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飞经》四十三行高清墨迹本
《灵飞经》四十三行墨迹本
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每页20.8 × 8.9cm ，共9页。《灵飞经》是唐代著名小楷之一，无名款。元袁桷，明董其昌皆以为唐钟绍京书。《灵飞经》笔势圆劲，字体精妙。后人初习小楷多以此为范本。以前我们见到的都是刻本，分别有《渤海本》，《望云本》，后《艺苑掇英》发表了这个墨迹影印本，引起学界轰动，启功先生特为此撰文介绍。然毕竟是印刷品，印刷技术不够精良，笔墨不见，甚而疑之为赝品。今从大都会博物馆看到原图，方得见其用笔起止之变化，用墨淡雅之可爱，叹为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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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绍京，唐虔州赣(今江西赣州)人，字可大。官至中书令，越国公。“以工书直凤阁”，唐武则天时甚为所重。时号“小钟”，他嗜书成癖，也是收藏家，个人收藏名家真迹数百卷。家藏王羲之、王献之、褚遂良真迹至数十百卷。宋曾巩《元丰类稿》云：“绍京字画妍媚，遒劲有法，诚少与为比。”宋米芾《书史》称钟绍京书“笔势圆劲”。明董其昌说：“绍京笔法精妙，回腕藏锋，得子敬神髓。赵文敏正书实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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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灵飞经》四十三行本
启功
《灵飞六甲经》是一卷道教的经，在明代晚期，发现一卷唐代开元年间精写本，它的字迹风格和砖塔铭一派非常相近，但毫锋墨彩却远非石刻所能媲美。当时流入董其昌手，有他的题跋。海宁陈氏刻 《渤海藏真》丛帖，由董家借到，摹刻入石，两家似有抵押手续。后来董氏又赎归转卖，闹了许多往返纠纷。《渤海》摹刻全卷时，脱落了十二行，董氏赎回时，陈氏扣留了四十三行。从这种抽页扣留的情况看，脱刻十二行也可能是初次抵押时被董氏扣留的，后来又合又分，现在只存陈氏所抽扣的四十三行，其余部分已不知存佚了。
《灵飞》本身的书法，在唐人写经中，允推精品，试用敦煌所出那么多的唐人写经来比，够得上《灵飞》那样精美的，也并不太多。在清代科举考试的标准，书法的优劣，几乎与文章的优劣并重，所以它又成了文人士子学习小楷的极好范本。于是《渤海》初拓遂成稀有珍品。原石又因捶拓渐多，不断泐损，随着出现了种种翻刻本。《磁蕙堂帖》翻刻的笔画光滑，又伪加赵孟烦跋，在清代中期曾成为翻本的首领，事实却是翻本中的劣品，和《渤海》的原貌相离更远。
嘉庆中嘉善谢恭铭得到陈氏抽扣的四十三行，刻入《望云楼帖》，刻法比《渤海》不同。不但注意笔画起落处的顿挫，且比《渤海》本略肥。凡是看过敦煌写经的人都容易感觉《望云》可能比较一逼真，而《渤海》可能有所目失真。
这四十三行在清代后期归了常熟翁氏，从影印文恭公同和的《瓶庐丛稿》所记中，得知在翁家已历三代。文恭的玄孙万戈先生，前几年来北京，欢然互叙世代交谊处，我第一询问的即是这四十三行，万戈兄慨然以摄影本见赠，还亲自抄录了陈氏累代的题语和文恭的若干条跋记。庐山真面入目以后，才真正看出唐人的笔法墨法，始知无论《渤海》、《望云》都一样走了样．尤其墨彩飞动的特点，更远远不是石刻拓本所能表现万一的。这次万戈先生把它交给《艺苑掇英》，发表，使这四十三行《灵飞》，真面目与世相见，实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
我所说的重大意义，不仅只是广大书法爱好者得见著名的唐人真迹这一方面，更有意义的是翁万戈先生除拿出《灵飞》外，还把家中世藏珍品，加上自己历年收集的，一同印出与海内外同好共赏，岂不堪称一件无私的盛举：
从《灵飞》的书法论，它那秀美中有古趣的风格，舒展中有团聚的结体，平易中有变化的用笔，都已把唐人书法的特色表达无余。此外对学书者有更重要的启示两端：
一是明白了任何精工的石刻，也难把墨迹中最重要的活气显示出来，这可譬如看乐谱上排列的音符，即使是记得再细的，把主旋律外的各个装饰音都写上去的，也不如听一次演奏。这不但《灵飞》墨迹与刻本有别，一切石刻都与原写墨迹有别。看了《灵飞》墨迹，可以一豁然心胸。这项启示的价值， 又岂止在欣赏《灵飞》一帖为然？它有助于学书者临习一切石刻时，懂得石刻与墨迹的关系是怎样的。不致再把死板刀痕，看成毛锥所写的完全效果。
二是自从《灵飞》刻石行世后，对于清初许多书家，都起着极大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它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着清朝一朝。直到包世臣出，奋力提倡北碑，唐碑派和《灵飞》的势力相对的有所减弱，但在科举废止之前，考卷的领域中，这种影响还没有全被北碑所取代。这里要附加校正说明的：清代馆阁卷折吸取《灵飞》刻本的一个侧面，并不减弱《灵飞》在书法真谛上的地位。到今天真迹出现更可一洗把《灵飞》与馆阁卷折齐观的误解。
清代中期陆续有少量的唐人写经墨迹出现，书家对这种墨迹的重视，也逐渐加强。例如王文治得律藏经，屡次谈到印证其笔法。成亲王、吴荣光也屡次题跋赞赏一个分了许多段的《善见律》卷。这些写经墨迹，也曾被摹刻在几种丛帖中。但它们的声威，都不及灵飞的显赫。原因何在，当然《渤海》】传播的既久且广是一个因素，而仔细对校那几种写经，它们的风采变化，确有逊于《灵飞》处。即在今天，拿敦煌所出、日本平安朝所遗的写本来与《灵飞》比较，《灵飞》仍然可以敢当那一比，而不轻易出现逊色。那么这四十三行经得起多方比较的杰出艺术品，在今天印出，我都替那位无名英雄的书手，感觉自豪。
世间事物没有十分完美无缺的，看这四十三行，总不免有不见全文的遗憾。但从另一角度看《渤海》也不是真正全文，它既无前提，也不知它首行之前还有无文字，中问又少了十二行，也是较少被人注意的。如从“偿鼎一脔”的精神来看这四十三行，字字真实不虚，没有一丝刀痕石泐，实远胜于刻拓而出的千行万字。而《渤海》所缺的十二行，即是这四十三行的最后十二行，拿它与《渤海》全本合观，才是赏鉴中的一件快事。
至于什么钟绍京书等等臆测之论，实是自古鉴赏家的一项通病，无款的书画，常要给它派一个作者，有的在卷外题签或在卷后跋中指定，这还不伤原迹；有的即在卷内添加伪款，破坏文物，莫此为甚。《灵飞》从元人袁桷指为钟绍京后，明、清相承，有此一说。至今若干唐人真迹已为世人共见，那此一推测已无辩驳，而古人所见不多，有所揣度，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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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飞经》是灵道教的一部经。主要阐述存思之法。今道藏有《上清琼宫灵飞六甲左右上符》，一卷。《汉武内传》谓此经用于请命延算、长生久视、驱策众灵、役使鬼神。
清包世臣在《艺舟双楫·右下笔潭》中称其：“如新莺歌白啭之声”，杨守敬评：“灵飞经一册，最为精劲，为世所重”。《灵飞经》的章法为纵有行，横无列。由于整篇字的大小、长短、参差错落，疏密有致，变化自然，且整篇字与字之间，行与行之间顾盼照应，通篇字浑然一体，虽为楷书，却有行书的流畅与飘逸之气韵，变化多端，妙趣横生。
《灵飞经》以其秀媚舒展，沉着遵正，风姿不凡的艺术特色为历代书家所钟爱。明董其昌说：“赵文敏一生学钟绍京终十得三、四耳”。近代大书家启功先生的书法也受益于《灵飞经》。可见《灵飞经》有着超凡脱俗的艺术感染力。
关于作者，至今也还是个谜。袁桷、董其昌说它是唐代“开元第一书家”钟绍京的手笔，但还有人说它是玉真公主手迹，甚至有人认为是由元代赵孟頫临写而成。
《灵飞经》的发现与经历也是扑朔迷离。据传宋代时便已经入藏宫廷。明代晚期，此帖流入董其昌之手。后董其昌将其抵押给海宁陈瓛（字元瑞，号增城），陈氏刻 《渤海藏真》丛帖，始将《灵飞经》摹刻入石，然脱落了十二行。十六年后董氏赎回，陈家却私自扣留了其中四十三行。陈家四十三行后流传到后代。其后辗转流传，翁同龢之父翁心存于道光18年乙未（1839年）购得，此后一直在翁家流传，由于翁同龢没有子嗣，他的家藏均传给他哥哥翁同爵过继给他的儿子翁曾翰。在之后的传承中，又有两人因没有子嗣，均从翁同龢另一个哥哥翁同书那一支的血脉里，过继孩子来继承，后传入翁万戈之手，1938年，翁万戈先生赴美国普渡大学留学，1948年秋天，为避战火，翁万戈和他的家人把家传收藏打包，远渡重洋。先从天津运到上海，再从上海运到纽约，在1949年初到了美国。翁万戈现在年事已高，《灵飞经》四十三行一直由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代为保存，大概于21世纪初正式转让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至于董其昌所藏主体部分，其后又从董其昌手中转出，不知所踪。然而这些，一点都不妨碍《灵飞经》成为小楷经典。它的秀美身姿，清俏之气，千百年来，雅俗共赏，始终散发着不朽的魅力。
《灵飞经》是唐人小楷的最高峰，此帖用笔灵动轻盈而不失厚重，结构侧媚多姿又不失端庄；既有写经书法常见之精练纯熟，又处处显现二王书风“明月入怀”之雅致。
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经卷出土之前，传世的唐人写经作品为数不多，而此卷堪称其中翘楚，自明末被刻入《渤海藏真帖》公之于世后，其清灵而雅致的书风立即为世人所惊艳，从学者鹊起，以至于成为有清一代著名的小楷范本，不断被翻刻，从而广为传播，甚至影响到整个清代。
即使到了今天，我们将其与莫高窟出土的众多唐人写经及日本奈良时期所传唐人写本相比，依然并不逊色，可见此卷的书法水平之高。但历代关于此卷书法的作者、源起、流传、传播尚留有诸多争议。
关于此卷书写者最早的记载是元代人袁桷，其在著作《清容居士集卷四十七》的《题唐玉贞公主六甲经》中认为该帖是钟绍京所书，“《灵飞六甲经》一卷，唐开元间书。当时名能书者，莫若李泰和、徐季海，然皆变习行体，独钟绍京守钟王旧法。余尝见《爱州刺史碑》、《黄庭经》，无毫发违越。至开元间，从贬所入朝，一时字画，皆出其手。此卷沉着遒正，知非经生辈可到，审定为绍京无疑。”
从中可见，袁桷对钟绍京所书也仅仅是一种推测，并无可靠证据。其后董其昌在《灵飞经》后跋中进一步坐实了这一论断，“此卷有宋徽宗标题及大观、政和小玺，内讳字如“泯”、“泄”二字，皆缺其偏，不止“世民”二字避讳已也，开元时经生皆仿褚河南，此独宗右军《黄庭》，袁清容定为钟绍京亦以宋思陵于经生书不收入内府，而书家品韵可望而知耳。又观点定讹字，似为进呈拣本，当时夜光抵鹊，屑越太甚，余获此卷，则如窭人解衣珠矣，书以志幸！”
钟绍京说影响颇大，明清书家多从此说，而清代部分学者则否定了这一说法，如钱泳在其《履园丛话》卷十《收藏》篇中通过与当时所传的唐人写经相比对认为乃唐经生所作。“有唐一代，墨迹、告身而外，惟佛经尚有一二，大半皆出于衲子、道流，昔人谓之经生书。其书有瘦劲者近欧、褚，有丰腴者近颜、徐，笔笔端严，笔笔敷畅，自头至尾，无一懈笔，此宋、元人所断断不能及者。唐代至今千余年，虽是经生书，亦足宝贵。往时云间沈屺云司马托余集刻晋、唐小楷，为其聚唐经七八种，一曰《心经》（即屺云所藏），一曰《郁单越经》（歙鲍席芬家所藏），一曰《转轮王经》（繁昌鲍东方所藏），一曰《金刚经》（吴门陆谨庭所藏），一曰《长寿王品迦那经》（宁波孙晓江所藏），一曰《大般若经》（吴门黄荛圃所藏），一曰《莲华经》（扬州徐芝亭所藏），一曰汉阳塔中残经（张芑堂所藏）。他如《兜沙经》（吴门叶氏所刻）、《律藏经》（王梦楼所藏）之类，生平所见者，不一而足，乃悟《灵飞经》之非钟绍京书，不辩而自明矣。”
另外清代学者王澍在其《竹云题跋》亦认为《灵飞经》非钟绍京所书。
开元年间张九龄等人所撰《唐六典》卷十记载，秘书省置“楷书手八十人”，卷八记载，弘文馆置“楷书手二十五人”。这些“楷书手”、“书手”的职责中，为官府抄经是他们的任务之一。那么这些政府抄经书手是如何培养出来的呢？唐政府曾规定，“有性爱学书及有书性者，即入(弘文)馆内学书”，著名书家欧阳询、虞世南曾教习楷法。学成的善书者分到各馆充当书手。这些书手没有官衔品第，相当于“胥吏”，为政府所雇佣。敦煌所出的少量唐高宗内府写经上都写有“弘文馆楷书成公道”、“左春坊楷书萧敬”、“秘书省楷书孙玄爽”、“经生王思谦”、“经生郭德”、“经生赵玄祥”等书手题名，可见，当时的宫廷用经基本上都是由这些书手抄写的。
基于以上原因，当今学界普遍倾向于《灵飞经》为唐经生所作。
《灵飞经》卷的末尾有“大洞三景弟子玉真长公主奉勅检校写” 的落款，这位玉真长公主是谁呢？根据《新唐书·诸帝公主》的记载：玉真公主名李持盈，唐睿宗皇帝李旦第十女，玄宗李隆基胞妹。降世之初，母窦氏被执掌皇权的祖母武则天害死，自幼由姑母太平公主抚养。受父皇和姑母敬奉道教影响，二十岁便入道为女冠，号上清玄都大洞三景师，封崇昌县主食租赋。
当然，贵为公主，入道清修并非“缁衣顿改昔年妆”，过青灯黄卷下的日子。712年前后，唐睿宗（玉真的父亲）为两个女儿（玉真公主和金仙公主）的出家而在长安、终南山、洛阳等地建立道观。仅给玉真公主就至少建了三座道观和一座别馆，还占用了当年显赫一时的太平公主的旧宅。她的宫观之华丽一点不逊于皇宫，甚至尚有过之。当时就有大臣上书嫌太过奢糜。
同时玉真公主又广游天下名山，好结有识之士，与当时的一些名人交往密切，甚至有人认为在她的宫观之中时常组织一些文艺沙龙，她还时常向其兄玄宗推荐一些有才华的人，经她举荐入朝的人有诗人李白、王维、高适等，李白、王维并曾作诗歌咏玉真公主：
——李白《玉真仙人词》
碧落风烟外，瑶台道路赊。如何连帝苑，别自有仙家。
此地回鸾驾，缘谿转翠华。洞中开日月，窗里发云霞。
庭养冲天鹤，溪流上汉槎。种田生白玉，泥灶化丹砂。
谷静泉逾响，山深日易斜。御羹和石髓，香饭进胡麻。
大道今无外，长生讵有涯。还瞻九霄上，来往五云车。
——王维《奉和圣制幸玉真公主山庄因题石壁十韵之作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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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宝初年，玉真公主年过五十，开始计划自己的晚年生活，她看中了道教名山王屋山。于是，唐玄宗出钱给她在王屋山大兴土木，这次的主体建筑叫灵都观，这里后来成为玉真公主的终老之地。对此，《明一统志》卷二十八有明确记载：“灵都宫，在济源县西三十里尚书谷，唐玉真公主升仙处。天宝间建，元至元间重修，有碑。”而济源的地方史志也记载：玉真公主晚年在王屋玉阳山灵都观，以“柴门栝亭，竹径茅室”为依托，出家修真又18年，于宝应元年（762年）在仙姑顶白日飞升，葬于平阳洞府前。
唐代，道教有着特殊的地位。为了巩固统治，唐皇室自称是老子李耳的后代，郡望在陇西成纪，也就是说，也是汉代飞将军李广的后代，然后传到后来的西凉国开国皇帝李藁，他们是这一世系的。所以道教是李家的宗教，是国教。在唐代近三百年的的统治中，道教始终得到唐王朝的扶植与崇奉，道教的地位基本上都处于三教之首，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崇，各地道观林立，道徒众多，求仙学道之风遍及帝王贵族、平民百姓。在这一情况下，玉真公主信奉道教而出家为道士，也就不足为奇了。
今天我们能见到的唐高宗内府写经多由政府挂衔的官员检校，而此卷《灵飞经》由玉真公主亲自检校督写，可见这一写本应该是供奉于唐皇室内廷的道藏经卷之一，也可见此卷的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