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贲·彖》曰：“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北宋程颐《伊川易传》载：“天文，天之理也；人文，人之道也。天文，谓日月星辰之错列，寒暑阴阳之代变，观其运行，以察四时之迁改也。人文，人理之伦序，观人文以教化天下，天下成其礼俗，乃圣人用贲之道也。”也就是说，没有对天文的观察与运用，就没有中国历法体系的形成。中国先民至少在5000年前就学会了观象授时下的立表测影，并据此观测北斗与二十八宿的星象，继而来确定空间与时间，创立原始历法，建构中国天文学的二十八宿体系和五宫为框架的天文体系。这个体系亦在考古出来的殷商时期甲骨卜辞中得到了确凿的践证——在甲骨卜辞中，“鸟”、“火”、“大星”、“商”等星经常被提及，英国学者李约瑟据此考据二十八星宿至少起源于殷商中期，并且他还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写到（殷商中期）“大概四仲中星都完全了”。
这里所说的“中星”，又称“四仲中星”，是指傍晚时分出现在南方天空的正中之星，现代天文学称之为在子午线上的“上中天星”。“四仲”，是指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分别对应所在的仲春、仲夏、仲秋、仲冬四季月份节点。“四仲中星”，即是二分二至日的傍晚时分，出现在南方天空的正中之星。中星和七宿的名称并非一一对应，司马迁《史记·天官书》载，“东方青龙”七宿的中星为“大火正七宿之中”（《汇纂》），即房、心之间最亮的心宿二；“南宫朱雀”七宿的中星为“鸟”；“西方白虎”七宿的中星为“昴”；“北方玄武”七宿的中星为“虚”。此外，《史记.天官书》亦将“二十八宿”与地上的十二州对应，以此来呼应“天人合一”，因应人事。“鸟”、“火”、“昴”、“虚”四个“中星”，作为分别和确定季节的依据，在古代亦称为“辰”。如《左传.昭公七年》载：“日月之会谓之辰。”又言：“一岁日月十二会，则十二辰也。”
中国古天文学认为，可命名之星有320座，星数约为11520颗左右。其中，将日、月及金、木、水、火、土（即古代的太白、岁、辰、荧惑、镇五星）称为七政或七曜（日本日历至今沿用七曜名称）。在七曜周围划分出“三垣”（与古希腊后期埃及天文学家克罗狄斯·托勒密的48星座不同）和“四象”七大星区。“三垣”中的“垣”，为“城墙”之意；“三垣”之一为“紫微垣”，象征着皇宫，为天帝所居。而北京故宫名字“紫禁城”的来历即源于此，寓意为人间皇帝所居，这是呼应“天人合一”的思想所致。“三垣”之二为“太微垣”，是“紫微垣”的上垣（位于紫微垣的东北方），约占天区63度范围，以五帝座为中枢，共含20个星座，正星78颗，增星100颗。“太微垣”象征行政机构，因此，其星名多以官名命名，如左执法为廷尉，右执法为御史大夫等等。“三垣”之三为“天市垣”，是“紫微垣”的下垣（位于紫微垣的东南方），约占天空的57度范围，以帝座为中枢，成屏藩之状，包含19个星官（座），正星87颗，增星173颗。“天市垣”象征繁华街市，各色商家济济一街，同时亦有市场监管执法人员，各自有序，运行无碍。三垣环绕天上北极星，呈三角状排列。
“三垣”外围的区域，古代称为“四象”或“四神”（测定日、月、五星在空中的位置，以定方位、季节和历法，为“观象授时”的一种），分为二十八宿。关于其由来，说法有二：一是汉代司马迁《史记·天官书》）载：土星每二十八年绕天球一周，与二十八宿的数目相等，土星每年进入一宿，古称“岁镇一宿”（“土星”为“镇星”，亦称为“填星”，二字通假），故将天球一周分为二十八宿。另一说法是，月亮在恒星间自西向东移行一周的时间约为二十八天，从而将月亮所经天区分为二十八宿（不等分），即月亮每天住一个“宿舍”之意。以上说法见仁见智。但应清楚的是：二十八星宿并非覆盖整个星空。
在周代，人们将太阳的运行轨道称为“赤道”，而西方古代则称为“黄道”。二十八宿就是沿“赤道”的轨道，所作的四个区域的“定位”。这种古历应用方式，至汉武帝时，因久未修订，导致误差较为明显。于是，在司马迁、公孙卿、壶遂等人修历建议下，汉武帝命他们选定有落下闳、唐都、邓平、徐万且等人在内的“民间治历者凡二十余人”制订新历。新历制成之后，汉武帝为此而改年号为太初，故新历称为《太初历》。《太初历》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完整的历法，它将一回年定为365.2502天，一朔望月定为 29.53086天；首次将二十四节气订入历书，对农业生产有极为重要的指导作用。汉代同时还使用“太初历”来测定二十八宿迟到距度值，并沿用800多年。汉代天文学家张衡在其所制浑天仪上，亦专门列有二十八宿与二十四节气。并且，他认为：“律历、卦候、九宫、风角，数有徵效。”你看，一个扎扎实实走过来的人，其生命中涌现出来的话，底气就是铿锵！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