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顺宝：银生节度考（上）
摘 要：在很多元代的文献中，南诏、大理国时期的银生节度在哪里，与开南都督是什么关系，已经认识不清。原来的开南节度地区，常见被称为银生节度，开南节度直接被抹去不见。这种状况，延续至今，也没有改变。开南与银生两个节度在南诏时期同时存在，管辖地区不同。后来开南节度为什么不见了呢？其实是大理国末期迫于傣族北进压力，把银生节度移到开南节度地区造成的。元代有银沙逻甸，文献中明确说就是唐代的银生府。元代后期，思可伐势力东扩，银沙逻甸等地被改用傣语地名，明清时期的人就无法知道银沙逻甸在哪里。这样一来，开南与银生两个节度的情况都变得模糊不清。弄清这个变化过程，就可以恢复两个节度的本来面目，无论对南诏大理史研究，还是对地方沿革史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南诏大理；银生节度与开南都督；银沙逻甸；移置；错乱
作者简介：街顺宝(1965-)，男(彝族)，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研究馆员，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彝族历史文化、民族文物与民族考古。
早在元代，南诏、大理国时期的银生节度(大理国时称府)在哪里，与开南都督是什么关系，就已经认识不清。在明清时期的文献中，无一例外都把元代威楚开南等路管辖区域说成了银生府，甚至连元江府也被说成了银生府辖区，这样做的后果是开南节度直接被抹去不见。当代学者普遍持同样的观点，如向达、方国瑜等大家都认为银生与开南是同一行政机构的不同称法。在景东的地方文献和官方宣传中，都说该地是“银生”。实际上，(唐)樊绰撰《云南志》明确记载，开南与银生两个节度(都督)在南诏时期同时存在，惟管辖地区不同。《南诏中兴二年画传》在南诏末年的叙事中，也同时提到银生节度与开南都督，说明一直并存。到大理国末期，原银生府辖境被北上的傣族占去，银生府只好移治到开南(今景东)，致使开南地区也有银生之名。元代后期，思可伐势力东扩，原银生节度所在的银沙逻甸等地改用傣语地名，打断了地名的连续性。明清时人既不知道银沙逻甸所在，也就没有探究它与南诏银生节度的关系。元朝人整理大理国资料的时候，年代关系弄得很乱，致使在开南的银生府是移置还是原设、什么时候设、什么时候移置等问题，错乱百出。这样的错乱在元明清三代数百年间都未见改变，其影响及于今日。因此，重新梳理南诏时期这两个节度(都督)的来龙去脉，理清错乱所由，还其本来面目，能够为南诏大理国史、地方沿革史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一、南诏时期设立的银生节度在哪里
（一）有逻辑缺陷的流行看法
1.银生在景东是流行的看法
我们看到的普洱市或景东县的当代文献和官方宣传中，都称景东为银生。《景东彝族自治县志》建置沿革说：“唐，开元二十六年至后唐天福二年(738-937)蒙氏在大理建立南诏王朝后，在景东置银生节度，景东县城为银生节度驻地。”[1]《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志》沿革说：“唐永泰元年(765)，南诏赞普钟十四年置威远城，领六甸，为南诏南方重镇之一，属银生节度(治所在今景东县城，后迁楚雄)。”[2]
(唐)樊绰撰《云南志》明明说有开南、银生两个节度[3]，而景谷称威远，景东称开南，景东又怎么会是银生呢？开南成了银生，那银生去哪里了？虽然大家都跟着说，但这无疑是一个大悬案。
2.开南、银生为同一节度是银生在景东的一种解释
为什么景东称银生，最多的解释是开南、银生是同一节度的不同名称。方国瑜编撰《元代云南行省傣族史料编年》说：“银生即开南，即在今景东，阁罗风设开南节度，为南诏重镇之一。”[4]方国瑜著《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又说：“樊绰《云南志》卷五则有八节度，仅永昌、银生、拓东三节度之名称与《新唐书·南诏传》同。惟宁北即剑川，镇西即丽水，云南即弄栋，而开南、银生当合为一，则六节度之名虽异，其实一也。”[5]据《云南志补注》说：“南诏前期有弄栋(云南)、柘东、永昌、宁北(剑川)、丽水(镇西)、开南(银生)等六节度及会川、通海二都督。”[6]
3.开南、银生为同一节度有明显的逻辑缺陷
这种观点也存在明显的逻辑缺陷，有人提出银生在景东，与唐代文献记载的里程不合。据《蛮书校注》说：“今案银生城一般俱认为即今景东。此处云银生城在朴赕之南，去龙尾城十日程。今自景东北行至蒙化即今巍山约二百八十里，由蒙化即巍山北行至龙尾城即下关八十里。故自景东北行至下关，最多不过三百六十里，与十日程之说，颇难折合。不知难于折合之故何在？又此处下云开南城在龙尾城南十一日程，而清嘉庆《重修一统志》又谓开南故城即今景东厅治，二者有一日程之出入，亦颇难索解。凡此俱有待于续考也。”[7]
又开南、银生两城每每并提，不可能是同一城。赵吕甫就认为：“然考之樊《志》，开南城、银生城既分列为两条，卷四第11条叙朴子蛮云'自银生、柘南城、寻传、祁鲜已西蕃蛮种’，皆谓为两城，并每连称，则银生、开南必非俱在景东可决言，《野史》原注及《一统志》有误。”[8]
（二）被明朝人抹掉的开南节度
《元史·地理志》说：“开南州……至蒙氏兴，立银生府，后为金齿、白蛮所陷，移府治于威楚，开南遂为生蛮所据。”[9]
《元史·地理志》的错误在于，南诏在这里设的是开南节度，而不是银生节度。明正德《云南志》卷七说“景东……唐南诏蒙氏立银生府”[10]。《明史·云南土司传》说：“景东……唐南诏蒙氏始置银生府。”[11]明正德《云南志》卷八说：“镇沅……唐时南诏蒙氏为银生府之地。”[12]《明史·云南土司传》说：“镇沅……唐南诏蒙氏银生府地。”[13]显然都采用了同样的说法。
又《元史·地理志》说：“威楚开南等路……蒙氏立二都督、六节度，银生节度即今路也。及段氏兴，银生隶姚州。”[14]
把开南州、威远州当成原银生节度区域的最终结果，就是抹除了南诏时期设置过开南节度一事。这种做法的直接后果，开南节度自然是被抹除不存在了，其地域被当成了银生节度区域，而银生节度在哪里也成了悬案。这种说法从明代开始，延续至清，而影响及于现代。
（三）银生节度和开南都督是并存的两个节度(都督)
1.物产与族群分布、民族分布介绍体现银生、开南不是一地
(唐)樊绰撰《云南志》中提到的银生与开南，可以分银生和开南并提、开南单提、银生单提三类。(五代·晋)李石撰《续博物志》也提到茶出银生，当是录自樊绰撰《云南志》。这足以说明银生和开南是不同的两个区域。
（1）银生、开南并提
(唐)樊绰撰《云南志》卷三说：“扑子蛮，勇悍矫捷。以青婆罗缎为通身袴。善用白箕竹，深林间射飞鼠，发无不中。部落首领谓酋为上。无食器，以芭蕉叶藉之。开南、银生、永昌、寻传四处皆有，铁桥西北边延澜沧江亦有部落。”[15]
(唐)樊绰撰《云南志》卷三说：“自银生城、柘南城、寻传、祁鲜已西，蕃蛮种并不养蚕，唯收婆罗树子破其壳，中白如柳絮，组织为方幅，裁之笼头，男子妇女通服之。”[16]
柘(拓)南即开南，以意近易字。
（2）开南单提
(唐)樊绰撰《云南志》卷三说：“黑齿蛮、金齿蛮、银齿蛮、绣脚蛮、绣面蛮，并在永昌、开南(案：“开南”《新唐书》作“关南”与此异)，杂类种也。黑齿蛮以漆漆其齿，金齿蛮以金镂片裹其齿。”[17](《太平御览》也作“关南”。)
(唐)樊绰撰《云南志》卷三说：“茫蛮部落，并是开南杂种也。”[18](《太平御览》作“关南”。)
(唐)樊绰撰《云南志》卷三说：“开南巴(已)南养处，大于水牛。一家数头养之，代牛耕也。”[19]
(唐)樊绰撰《云南志》卷三说：“象，开南巴(已)南多有之，或捉得，人家多养之，以代耕田也。”[20]
（3）银生单提
(唐)樊绰撰《云南志》卷七说：“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21]
(五代·晋)李石撰《续博物志》卷七说：“茶出银生诸山，采无时。杂树(椒)、姜烹而饮之。”[22]
2.六节度不是南诏节度固定数量
《新唐书·南蛮传》说：“外则有六节度，曰：弄栋、永昌、银生、剑川、柘东、丽水。”[23]
《资治通鉴》卷二三九《唐纪五十五》宪宗元和十一年(816年)二月乙卯注引程大昌曰：“南诏有六节度，曰弄栋、永昌、银生、剑川、拓东、丽水。”[24]
没有开南节度，只有六节度，应该是漏了一个节度。
(清)顾祖禹撰《读史方與纪要》卷一一四云南府说：“天宝末，没于南诏。广德五年，凤伽异增筑之，曰拓东城南诏于东境置拓东节度，言将开拓东境也，为六节度之一。六节度者，曰拓东，曰弄栋，曰永昌，曰银生，曰剑川，曰丽水云。”[25]
(清)冯甦著《滇考》卷上异牟寻复归唐条也是六节度，为弄栋、永昌、银生、剑川、丽水、柘东。[26]
《南诏野史》南诏称谓官制有八节度使，为弄栋、永昌、银生、剑川、丽水、拓东、东川、通海。[27]
除了《南诏野史》多东川、通海，称八节度外，《新唐书·南蛮传》《资治通鉴》《读史方與纪要》《滇考》都称六节度，名称也相同，明显是抄《新唐书·南蛮传》。为什么会如此，大概是因为没有条件看到樊绰撰《云南志》。至于《南诏野史》说丽水节度在丽江，则与明代对缅北地区的控制削弱，造成人们对这个方向的认识模糊有关。
杨干贞是东川节度，《南诏野史》的八节度也没有列会川都督，剑川、宁北、铁桥三地的位置接近，很可能只设一个节度。南诏的节度设置会根据形势发展，不断发生变化，如南诏占据安南后，就设了安南节度，说明六节度不是定数。
如果不看(唐)樊绰撰《云南志》，就找不到开南节度(都督)的资料，肯定就不可能知道还有一个开南节度(都督)，明清人不提开南，与此有关。
现代人有(唐)樊绰撰《云南志》关于开南的诸多资料，又有《南诏中兴二年画传》作辅证，开南节度(都督)的存在，已很明确。
(唐)樊绰撰《云南志》卷三说：“云南、柘东、永昌、宁北、镇西及开南、银生等七城则有大军将领之，亦称节度。”[28]
3.银生节度和开南都督到南诏末年一直并存
南诏王隆舜时，为了找寻阿嵯耶观音圣迹，下勑让大清平官澜沧郡王张罗疋去办。于是，“张罗疋急遣男大军将张疋傍，并就银生节度张罗诺、开南都督赵铎咩访问原由，但得梵僧靴为石。欲擎舁以赴阙，恐乖圣情。遂绘图以上呈”[29]。
这件事的缘起，按《南诏中兴二年画传·文字卷》的说法，是全义四年己亥岁(819年)，使大军将王丘佺、酋望张傍等复礼朝贺至益州，遇金和尚，提到保和二年乙巳岁(825年)，有西域和尚说西域莲花部尊阿嵯耶观音行化到汝大封民国。
《南诏中兴二年画传·文字卷》又说：“至(隆舜)嵯耶九年丁巳岁(897年)，圣驾淋盆，乃有石门邑主罗和李忙求奏云：'……’。奏讫，勑遣慈双宇李行将兵五十骑往看寻觅，乃得阿嵯耶观音圣像矣之。”[30]
第一次寻访的时间不明，但同在隆舜时期，应该距第二次寻访的时间不远。第一次寻访由银生节度张罗诺、开南都督赵铎咩具体执行，银生节度、开南都督并提，说明到南诏末期，银生节度和开南都督一直都并存。
（四）文献明载元代的银沙逻甸就是南诏时期的银生府
1.元代银沙逻甸土官的活动记载
（1）劫杀招谕八百者
《元史·泰定本纪》载：泰定四年(1327)秋七月戊午，“谋粘路土官赛邱罗，招谕八百媳妇蛮招三斤来降，银沙罗(逻)土官散怯，遮杀赛邱罗，敕云南王遣人谕之”[31]。
（2）贡献
《元史·文宗本纪》载：天历元年(1328年)十月丁未，“云南银罗甸土官哀赞等来贡方物”[32]。
《元史·文宗本纪》载：天历二年(1329年)二月辛丑，“云南行省蒙通蒙算甸土官阿三木，开南土官哀放，八百媳妇、金齿、九十九洞、银沙罗(逻)甸，咸来贡方物”[33]。
（3）设官
《元史·文宗本纪》载：天历二年(1329年)二月乙卯，“置银沙罗(逻)甸等处宣抚司都元帅府”。[34]
《元史·文宗本纪》载：至顺二年(1331年)五月己丑，“者线、蒙庆甸、银沙罗(逻)等甸并为军民府，秩从四品”[35]。
2.元代银沙逻甸的位置
《大元混一方舆胜览》说银沙逻属大理金齿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大元混一方舆胜览》银沙逻下有蕚昌、曹广甸[36]。《大元混一方舆胜览》又说：“蕚昌，古寻传也。”[37]《大元混一方舆胜览》银沙逻风土说：“野蛮散居寻传之西，有野蛮散居山谷，无衣服，以木皮蔽体，形貌丑恶，男少女多，一夫十妻，不事农桑，采草木及动物食之。”[38]
“野蛮”是抄(唐)樊绰撰《云南志》，因说蕚昌即古寻传，却借机把樊绰撰《云南志》所载在寻传以西的“野蛮”资料也抄进来了。这容易让人误以为银沙逻甸在今德宏州及缅甸北部方向，但其实蕚昌应该是误入，不可作银沙逻甸位置所在的依据。
(元)佚名撰《招捕总录》载：延佑三年(1316)，“又罕旺及其弟胡念、弟爱俄等，侵银沙罗(逻)甸、兀里、盐井、部日、女具、落索等甸，劫民财，吓取官所征差发。遣使招降，遣白衣阿爱诈为己子出官，劫掠如故”[39]。
部日在今宁洱，盐井可能指磨黑，也可能指景谷，余虽不详所在，但车里此行动，规模较大，扰地也多。银沙逻甸疑在邻近思茅的澜沧、双江方向。
(元)佚名撰《招捕总录》又说：“既而，爱俄死，其兄弟子侄罕塞、昭爱剌、构木、力梦、兀仲等五人，分党争爱俄位，相杀久之，遣火头郭力看，赍象牙一、金信答一来降。”
《赵连庆碑》说：“维延佑二年(1315)岁次乙卯，九月初八日，前大理路银沙逻甸蛮夷长官司提领案牍赵庆贤立石。”[40]
据碑文，则银沙逻甸当曾属大理路辖。大理路军民总管府辖二府五州，管不到银沙逻甸。大理路疑是指大理金齿等处宣慰司，金齿诸部也在所辖。碑文所提示的管辖情况，无疑对确定银沙逻甸的方位有帮助。
可以用空地法来确定银沙逻甸的位置。明代不再见的地名，当与思氏扩张后改用傣族地名有关。成为空白地的，主要就在今临沧市临翔区、双江县与澜沧县等地。
方国瑜编撰《元代云南行省傣族史料编年》说：“《元史》纪银沙罗(逻)甸事迹，未言为金齿，惟《大元混一方舆胜览》，金齿白夷诸路所属，即有银沙罗(逻)，称其风土，野蛮散居，则非尽为金齿白夷住民，惟地当与金齿诸路近，故属之，宜在镇康路南猛猛、猛允及裸黑山地，其境域广廓，故尝设为宣抚司都元帅也。按：银罗甸即银沙罗(逻)甸，其地理未详于纪录；惟《经世大典招捕录·车里条》曰：'延佑三年(1316年)侵银沙罗(逻)甸。’知其地与车里近；《元史本纪》：'泰定四年谋粘路土官赛邱罗招八百媳妇蛮招三斤来降，银沙罗(逻)土官散怯遮杀赛邱罗。’则银沙罗(逻)地在自八百媳妇或自谋粘赴云南省城沿途中；又《大元混一方舆胜览》，银沙罗(逻)属金齿百夷诸路，则在金齿宣抚司边境；以此考校，疑银沙罗(逻)在今猛猛(即双江)猛允及附近裸黑山地，金齿宣抚司南境也。银沙罗(逻)内附，即设宣抚司，惟后二年(至顺二年)改为军民府，盖其地非广大也。”[41]
3.《大元混一方舆胜览》明确说银沙逻甸就是唐代的银生府
《大元混一方舆胜览》银沙逻沿革说：“唐银生府也。”[42]
所谓银沙逻，当即银生逻。“逻”是彝语的城，银沙逻甸，或银生逻甸，指原银生城所在的坝子，仅指银生城所在的坝子及附近区域而言，比唐代的银生节度区域范围小。
方国瑜说：“《混一方舆胜览》载沿革曰：'唐银生府也。’即以地名用字相同为说。从所见银沙罗(逻)甸事迹，可知其地在永昌之南，为南诏时永昌节度地，非银生节度地也。”[43]
《大元混一方舆胜览》的表述很明确，但方国瑜仅认为是音近而已。出现这样的认识，是因为方国瑜认为银生和开南是同一节度，地域都在澜沧江以东，自然不会再考虑银生节度是否会在其他地方的问题。一旦确认银生和开南是两个节度，辖区不同，在澜沧江以西的银沙逻甸即唐银生节度，也就顺理成章了。
《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只列有银生节度，没有列开南都督，认为属于银生节度区域的通镫川在今墨江一带，河普川在江城，羌浪川在越南莱州一带[44]，与属开南都督的威远、开南、奉逸等城形成区域相混，因为《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提到银生城在朴赕之南，而朴赕即今凤庆一带[45]，现在却跑到相去很远的东边，造成矛盾。
《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又认为属于开南都督的送江川在今临沧市临翔区一带，邛峨川在澜沧县一带，大银孔在泰国清迈一带[46]，又认为凤兰苴在今凤庆一带，芒天在孟连一带，再度造成矛盾。
永昌节度已经向北管到今腾冲以北地区，如果还要向南管到缅甸掸邦北部，南北延袤超千里，不可能有效管理，不会这样设置。澜沧江以西属永昌节度，显然也难以说通。
尤中著《中国西南边疆变迁史》认为朴赕在今凤庆，银生城在西双版纳境内，通镫川、送江川、邛鹅川、林记川等，在今老挝北部的会晒、琅勃拉邦、丰沙里等地[47]，占用了开南的地域，且西双版纳距凤庆很远，不可能说在凤庆之南。
实际上，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忽略开南都督与银生节度同时存在的后遗症。
（五）南诏时期的银生、开南两节度(都督)的位置
1.开南都督辖区位置靠东
（1）邻境介绍说明开南位置靠东
(唐)樊绰撰《云南志》卷一〇说：“女王国，去蛮界镇南节度三十余日程。其国去驩州一十日程，往往与驩州百姓交易。”[48]
镇南即开南。女王国靠近驩州方向，镇南节度位置靠东，才好算日程。
(唐)樊绰撰《云南志》卷一〇又说：“水真蜡国、陆真蜡国，与蛮镇南相接。”[49]
水真蜡国在南，陆真蜡国在北，与镇南节度接境的是陆真蜡国。陆真蜡国在今老挝境内，与镇南节度相接的，在西双版纳、普洱等沿边方向。说明开南都督辖区的位置靠东，与开南都督城在白崖城正南的指向一致。
（2）物产介绍也说明开南位置靠东
(唐)樊绰撰《云南志》卷六说：“又开南城在龙尾城南十一日程，管柳追和都督城，又威远城、奉逸城、利润城，内有盐井一百来所。”[50]
(唐)樊绰撰《云南志》卷七说：“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51]
银生只说产茶，不说产盐，而开南则强调盐井多达一百多处，是盐矿集中的地区。茶叶在澜沧江两边都有出产，不好作为区域界定的依据。而盐在澜沧江以西不产，集中在澜沧江以东的景谷、宁洱、勐腊一线，可以确定这些地方都在开南节度境域之内。
2.银生与开南的方位
(唐)樊绰撰《云南志》卷三说：“白崖城在勃弄川……其南二十里有蛮子城，阁罗凤庶弟诚节母子旧居也。正南去开南城十一日程。”[52]
开南在龙尾城南，又在白崖城正南，方向已经非常明确。
(唐)樊绰撰《云南志》卷三说：“银生城在朴赕之南，去龙尾城十日程，东南有通镫川，又直南通河普川，又正南通羌浪川，却是边海无人之境也。东至送江川，南至邛鹅川，又南至林记川，又东南至大银孔，又南有婆罗门、波斯、阇婆、勃泥、昆仑数种外道。交易之处，多诸珍宝，以黄金麝香为贵货。扑子、长鬃等数十种蛮。”[53]
白崖城已在龙尾城东南方向，靠东的就到云南、品赕诸地，地名记载明确，不见朴赕，则朴赕只可能在龙尾城西南方向。朴赕的位置不明确，但由此可知银生城与开南城不在同一个方向。
羌浪川已是边海无人之境，则银生城南所记地名，多在东南亚沿海到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诸海岛。属银生节度管的，可能只有通镫川、河普川两地。从外道一词，可知资料来源于佛教徒的记录。
阇婆即今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勃泥即今印度尼西亚的加里曼丹[54]。从两个节度南境的介绍也不难看出，开南节度的位置靠东，银生节度的位置靠西。
(唐)樊绰撰《云南志》卷六说：“又开南城在龙尾城南十一日程……陆路去永昌十日程，水路下弥臣国三十日程。南至南海，去昆仑三日程。中间又管模迦罗、于泥、礼强子等族类五部落。”[55]
“陆路去永昌十日程，水路下弥臣国三十日程”两句，疑抄置有误。应在银生节度条下而误置于开南都督条下。(唐)樊绰撰《云南志》卷六说永昌城“在玷苍山西六日程”[56]。开南城在龙尾城南十一日程，永昌城又在龙尾西南，永昌到开南城不可能反而只有十日程。
又说“水路下弥臣国三十日程”，必有江河水道可通。开南地域在澜沧江流域及以东，到不了弥臣。只有怒江(萨尔温江)通到缅甸南部，流入印度洋，符合到弥臣国的条件。
(唐)樊绰撰《云南志》卷二说：“又弥诺江在丽水西，源出西北小婆罗门国。南流过涌腋苴川，又东南至兜弥伽木栅，分流绕栅，居沙滩南北一百里，东西六十里。合流正东，过弥臣国，南入于海。”[57]
(唐)樊绰撰《云南志》卷一〇说：“弥诺国、弥臣国，皆边海国也。……弥臣王以木栅居海际水中……在蛮永昌城西南六十日程。”[58]
弥诺江即今钦敦江，在敏建(Myingyan)与木各具(Pakokku)之间汇入伊洛瓦底江，在蒲甘城北。其路程似乎也有问题。永昌距弥巨六十日程，此处水道只有三十日程，又说陆路距永昌十日程，不对应，两个数字必有一误。
又(唐)樊绰撰《云南志》卷一〇说：“骠国，在蛮永昌城南七十五日程，阁罗凤所通也。”[59]
骠国都城在今缅甸卑谬(Pye)附近一带，以路程计，弥臣还在此以北，又是滨海之国，则怒江不可能直通其地，只可能顺怒江进入今缅甸掸邦境内，再转陆路西行。
3.银生城与开南城的位置
（唐）樊绰撰《云南志》卷六说：“又开南城在龙尾城南十一日程，管柳追和都督城，又威远城、奉逸城、利润城，内有盐井一百来所。茫乃道并黑齿等类十部落，皆属焉。陆路去永昌十日程，水路下弥臣国三十日程。南至南海，去昆仑三日程。中间又管模迦罗、干泥、礼强子等族类五部落。”[60]
银生城在龙尾城南十日程。
此说与白崖城条不同。十一日程不论从白崖算，还是从蛮子城算，都多于开南城条，该条也是十一日程，但终点是龙尾城。既然明确开南城在白崖坝子的正南方向，往南走十一日程或十二日程的地方，就是开南城的所在。
威远地名一直保留，知道在今景谷一带。奉逸其实就是步日的同音异译，在今宁洱一带。从开南所属奉逸、威远等城看，地域靠东，在今普洱市及西双版纳等地。
开南在元明清时期都指今景东，但明显与樊绰撰《云南志》的路程不合。据《蛮书校注》说：“今自景东北行至蒙化即今巍山约二百八十里，由蒙化即巍山北行至龙尾城即下关八十里。故自景东北行至下关，最多不过三百六十里，与十日程之说，颇难折合。”[61]
疑开南都督是驻柳追和都督城，柳追和都督城的位置，则疑在元代所说的罗丑，为元江路所属十二甸之一；“和”是村寨或山的意思，罗丑与柳追是近音。《大元一统志》卷七丽江路军民宣抚司称“和”的村寨名很多[62]。(唐)樊绰撰《云南志》卷五说：“渠敛赵，本河东州也。西岩有石和城。乌蛮谓之土山坡陀者，谓此州城及大和城，俱在陂陀山上故也。”[63]又《云南志》卷八说：“山谓之和。”[64]
据(唐)樊绰撰《云南志》卷一，从善阐到龙尾城有十程，而(唐)樊绰撰《云南志》卷六说龙尾城十程到开南，对比两条线的里数与途程，开南城址不当在景东，而应在更靠南的地方。(唐)樊绰撰《云南志》卷一说：“从柘东节度城至安宁馆一日……从安宁城至龙和馆一日，至沙雌馆一日，至曲馆一日，至沙却馆一日，至求赠馆一日，至云南驿一日，至波大驿一日，至白严(岩)驿一日，至龙尾城一日。……至阳苴咩城一日。”[65]
因为善阐在今昆明，龙尾在今大理下关，是明确的，其间的路程，不仅里数有明确记载，驿站设置也有确切的记载，能作为途程对比的依据。(唐)樊绰撰《云南志》说龙尾城到开南城是10程，而从昆明到下关，同样是10日程。如果从龙尾城(今下关)往南找等同于到昆明那么远的一个地方，景东明显不够远。也就是说，开南城应该在景东以南离下关更远的地方。
罗丑、罗陀等地，都在威远之南，可与樊绰撰《云南志》的路程对应。
而银生城的位置，较开南都督城要近一、两日的里程，说明银生城在开南都督城西北方向。
4.开南、银生疑以澜沧江为分界线
开南、银生同时设置，则虽同在南方，而分管地域不同，城址也不会同。开南、银生合并，则是后来的事。但也因为合并，使后世对最初的设置及区域，有诸多不解，成为悬案。
《南诏中兴二年画传》第四化说：“兴宗王蒙逻盛时，有一梵僧，来自南开郡西澜沧江外兽赕穷石村中。”[66]“南开郡西澜沧江外”一句，说明澜沧江外已属开南郡以西，则开南郡的范围，止于澜沧江。
又《南诏中兴二年画传》第四化说：“张罗疋急遣男大军将张疋傍，并就银生节度张罗诺、开南都督赵铎咩访问原由。”[67]派张罗诺、赵铎咩两人同时去找，与梵僧在澜沧江西向江东一路走来的行程有关。江东、江西分属开南都督、银生节度两个不同的行政区域，只能将任务同时下达给两地的行政长官。
从以上的资料不难发现，唐代银生节度的位置，就在元代的银沙逻甸区域。只不过银沙逻甸限于指银生城所在及周围一些地方，范围远较唐代的银生节度小。
5.银生节度以物产得名
据《南诏德化碑》说：“建都镇塞，银生于墨觜之乡；候隙省方，驾憩于洞庭之野。”[68]
“银生于墨觜之乡”一句，字面意思不难理解，是说墨嘴人的地方产银。由此也可以知道，南诏的银生节度，就是以物产命名的。《南诏德化碑》前文说：“越赕天马生郊，大利流波濯锦。西开寻传，禄郫出丽水之金；北接阳山，会川收瑟瑟之宝。南荒渀凑，覆诏愿为外臣；东爨悉归，步头已成内境。”[69]上面都描述了一些地方的物产，故银生一句的写法，还是沿用同样的表达法，只是可能原来没有行政区划地名，只能换一种表述法。银生在《南诏德化碑》中的出现，说明这些地方已划归南诏，且银生节度应该也已设置。
被《南诏德化碑》当作民族文化特色的“墨觜”又是怎么一回事呢？这其实与(唐)樊绰撰《云南志》提到的漆齿习俗有关。漆齿实际上是用黑色物质染齿，因此染成的牙齿是黑的。人一张嘴，满嘴的黑色牙齿很醒目。所谓墨齿或黑齿，就是这样一种文化。直至现代，傣族、佤族、布朗族等仍保留这一习俗。过去一些论著认为“墨觜”指傣族，并由此把银生城所在认定到西双版纳傣族区域[70]，但这一习俗不是傣族独有，此说不一定可靠，因为“墨觜”可以指此习俗的不同民族。
我们又到云南的南方和西南方向去看，什么地方以产银闻名呢？是中、缅交界地带的茂隆银厂与波隆银厂等地；而元代的银沙逻甸，正好又在今临沧、普洱两市及邻近的缅甸边境地区。这种地名与民族分布、物产上的重合，不可能是偶然，说明南诏时期已有银矿开采，故以银生作为该区域的行政区划名称。(唐)樊绰撰《云南志》卷三说：“云南、柘东、永昌、宁北、镇西及开南、银生等七城则有大军将领之，亦称节度。”[71]
除云南、永昌用的是旧名外，其余的柘(拓)东、宁北、镇西、开南都是用汉语命名，以汉语的银生作为行政区划名称，也是通例。南诏所设节度或都督，称拓东、宁北、镇西、开南、通海、会川，都有取意，拓东是要开拓东方，宁北是要让北方安宁，镇西是要控制好西方，开南是要开拓南方，通海是要通达南方海边，用的都是汉语词义。依此而论，疑银生也是汉语取意，强调该区域的特产是银。这个方向后来有兴盛一时的茂隆银矿，疑在南诏时期已经有银矿发现与开采，才会以银生为名。
据《景东彝族自治县志》建置沿革说：“柘南即景东最古老的名称，意为水渍之坡。”[72]所谓水渍，是用傣语解释的结果，傣语“南”意为水。但柘南是拓南的异写，拓东也有作柘东的。拓南即开南，是汉语而非傣语，《景东彝族自治县志》的说法非当。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