此刻,正是黎明前无天光最黑暗的时刻。
倭寇挨了俯射或平射来的枪子儿,正搞不清这子弹从是那里飞来的?城外的子弹,竟然还能打到城里面的目标,只顾着仰头寻找较高的射击点了,看了半天,却连还击的目标都找不着。
鬼子正在发蒙,突然又有一排子弹,从不同角度又打了过来,又倒下几个鬼子。
在阕黑的夜里,这边一个排子枪,那边又一个排子枪。搞不清方向的高空飞弹,打的鬼子魂飞魄散,哇哇乱叫!
这是神兵、这真是神兵呀!倭寇就是从老天皇那里,也从未听说过有这样的打法。
日伪军正在连还击点都找不着的时候,倭寇却没有注意到脚底下。
先头部队在敌人毫无戒备的情况下,已经冲到了城墙边。城墙外面战壕式的护城河,里面还有齐腰深的水,但对同盟军战士来说,那就是平地。
离城墙还有丈数,也如前法炮制,这时又叫固定下脚摔梯法。二十来个人一起用力,每次都能将三、四名战士利用云梯的高度抛上城头。
倏忽间,在不算密集的枪声中,又在城头边上,近在咫尺间,给了鬼子一个排子枪。
紧接着,数不清的云梯,都已经或摔或滚的将不少战士送上了城墙,手榴弹也接二连三地扔在了城头上的敌人群里面。
将首批冲锋战士送上城头以后,紧接着再将云梯撤下来,沿用前法或者改用后推立踩城墙走梯法。在敌人还没有发觉的时候,又有一批战士已经登上了城头。
八十多架云梯反复使用、数法并用,迅捷间在西南城墙拐角处,南门瓮城的四个角,就将两千多名战士送上了城头。
日军必然是顾东顾不了西,不用说,此时已经打的鬼子是晕头转向了。
因为发起突袭速度极快,当时城内已经乱做一团。日寇的主要注意力,只向着城内伪军开火和护卫东门,城墙上的局部抵抗能力也很有限。
张登阁因为武艺高强,此时也跃上了城头,亲自率领同盟军第十四师的两千多弟兄,抢先攻击占领了南门城头。
喜峰口战役中的大刀队再次发威,从城头直砍到城下。砍的鬼子人仰马翻。打开了多伦城南门,方振武亲自率领张人杰、鲍刚的大部队鱼贯而入。
几乎同时在西城门边,王再兴也赶了过来,敌人的有限力量,此时只顾在城头上或城门坡上与城墙上飞过来的大刀队嘶杀过招。
此时城门空虚,王再兴他们乘势打开西门,放刘桂堂的大部队入城。吉鸿昌的部队,也几乎同时攻破北门,其大刀队更是闻名于世。
其中北门是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因为李守信协助守卫北门,也是日寇侵华期间最铁的汉奸,守卫也极其顽固。吉鸿昌与李守信,肯定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
吉鸿昌进城后,就到处寻找李守信,只可惜让两手粘满同盟军战士鲜血的汉奸李守信逃脱了。
破城以后,天已经放亮。日伪军根本没有料到同盟军有如此强大的攻势。
入城以后,方、吉、李、邓、张、刘部密切配合,随处可以听到大刀队嘿!嘿!哼!哼!地劈杀声。大刀队在巷战中显示了更加强大的威力。在通过近五个小时巷战,溃败之顽敌丢下尸体,拖着伤兵打开东门,向丰宁、承德方向溃逃。
同盟军用相对较小的伤亡代价,一举收复了多伦城。
还有一部分伪军,将枪械弹药故意丢弃在城内,也有部分零散伪军没有撤退,倒下去装死;躺在死人堆里面隐藏下来反正,其中有一部分就是李守信的手下,总共又有两、三千人又加入了同盟军。
战斗结束以后,多伦城从城头到城内,到处都是丢弃的各式枪械、武器和弹药,还破获了日寇的两座弹药库。
所有缴获的武器弹药,装备一个兵种齐全的陆军整军还有余,特别是缴获了日军90毫米速射山炮近二十门,成了同盟军和吉鸿昌的至宝。
准备进攻多伦城和清除外围伪军据点与收复多伦,总共经过了三天计划准备,四天清除外围,三天交叉攻城,共计十天七昼夜血战,同盟军艰苦地收复了多伦城。
多伦城光复以后,冯玉祥命令,吉鸿昌本部依多伦为基地,伺机收复了独石口。又调第六军张凌云部驻守多伦,并配合吉鸿昌出击并分兵驻守独石口。其它各部,分别撤到张家口或张北,张登阁随方振武部回驻张家口。
冯玉祥向全国发出报告,公告攻克收服多伦城经过的电文,照录如下:
阳戍 庚午 佳未三电,报告我军血战多伦各情形,计荷垂察。连日我吉鸿昌、邓文、李忠义三总指挥,均亲临城下督战,拼死猛攻。蒸(10日)晚我吉总指挥鸿昌亲率敢死之士,肉袒匍匐前进,爬城三次。敌以机枪扫射,及猛掷手榴弹,致未得手。计是役共伤亡我团长以下官兵共二百四十余名。真(11日)早八至九时,又由东飞来敌机三架,掷弹四十余枚,但多未命中。真(11日)戍(近午夜),我吉总指挥鸿昌,严命各部,奋死猛扑。迄至今晨九时四十五分,我军全部由南西北三门,攻入多伦城,复经巷战,肉博三小时之久,日伪残敌,始由东门仓皇窜出。刻(现)我军正向东追击中。多伦至此,已为我抗日同盟军完全收复。特闻。俘获详情,另电奉告。冯玉祥文(12日)未(下午)章。
多伦城正式收复日为1933年7月12日。从电文中又看到了另一个问题,就是在整个儿电文之中,没有提到方振武的名字,方振武部却是攻城主力,方振武对此也是很不满意。因为大敌当前,方振武虽然没作声。却使冯、方芥蒂更甚。
多伦城的收复,震惊中外,改写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而结论却是日军根本不经打。
多伦光复后,章太炎先生发表谈话:“近世与外国战,获胜者有之。地虽一寨一垒,既失,则不可复得矣。得之,自多伦始”。
多伦城是从日军侵华战争开始,从日本侵略军手中夺回的第一座政、商、军事重镇。多伦光复以后,举国振奋,各地救国联合会、抗日后援会等团体、学生联合会等纷纷致电祝贺,有资料可查者不下百余通贺电。还有许多组织慰问团,到多伦慰劳抗日部队。
平、津各大报纸,均以第一版大字标题,报道光复多伦的消息。国民政府中的抗日将领不顾蒋、汪政府的诬蔑反对,有资料可查发出贺电的有:李烈钧(两电)、柏烈武、程潜、陈嘉佑、张知本、邓家彦、马良、章炳麟、朱子桥(三电)、蔡廷锴、朱茂澄、蒋光鼐等不全列。这里照录一通李烈钧电文,也许可以复原当时之情势。电文如下:
张家口冯焕章公尊鉴:文电诵悉,鸱鴞(猫头鹰)翘翔,麟凤落筏,人不战而失四省为有功,公传檄收复察东为有罪,斯千古奇闻。然公亦何以令人畏罪若此,公更为千古奇人矣。弟等自当联合诸人,再申正论,为历史略存正气也。弟烈钧叩寒(14日)。
(本文特别感谢张家口东北民众抗日同盟军、冯玉祥纪念馆,泰安冯玉祥纪念馆,榆林中学校志等档案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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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玉玺,笔名镜翁,祖藉登州,1950年出生于陕西府谷。高级工程师、榆林市、府谷县作家协会会员。武汉汽车工业大学汽车设计制造专业本科毕业。又先后在榆林财贸学校和北京商学院进修,学习财务和企业管理。年青时转战陕西多处三线建设工地十数年。一生主要服务于国家第二冶金公司和陕西府谷商业储运公司。历任教师、工人、技术员、车队长、副经理、经理、董事长。国家内贸部华运榆林公司总经理等职。九十年代后期,依特邀专家身分转到山东工作,定居济南。作者毕生从事理工科职业,曾编写过汽车专业大学选修教材。为清华大学创办实习基地,在清华大学设有奖学金。还担任过国内多家汽车厂技术顾问。获得国家技术专利一百二十多项,基本已经实施。有的产品,曾占全国市场八成,还远销欧美等发达国家。
进入二十一世纪,六十岁以后,初涉文史、文学整理创作,先后两版发行过《府谷名胜故事选》。退休以后,陆续完成长篇小说《镜世义商》。中短篇文史作品《镜世书场》,两部著作的创作一百二十余万字,均由时代出版社正式出版,《镜世书场》续卷编纂完成即将付印。还出版发行了道家《易经》《周易》《易数》三大著作第三部之《易数﹒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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