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昔|孙淦：一个不该被遗忘的先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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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3年红十字在西方诞生后不久，即“东渐”登陆中国，1875年《申报》《字林西报》就曾撰文介绍红十字会战地救护规则，只是没有点出“红十字”之名。1888年，英国医师梅威令召集台湾、福建“聪慧子弟数十人”，进行救护培训，组织起红十字医疗队，他们在上海演习后航海至天津，表示“愿赴军营效力”，但没有得到允许。梅氏红十字医疗队是在国人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冒”出来的，太过新奇而骤难接纳，自在情理之中。显然，没有舆论准备，没有启蒙宣传，红十字运动不可能“夕发朝至”，一朝兴起。补上启蒙宣传这一课，对志士仁人而言，是绝对不可缺省的。有识之士为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并于甲午战争后掀起红十字启蒙运动的高潮。孙淦就是启蒙运动的强力推动者。
孙淦，字实甫，上海商人，长期在日本经商，曾出任浙江留日学生监督，也是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上首任监督，是一位爱国侨胞。
大阪华商、上海人孙淦（右二）与朋友合影
孙淦不但是一位成功的商人，而且热心慈善公益事业。他在日本加入了赤十字社，看到“日人于陷阵冲锋时深获红十字会之益”，萌生了在中国创兴红十字会的理想。但要在中国创兴红十字会，如上所述，需要一个启蒙运动加以推动。而要“启蒙”，不仅要启“官（朝）蒙”，而且要启“民（野）蒙”，双管齐下，才易收功。在这两方面，孙淦都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启“官蒙”，号呼奔走
在启“官蒙”方面，1897年冬，孙淦在东京向驻日公使裕庚呈递了《大阪华商孙淦呈请裕钦使转咨总署奏设红十字会禀》（附有汉译日本赤十字社章程），恳请裕庚咨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又称总署、总理衙门），代为上奏。禀文称，红十字会救灾恤兵，一视同仁，博施济众，意美法良，实为近世“至善之大政”，环视全球，除“野蛮”之邦外，莫不设有此会。中国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与国际接轨，非创设红十字会不可。况且，创兴红十字会，益处甚多：“疾伤有恃，军士气壮，鼓行而前，图功自易，一利也；万邦善政，是则是效，结盟诸国，人不敢轻，二利也；国有病疫，大凶大札，会众疗治，保全必多，三利也；我国医学，讲求未精，此会若成，研究益易，四利也。”有利无害，何乐而不为？
孙淦的“一片婆心”，深深打动了裕庚。裕庚阅禀，当即批示，表示支持。孙淦的上书，通过裕庚传递给清政府。这是清政府第一次听到在中国创兴红十字会的呼声。
孙淦只是一位普通的商人，人微言轻，书上之后，不免担心。1898年1月3日他在给汪康年的信中说，《奏设红十字会禀》“虽经裕星使咨总署，恐亦难望其成”。我们也无从得知清朝中央阅禀后的第一反应。但从随后清政府对中国加入红会组织表现出的异乎寻常的热情，可以断定孙禀在朝中产生了反响。1899年5月，世界和平会议（清代外交文件称“减兵保和大会”）在荷兰海牙召开，清政府态度积极，派遣原驻俄公使杨儒赴会。大会于7月29日通过《推广日来弗原议行之于水战条约》（即《关于日内瓦公约原则推行于海战的海牙公约》）。不少国家先后签约。12月7日，清廷特命杨儒前往海牙签署。12月27日，杨儒抵达荷兰，遵旨在《推广日来弗原议行之于水战条约》上“画押”。清政府这一系列举动令孙淦兴奋不已。孙淦的努力得到了回报，他要继续为在中国创兴红十字会奔走呼吁。
启“民蒙”，艰苦备尝
在启“官蒙”的同时，启“民蒙”的工作也在推进之中。孙淦希望广大民众认识红十字、了解红十字，为红十字会在中国的创兴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要启“民蒙”，大众传媒的作用不可小视。在此过程中，有两位报人推波助澜，给予了孙淦难能可贵的支持，一位是鲰生，另一位即汪康年。
鲰生是孙淦好友，是《申报》编辑和主要撰稿人。他以《申报》为阵地，抬出“我友孙君实甫”，传播红十字知识，并愿“为之执鞭”效力，而孙淦也正是借助好友之力，在《申报》桴鼓相应。孙淦《呈请裕钦使转咨总署奏设红十字会禀》在1898年3月26日《申报》全文刊出，引起强烈反响。接着他又于同年11月16日、17日《申报》发表《红十字会说》，详细介绍红十字会的发轫、继起、定帜等情况。文中还对日本红会组织赤十字社的历史、现状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在当时的年代，向日本学习是潮流，因此孙淦对日本赤十字的介绍更易激发国人对创建红十字会的热情。
鲰生及《申报》为孙淦提供“启蒙”宣传平台，当然希望孙淦“竭忠尽智，以底于成”，这对孙淦也是一种激励。
另一位好友汪康年同样是孙淦“启蒙”活动的有力支持者。
汪康年（1860—1911），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字穰卿，光绪进士，曾入张之洞幕。1895年参加上海强学会。1896年在上海参与创办《时务报》，并担任该报总理。《时务报》“讲求时务”，力倡变法维新传播西学，颇受时人瞩目，创办当年发行量即达7000份，次年更增至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这样一份在朝野上下具有广泛影响的媒介，自然引起孙淦的关注，而好友汪康年出任总理，可谓“近水楼台”。孙淦所译《日本赤十字社社则》在《时务报》连载。孙淦《呈请裕钦使转咨总署奏设红十字会禀》呈递裕庚后，即将文稿寄发汪康年，并请“从速登报”。汪康年照办，禀文发1898年3月22日出版的《时务报》。同年孙淦还寄上“《赤十字社各国缔盟表》贰纸，请与前《红十字会说》附登报末”。不仅如此，他还“冒昧拜恳”汪康年，请他多方联络，促成红十字会的建立。他在给汪康年的信中说：“阁下如到江阴、湖南等处，请将红十字、游学两会周行，倘公不竭力提倡，总无成日。”随后他又寄上日本《赤十字》两册，“以备鉴裁”。虽然汪康年未能达成孙淦宏愿，但他的臂助，促进了红十字启蒙运动的深入。
《时务报》中刊载的孙淦奏设红十字会的禀文
《申报》《时务报》的受众为社会各阶层，孙淦以此为媒介传播红十字知识，呼吁在华创兴红十字会，虽以广泛意义上的启“民蒙”为主，但启“官蒙”也在不言中。
孙淦的主观意愿当然是“速为筹建”红十字会，越快越好，但客观效果只能局限于启蒙层面。红十字会对国人来说毕竟是新事物，欲速则不达自也在情理之中。
编《博爱》，开“本会之先河”
难能可贵的是，孙淦还编辑了《博爱》一书，并遍赠好友以广宣传，只是该书是“自行刊送，流传无多，人鲜知者”。我们多方查找，无法得见该书的“庐山真面”。不过从孙淦致汪康年书“拟将凡有关涉于此（红会）之文字搜求汇集，择要付诸手民，以广流传，而冀有力者之闻风兴起”推测，该书主要内容当为孙淦著译作品的“汇集”，同时也从报刊上收录部分相关文章。这一推测，可以从孙淦致汪康年的另一封书信中得到证实，信中提及：“弟前见上海《大公报》载有郑陶斋观察所撰红十字会歌略一首，言简意赅，颇深韦佩。前拟奉烦令弟颂谷兄代为一觅，并昔日《时务旬报》《日报》登过之此项章程、缘起等译文，及此外有用各件，凡能办者，均祈转恳觅齐，从速掷下，至感至盼。弟处原稿因各友取阅，散失者多，欲求全璧，不得不劳诸同志者耳。”《大公报》创办于1902年，《博爱》一书刊印的时间当在此之后、1904年3月中国红十字会诞生之前。难怪中国红十字会史料谓“本会成立，已在孙君倡议之后，则是书实本会之先河”。该书在红十字运动中的地位与影响，不言而喻。
孙淦为在中国创兴红十字会“号呼奔走，艰苦备尝”，这种创始精神，当载入红会史册。作为“请准回国倡导红十字会第一人”，孙淦的“创兴”之梦尽管没有实现，但其振聋发聩的启蒙，为红十字会的创立铺平了道路。他无愧为中国红十字运动的先驱。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还于1911年与金韵梅等联手创立天津红十字会，为红十字事业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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