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临床肿瘤学杂志，JCO）是美国临床肿瘤协会（ASCO）的官方杂志，影响因子高达32.965。3月18日，JCO在线公布了2018年间发表在该杂志上引用率最高的50篇文献。其中，共有4项中国学者参与的研究成果入选榜单，广东省肺癌研究所吴一龙教授团队入选3项，可谓独占鳌头。
而这，仅仅是广东省肺癌研究所2018年以来发表IF≥20论文的惊鸿一瞥。
近年，无论是全球学者库2020年8月发布的“全国肺癌专家学术影响力100强名单”，科睿唯安（Clarivate）基于web of science引用数据发布的2020年“高被引科学家”名单，爱思唯尔（Elsevier）发布的2020年“中国高被引学者榜单”，吴一龙教授在国内肺癌专家学术影响力名单中均排名第1位。 面对这样的荣誉，他告诉记者：“这只是我工作的一部分，并没有很特别的地方。”医药魔方：JCO是肿瘤学最TOP的杂志之一，您作为第一或通讯作者主导的两项研究2018年以来引用量高达260次和177次。这一亮眼表现，是在意料之中吗？吴一龙：JCO这次发布的高被引榜单，从个人的角度来讲，并没有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相比一两篇文章，最近几年学术界更关注的问题在于，研究者在整个从医生涯中发表的文献，在全球范围内的实际影响力。当然，一个人的学术影响力，也是由一篇一篇的文章积累而成的。JCO是国际肿瘤领域第一梯队的重要杂志，上面发表的许多文章都深刻地改变了临床实践，可以说是从侧面反映了肿瘤学科的进展。刚刚提到的两项入选研究也是如此，实实在在影响了临床实践，目前已经写入包括NCCN、ESMO、CSCO在内的各大指南。在学术界来看，一般发表杂志的影响因子越高，学术影响力越大，但两者又不能决然画等号。高影响因子是杂志本身的荣誉，但单篇文章引用量的高低谁也无法左右，这一客观评价指标相比人为评判显然是一个非常巨大的进步。需要强调的是，国际上评判一个教授或PI的时候，不仅要求作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的文章数量，同样重视必须有参与的研究。换句话说，永远排“老大”是不可能的，许多工作需要大家团结协作，提倡集体贡献对于学术圈发展才是有利的。
发现新大陆的眼光：实实在在的“参与”，
开天辟地的“创新”
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此次吴一龙团队入选JCO榜单的两项研究，均是由外资大药企支持，境外新药在国内申报上市的关键临床试验（达可替尼/辉瑞；奥希替尼/AZ），可谓是外企申办方和中国专家的双赢。 时过境迁，国内制药企业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迭代，药物研发的创新内涵也从me too 、fast follow向me better/best、first in class层层推进。然而，中国研究者主导的临床研究在创新性、试验设计规范、质量控制等方面仍与世界巨头之间存在较大差距。 内资药企发起完成的临床研究，未来有没机会被进入高被引榜单？从研究者和申办方合作的角度来看，如何借助国内创新药的发展势头，让更多中国专家的影响力真正走出国门？近年来霸占学术头条的“中国好声音”、“亮相国际舞台”，从愿景转化为现实，还有几道坎？ 对此，吴一龙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医药魔方：若想参与全球的创新药开发竞争，新时代的临床科研对研究者们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您作为多项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的全球leading PI，有哪些宝贵经验可以与读者分享？ 吴一龙：在一项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担任全球leading PI，意味着你在其中的贡献是最主要的。这个PI不是说人家做了一个工作，然后让你来挂名，不是这样的，而是从最开始的临床试验设计就要参与其中。比如二代EGFR-TKI达可替尼，当年由于毒性较大、疗效没有显著优势，美国辉瑞总部原本打算放弃。但从研究者的角度而言，达可替尼相比一代或三代TKI对EGFR的抑制更加广谱，如果在临床提早应用，抑制住可能产生耐药的通路，疗效潜力十分可佳。基于这样的合理性假设，才开展了一线头对头对比吉非替尼的ARCHER 1050研究。包括为什么ARCHER 1050研究入组排除脑转移患者，现在争议也非常大。当初的考量是，由于对照组是一代TKI，而一代TKI已经证实对脑转移的疗效不佳。如果入组脑转移患者随机分配至对照组，从伦理上是站不住脚的。这也涉及一个原则性的问题：不能为了实现研究目标，不分青红皂白损害受试者的利益。
如前文所述，国内创新药研发整体上同质化比较严重，优质的first in class项目还是极少数。这不仅限制了中国研究者走向国际影响力的步伐，从临床研究的角度来看，同质化的项目也是在消耗本就匮乏的临床试验资源。 以三代EGFR-TKI为例，继奥希替尼（AZ）上市之后，阿美替尼（豪森）和伏美替尼（艾力斯）相继获批，在国内已有3款三代TKI药物的基础上，贝福替尼、瑞泽替尼等“后浪”们申请附条件上市的步伐却毫不停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