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1年，唐蕃双方进行了历史上有名的“长庆会盟”，该年十月癸酉，唐朝宰相、大臣等17人与唐朝使者会盟于长安西郊，订立盟约。次年，唐朝又派大理卿兼御史大夫刘元鼎为赴蕃会盟使，与吐蕃赴唐会盟使论纳罗等人同赴吐蕃再盟。赤祖德赞在藏河北川（即今墨竹工卡一带，臧河为拉萨河）设坛建帐，吐蕃钵阐布贝吉云丹、大论尚绮心儿等人与唐使复盟。823年，将盟文刻石立碑。此次会盟的目的在于使唐蕃永久和好息兵，再次明确唐蕃双方以各自实际控制区域为界，“彼此不为寇敌，不举兵革，不相侵封谋境”。并商定了有关“通传”、“交马”、“捉生”等方面所须遵守的原则，规定了违约行为的处理办法。长庆会盟是唐蕃关系史上非常重要的一页，它不仅基本上结束了唐蕃之间长期对峙、战争不断的局面，而且为西藏最终划归祖国版图创造了条件，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依据，同时也为藏汉两族人民进一步友好交流开辟了新的前景。此后唐蕃双方不断相互遣使往来，基本上再没有发生大的冲突。唐蕃长庆会盟后，吐蕃和回鹘、南诏的关系也发生了重要变化，并进而对唐蕃关系产生了一定影响，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此问题再进行一些论述。 一、唐蕃长庆会盟前的形势吐蕃主动与唐朝举行会盟与当时唐、吐蕃、回鹘、南诏几个政权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密切相关。自安史之乱爆发后，吐蕃趁机大举入侵，占领了河陇西域之地，并频繁进攻关中地区，一度还占领了唐朝京城长安，成为唐朝的心腹大患。唐德宗宰相李泌提出“北和回鹘，南通云南（南诏），西结大食、天竺”以抗击吐蕃的建议，最终为德宗采纳。贞元三年（787）八月，唐以咸安公主嫁回鹘可汗，回鹘得唐公主，“因詈辱吐蕃使者以绝之”，并对唐使说：“昔为兄弟，今为子婿，半子也。若吐蕃为患，子当为父除之。”贞元七年（791）回鹘败吐蕃于灵州，并与吐蕃争夺北庭。贞元十三年（797）回鹘再次击败吐蕃于凉州。元和八年（813）冬十月，回鹘发兵度碛南，自柳谷西击吐蕃。唐蕃长庆会盟之前，吐蕃得知唐朝将嫁太和公主于回鹘时，曾出兵拦截，回鹘便以“万骑出北庭，万骑出安西，拒吐蕃以迎公主”。吐蕃在向川滇地区扩张中，在金沙江畔铁桥城置神川都督府，以管理“麽些蛮”等部。蒙舍诏皮逻阁即位时，洱海地区各诏除蒙舍诏和蒙巂诏外都为吐蕃所控制，733年皮逻阁也曾亲至吐蕃向赤德祖赞致礼，请求支持。南诏王皮逻阁在唐朝的支持下完成了对六诏的统一，但由于唐朝处置失当，边臣昏庸狂妄，南诏王阁逻凤降附吐蕃。天宝十载（751）在吐蕃军队支援下，阁逻凤大败唐将鲜于仲通。翌年，吐蕃封阁逻凤为“赞普钟”（钟，吐蕃语，意为弟），给金印，号“东帝”，阁逻凤改元赞普钟元年，正式与吐蕃结盟。此后南诏又在吐蕃支援下再败唐军，并趁安史之乱爆发与吐蕃联兵夺取唐朝巂州、会同、台登、昆明等地，威胁成都。阁逻凤之孙异牟寻即南诏王位后，吐蕃、南诏合兵进攻西川失利，吐蕃因此迁怒于南诏，改封异牟寻为日东王，由“赞普钟南国大诏”下降到普通王的臣属地位，并不断加重对南诏的军事征调和赋役剥削。异牟寻不堪忍受吐蕃压迫，与唐西川节度使韦皋联络弃蕃投唐。794年，异牟寻与韦皋合兵破吐蕃于神川，唐朝派使进入南诏册封异牟寻，恢复了友好关系。弃蕃投唐后，南诏多次与唐朝联合进攻吐蕃。贞元十一年（795），南诏攻取吐蕃昆明城（在今四川盐源）。十七年（801），唐、诏合兵破吐蕃于雅州，又围维州及昆明城。十八年，吐蕃内大相论莽热率兵10万来解维州之围，韦皋擒论莽热献于长安。韦皋与异牟寻联兵进击吐蕃，取得了重大战果，将吐蕃基本上驱逐出今云南地区，使唐蕃清水会盟确立的界河大渡河成为唐朝的内河。此后一直到唐蕃长庆会盟之前南诏仍然采取联唐抗蕃的策略，《资治通鉴》记载元和十五年（820）十二月，“庚辰，西川奏南诏二万人入界，请讨吐蕃”。由于唐朝“北和回鹘，南通云南（南诏），西结大食、天竺”以抗击吐蕃的战略奏效，吐蕃四面受敌，处于被动地位，故此不得不主动向唐朝提出会盟罢兵。而唐朝国力衰退，政治腐败，藩镇割据，朝官与宦官之间斗争加剧，也无力再战，同意和解，双方遂举行了长庆会盟。在长庆会盟后，唐朝“北和回鹘，南通云南（南诏），西结大食、天竺”以抗击吐蕃的战略也随之解体，吐蕃和回鹘、南诏的关系也进入一个新阶段。二、长庆会盟后吐蕃与回鹘的关系在唐朝与吐蕃缔结盟约后，吐蕃随即得以抽调东线兵力进攻回鹘，史籍记载长庆二年（822），“是岁，尚绮心儿以兵击回鹘、党项，小相尚设塔率众三万牧马木兰梁”。在进讨回鹘取得一定战果后，吐蕃与回鹘也缔结盟约，宣布和解。英藏敦煌文书千佛洞“9, I, 37号”（即IOL TIB J751I号，另外法藏P.T.16号文书与该件文书原是同一件文书，被分割为两个部分）祈愿文记载（这里采用英国学者F.W.托马斯的译文）：某些显贵的国家大臣，即大论尚绮心儿（赤松杰，blon chen po zhang khri sum rje）和大相尚塔藏（拉桑藏，chenpo zhang lha bzang po）两位来这里执掌政权。（他们挫败了敌人的力量，安置他们于本国腹地。靠着他们严厉的命令，施以强力和影响，征服了边境地区的国王，）包括唐朝（rgya）、突厥(drug)、南诏(vjang)等国家。后来他们因不服统治而进行了冒险和反抗，最终他们的希望破灭了。……边境诸国皆敬畏地听命于吐蕃赞普及其大臣。诸国间签定了大和盟约。”“奉敕建立寺庙的地址，选定于德噶玉园的和平川上。此为三个大国两年一轮的会盟处，在此曾奠定了伟大基业。其中“此为三个大国两年一轮的会盟处/vdi yang lo ngo gnyis la rgyalkhams chen po gsum mjal dum ba dang gtsigs chen po mdzad pavi sa gzhi ste”一句托氏译解值得推敲，有学者指出应译为“在两年内成为三大国会谈和大和盟之地”，即吐蕃与唐朝和回鹘在两年内相继会盟和好，地点在吐蕃雅莫塘节度使（dbyar ma thang khrom，管辖河州等地）辖境内的德噶玉园（de ga g.yu tshal），笔者赞同此观点。另外译文中的“唐朝（rgya）、突厥(drug)、南诏(vjang)和其他国家”的藏文原文为“rgya drug vjang las stsogs pa”，应该译为：“唐朝（rgya）、回鹘(drug)、南诏(vjang)等方。”并不能由此得出除去唐朝（rgya）、回鹘(drug)、南诏(vjang)三方以外还有别的政权也参与了同吐蕃的会盟活动的结论。该祈愿文中记载了当时的吐蕃赞普为赤祖德赞（khri gtsug lde btsan，815—836年在位），这表明其写作时间是在唐蕃长庆会盟之后。文中的突厥（drug）即指回鹘，其时吐蕃与唐、回鹘、南诏都签订了盟约，故而吐蕃河陇地区瓜州、凉州、雅莫塘（dbyar ma thang）节度使等官员在雅莫塘地区的德噶玉园寺(tshug la khang)发愿庆祝。敦煌汉文文书也记载了吐蕃曾与唐、回鹘订立盟约，和解罢兵。Дх.1462+P.3829《大蕃古沙州行人三部落兼防御兵马行营留后大监军使论董勃藏修伽蓝功德记》云：“皇考君、论乞利陁欻临波，任宰相幕府兼度支使，专知蕃、汉、迴纥三国盟誓，得使三国和好，委任机密，勋绩有殊，授大银告身。”该功德记写于820年以后，吐蕃官员论乞利陁欻临波任宰相(指大尚论尚绮心儿和尚塔藏)幕府兼度支使，参与了长庆年间吐蕃与唐、回鹘的会盟，并因功获授大银告身，此后该人之子论董勃藏则担任了吐蕃沙州军政长官节儿监军。藏文传世史籍也记载有吐蕃与唐、回鹘会盟之事。成书于12世纪的萨迦派僧人索南则莫所著藏文史书《佛教史入门》（chos la vjugs pavi sgo）云：吐蕃王赤祖德赞（khri gtshug lde btsan ）在位时，臣大论尚绮心儿达尼(zhangkhri gsum rje stag snya)等慑服汉(bgya)、回鹘(drug)，订立和盟，阳水虎年，与唐(bgya)订立盟约，阴水兔年与霍尔(hor)订立和盟。这里的阳水虎年为公元822年，阴水兔年为823年。即吐蕃与唐、回鹘在两年内相继议和，霍尔(hor)为回鹘(drug)的别称。该书记载吐蕃与唐会盟是在822年，吐蕃与回鹘会盟是在823年，正与汉文传世史籍以及敦煌吐蕃文、汉文文书的有关记载相吻合。另外在藏文传世史籍《贤者喜宴》、《汉藏史集》中也记载有吐蕃与唐、回鹘、南诏会盟之事。成书于16世纪的《贤者喜宴》称在赤松德赞（khri srong lde btsan）时期（755—797）四方进行会盟：先于父祖之时，因不和而发生汉(rgya)、霍尔（hor）及南诏（ljang）三方之间的战争，追逐厮杀。到最后，吐蕃大臣墀松杰达那（blon po khri sum rje stag snar）说道：“应当进行协商。”于是，汉人说道：“……故此应在我们跟前进行协商。”但霍尔人则说：“……因此应在我们的灶灰井处进行协商。”南诏人则说：“……因此应在我们的土地上协商。”此后进行会见时就将按各自（说的）那样做。然而，墀松杰(khri sum rje)却做了一种神变，集中各方在雅莫塘（dbyar mathang）开会……（墀松杰说道：）“……我比你们所有人都优越，因此，协商应在我的前面举行。”（墀松杰）说罢，（汉、霍尔及南诏三方）均无言以对，于是据说就在吐蕃王前（对上述三方）进行了调解。成书于15世纪的藏文史书《汉藏史集》同样也记载赤松德赞时期吐蕃与唐、回鹘、南诏四方会盟：国王赤松德赞（khri srong lde btsan ）的大臣由桂·赤桑雅拉(mgos khribzangs yab lhag)、韦·杰多日（dbas rgyal do re）、赤松杰达那（blon po khri sum rje stag sna）、涅·达赞东色(gnyerstag btsan ldong gzig)等人担任，为政贤良。……赤松杰达那(khri sum rjestag snas）与汉地(rgya)、突厥(dru gu)、南诏(ljangs)三方协商，缔结了和好盟约。《贤者喜宴》和《汉藏史集》记载的吐蕃大臣墀（赤）松杰达那（blon po khri sum rje stag snar/sna）与《佛教史入门》记载的尚绮心儿达尼(zhang khri gsum rje stag snya)二者名字只有一个词的差异，而snar、sna、snya三者发音相近，所以他们应该是同一个人，他担负主持吐蕃与唐、回鹘、南诏四方在雅莫塘（dbyar ma thang）会盟的重任，当为吐蕃宰相无疑。敦煌吐蕃历史文书P.T.1287《赞普传记》记载吐蕃王朝后期三任大相为：“其后，巴·芒杰拉类(dbav mang rje lha lod)任之。其后，没庐·赤松杰达囊(vbro khri sum rje stag snang)任之。其后，韦·颊道日达聂(dbavs rgyal do re stag snyas)任之。”没庐·赤松杰达囊(vbro khri sum rje stag snang)为吐蕃王朝倒数第2任大相，其任职时间正在赤德松赞和赤祖德赞时期，为吐蕃外戚，故有尚（zhang）的称号，该人在敦煌汉文文书和汉文传世史籍、唐蕃长庆会盟碑中被称为尚绮心儿、上乞心儿、尚起律心儿等，为吐蕃后期名相。此人在唐蕃长庆会盟碑中被记为zhang khri sum rje sbeg lha，有学者认为他与khri sum rje stag snang不是同一人，因为sbeg lha和stagsnang并不相同，但是在中古时期声母n与l相通，sbeg lha和stagsnang发音相近，所以sbeg lha和stag snang应该是同名异写，没庐·赤松杰达囊(vbro khri sum rje stag snang)和唐蕃长庆会盟碑中的zhang khri sum rje sbeg lha二者应该是同一人。没庐·赤松杰达囊(vbro khri sum rje stag snang)同《贤者喜宴》和《汉藏史集》中记载的吐蕃大臣墀松杰达那（blon po khri sum rje stag snar/sna）、《佛教史入门》记载的尚绮心儿达尼(zhang khri gsum rje stag snya)名字也只有一字之差，snang可能分别被误写为snar、sna、snya，他们也应当是同一个人。没庐氏(vbro)为吐蕃外戚家族，所以可以称为尚(zhang)。而敦煌文书P.T.1287《赞普传记》记载继没庐·赤松杰达囊(vbro khri sum rje stag snang)之后担任吐蕃大相的韦·颊道日达聂(dbavs rgyal do re stag snyas) 与前引《汉藏史集》中记载四方会盟时与墀松杰达那（blon po khri sum rje stag na）同时担任吐蕃大臣，共同执掌吐蕃政务的韦·杰多日（dbas rgyal do re）二者姓名前面部分完全相同，只是后者姓名中没有stag snyas二词，当是省略所致，所以这二者应该也是同一个人，是吐蕃王朝末期的大相。成书时间较为靠后的《贤者喜宴》和《汉藏史集》中记载吐蕃大臣墀松杰达那（blon po khri sum rje stag na/sna）在赤松德赞时期主持四方会盟与敦煌汉藏文文书的记载以及传世汉文史籍、《佛教史入门》的有关记载在时间上相矛盾，应该是两书作者将此段史实的时间弄错了，将其放入赤松德赞（khri srong lde btsan ）时期（755—797），与这一时期吐蕃乘安史之乱爆发，唐朝驻军东调平叛之机攻占河陇西域的史事混淆。这段史实实际上记载的正是长庆年间吐蕃与唐、回鹘、南诏四方会盟的情况，当时吐蕃赞普为赤祖德赞（khri gtsug lde btsan），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可能与吐蕃早期历法使用十二生肖纪年，不能比较准确地记录历史事件发生的具体年代有关。而成书时间较早的藏文史籍《佛教史入门》则利用了某些具有权威性的古代资料，所以该书对吐蕃与唐、回鹘会盟的时间（822、823年）有着准确记载。唐蕃长庆会盟后不久，吐蕃又与回鹘在823年达成了和解，此时的回鹘可汗为崇德可汗，接下来一直到回鹘汗国崩溃的十几年时间里，二者之间未再发生战事，保持和平。法藏敦煌藏文文书P.T.2204/3《没收叛乱者粮食支出帐单》记载：尚书之使者（zhang shevi pho nya），突厥新王(dru gu rgyal po sar ma)……主仆（dpon gyog）四人自住地至沙州（sha cur）之粥金共拨出二驮（khal）五蕃升（bre）。……尚书牒文（zhang shevi phyag rgyas gtad）：给茅格噶十驮。这个尚书（zhangshevi）就是指吐蕃东道节度使，由吐蕃宰相（大尚论）担任，总制河陇、青海等地。唐人将宰相称为尚书令，吐蕃沿用了这一称谓，在敦煌汉文文书中吐蕃东道节度使也被称为尚书令，简称尚书，P.t.2204/3号文书应该是吐蕃东道节度使衙署中的粮食支出帐目。突厥新王(dru gu rgyal po sar ma)应该是指回鹘汗国新立可汗，古藏文dru gu亦即回鹘（drug），在“突厥新王(dru gu rgyal po sar ma)”后面部分文字缺损，其中可能出现有使者字样，当是回鹘新可汗派使者来到吐蕃东道节度使衙署，可能主仆一共有四人，该文书年代应该是在唐蕃长庆会盟之后。对于此件文书中的“突厥新王(dru gu rgyal po sar ma)”学界目前尚无考证，根据千佛洞“9, I, 37号”祈愿文记载，当时吐蕃与回鹘汗国也在东道节度使所辖雅莫塘（dbyar ma thang）地区的德噶玉园进行了会盟和好，东道节度使的驻节之地也在属于雅莫塘（dbyar ma thang）地区的河州。吐蕃方面主持会盟的大论尚绮心儿（赤松杰）和大论尚塔藏（拉桑藏）中有一人担任东道节度使，所以吐蕃东道节度使与其辖境相邻的北方回鹘汗国可汗自然也有通使关系，而回鹘汗国出使吐蕃王廷的使者也必须先经过东道节度使辖区然后再前往吐蕃国都逻些。这个回鹘新可汗有可能是昭礼可汗，该人于825年即位，为在823年与吐蕃进行和好会盟的崇德可汗之弟，当然也可能是其后的某位回鹘可汗。此外，成书于吐蕃赤祖德赞(khri gtsug lde btsan)时期（815—836）的《旁塘宫目录》一书中画像题记部分记载：令汉（rgya）、蕃(bod)、回鹘(hor)议和(mjal sdums byas)， 并在蕃地制定佛法法规之天子赤德松赞（khrilde srong btsan）。该题记明确记载赤德松赞（khri lde srong btsan）执政时期（798—815）吐蕃曾经与唐朝、回鹘议和。而《赤德松赞墓碑》（噶脱仁增才旺诺布摹本）记载吐蕃与唐朝之间，“值此王于国号令之秋，双方曾结一永久之盟。” 并云：“ 因高地回纥可汗（stod hor kha gan）， 不作寇敌， 遂缔结盟约。”该碑文中的“此王”应该是指赤德松赞，该碑文相关内容也显示赤德松赞曾与唐朝、回鹘议和。实际上世纪80年代发现的吐蕃时期的摩崖石刻对此也有所记载。西藏昌都地区察雅县香堆区仁达乡丹玛山崖上的摩崖刻文云：“猴年，夏，赞普墀德松赞之时，宣布比丘参加大盟会……唐蕃和谈始□，参与和谈者为堪布廓尔·益希央、比丘达洛塔德、甘·南喀娘波；为了赞普之功德与众生之福泽，造此佛像，祈愿。”据考证，猴年是指藏历阳木猴年，公元804年，这一年墀（赤）德松赞与唐德宗开始相互遣使进行和谈。805年，唐德宗去世，唐顺宗李诵即位，进一步改善唐蕃关系。一方面将原来俘获并发配各地的吐蕃“生口”（俘虏）放还吐蕃。另一方面又将平凉劫盟中被吐蕃扣压后又逃回，被唐德宗囚禁的严怀志、吕温等十六人释放，并封授官职。唐宪宗李纯即位后，唐蕃又互派使节通好，806年唐宪宗命将发配福建道的吐蕃“生口”70人放还吐蕃。敦煌文书P·3256号《愿文》、P·2255、P·2326号《祈福发愿文》、P·2807《斋文》等则记载吐蕃皇太子臧玛807年来到敦煌等地 “继好息人，交质蕃城”，释放唐朝俘虏加以回报。在821年唐蕃双方进行了长庆会盟，基本上结束了唐蕃之间长期对峙和战争的局面。而汉文史料同样也显示了赤德松赞时期（798—815）吐蕃与回鹘有联络的迹象。元和六年（811），保义可汗请婚于唐朝，唐朝不予回复，回鹘派遣三千骑至鸊鵜泉给唐朝施加压力，礼部尚书李绛上书称：“今回鹘不市马，若与吐蕃结约解仇，则将臣闭壁惮战，边人拱手受祸……臣谓宜听其婚，使守蕃礼，所谓三利也。”主张应回鹘之请，与之和亲。元和七年（812），唐使张茂宣出使回鹘，《张茂宣墓志》称：“时虏之酋长方肆傲慢，公抗节直近，谕之以礼义，以三寸舌挫十万虏，虏于是屈膝受诏，遣使纳贡，来与公俱。”回鹘之所以公然对唐朝边境派军施加压力，态度傲慢，应该同其与吐蕃联络交好有关。故此敦煌藏文文书P.T.2204/3《没收叛乱者粮食支出帐单》中的回鹘新可汗也有可能是806年即位的滕里野合俱录毘伽可汗或821年即位的保义可汗，此时正是吐蕃赞普赤德松赞（khri lde srong btsan）执政时期（798-815）。开成五年（840），回鹘汗国崩溃，末代可汗廅馺特勒被杀，一部分西迁回鹘余部投附了吐蕃：“回鹘别将句录莫贺引黠戛斯十万骑攻回鹘，大破之……回鹘诸部逃散。其相馺职、特勒厐等十五部西奔葛罗禄，一支奔吐蕃，一支奔安西。”投奔吐蕃的回鹘余部应当被安置在河西走廊北部一带,成为后来甘州回鹘政权的前身。三、长庆会盟后吐蕃与南诏的关系在唐蕃长庆会盟后，吐蕃和南诏的关系也进入了一个调整阶段。前面所引英藏敦煌文书千佛洞“9, I, 37号”祈愿文、《贤者喜宴》、《汉藏史集》都记载吐蕃在与唐、回鹘会盟的同时同南诏(vjang)也进行了会盟和解。对于藏文史料的这一记载学界研究者有的认为只是文献作者的构拟虚指而已，实际并无此事，还有的只是列出有关藏文史料记载，对其真实性则不置可否，不予置评。而德国学者Uebach Helga 则认为英藏敦煌文书千佛洞“9, I, 37号”祈愿文以及《贤者喜宴》的记载表明南诏和其他国家也参加了与吐蕃、唐、回鹘的会盟。法藏敦煌藏文文书P.t.1190号信函残卷第5行记载：“yanbod chab sri bdag gis bzung si rgya drug vjang dang gsum spyi sdums yong lagsre[…”译文为：“我执掌吐蕃国政，决定要全面和好唐、回鹘、南诏三方。”日本学者岩尾一史曾对这一行做了部分录文，其录文为：“rgya drug vjang sum spyi sdums”，译文为：“唐、回鹘、南诏三国全面调停。”他认为这可以作为旁证证明当时南诏也与吐蕃进行了会盟。从P.t.1190号文书残卷第5行的内容来看，这一记载确实可以对敦煌藏文祈愿文和《贤者喜宴》、《汉藏史集》的有关记载进行部分佐证，证明南诏也与吐蕃进行了会盟，参加吐蕃与唐、回鹘、南诏三方同时修好和解的外交活动。吐蕃政权在基本退出今云南地区后仍然与南诏接境，保持着接触。实际上检索汉文史料也会发现一些线索，表明南诏当时确实与吐蕃进行了会盟和解，而笔者尚未见有学者论及这一问题。长庆三年（823）南诏国主劝利卒，弟劝丰祐立，此时唐朝西川节度使为杜元颖。《新唐书》卷96《杜元颖传》记载该人治蜀无方，只知横征暴敛百姓以邀宠固幸，使得边军给养发生困难，被迫寇掠南诏边境以自给，遂给南诏以可乘之机。太和三年（829）冬，南诏王命清平官王嵯巅寇蜀。《旧唐书》卷263《杜元颖传》记载：“太和三年，南诏蛮攻陷戎、巂等州，径犯成都，兵及城下一无备拟……蛮兵大掠蜀城玉帛、子女、工巧之具而去。方还，蛮驱蜀人至大渡河，谓之曰：'此南吾境，放尔哭别乡国。’数万士女，一时恸哭，风日为之惨凄。哭已，赴水而死者千余，怨毒之气，累年不息。’”南诏寇蜀给西川地区造成了极大破坏，数万百姓被掠至南诏。随后李德裕担任西川节度使，他上任后采取措施整顿军备，励精图治，使蜀中局面得到改善。《资治通鉴》记载文宗太和四年（830）末，“（李）德裕奏启郑滑五百人、陈许千人以镇蜀，且言：'……况闻南诏以所掠蜀人二千及金帛贿吐蕃，若使二虏知蜀虚实，联兵入寇，诚可深忧。……’”这就表明此时南诏已与吐蕃达成和解，并将太和三年掳掠的一部分蜀人和金帛用来贿赂吐蕃，以取得其支持，二者已开始联手对抗唐朝。南诏与吐蕃会盟言和的时间也应是在唐蕃长庆会盟后不久，会盟地点应该在位于西南地区的吐蕃、南诏的边境一带，而不在吐蕃与唐、回鹘会盟的吐蕃雅莫塘节度使辖境内的德噶玉园。随着唐朝联结回鹘、南诏以抗击吐蕃的战略的解体，吐蕃与回鹘和南诏都会盟修好，四方之间关系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此后南诏一直保持着对吐蕃的臣属关系。《新唐书》卷222中《南蛮中·南诏传》记载咸通十四年（873），南诏攻蜀，遣使致书剑南节度使牛丛，言将假道入朝，牛丛回书责之云：“尔祖尝奴事西蕃，为尔仇家，今顾臣之，何恩仇之戾邪？”当时吐蕃国内爆发奴隶大起义，吐蕃王朝已经分裂解体，分为微松（vod srung）和云丹(yum brtan)两个政权体系，二者互相争斗，其中云丹一派占据着逻些及其周边地区，靠近唐朝和南诏辖境，微松一派占领着今西藏山南地区，而南诏仍然对吐蕃保持着臣属关系没有改变，南诏应该是对云丹一派保持臣属关系。《新唐书》卷222中《南蛮中·南诏传》记载乾符二年（875）高骈为唐朝西川节度使，大破南诏，“（高）骈结吐蕃尚延心、嗢末鲁耨月等为间，筑戎州马湖、沐源川、大度河三城，列屯拒险，料壮卒为平夷军，南诏气夺。”高骈以投降的吐蕃部众（嗢末系吐蕃化的唐人后裔，嗢末即吐蕃语庶民、奴隶之意）据守西川与南诏之间的边境，修筑塞城对付南诏，使南诏忌惮万分，气焰顿失。可知在唐蕃长庆会盟后，南诏失去唐朝支持，对吐蕃畏惧称臣，吐蕃一直对南诏具有极大的震慑力。唐人樊绰撰写于咸通四年（863）的《云南志》中记载当时吐蕃王朝虽已内乱四起，但与南诏还有着经济上的交流，具有相当规模。该书卷7《云南管内物产》记载：“大羊多从西羌、铁桥接吐蕃界三千二千口将来博易。”同书卷2《山川江源》又云：“大雪山在永昌西北。从腾冲过宝山城，又过金宝城以北大赕，周回百余里，悉皆野蛮，……往往有吐蕃至赕货易，云此山有路，去赞普牙帐不远。”南诏自皮逻阁、阁逻凤时期就投附吐蕃，吐蕃的政治、军事制度很多为南诏所借鉴。在南诏弃蕃投唐后，这些影响仍然存在。唐蕃长庆会盟后，南诏再度依附吐蕃，吐蕃制度又进一步对南诏产生影响。在樊绰所著《云南志》等史料中可以看到当时南诏的行政建制、告身、大虫皮制度等都与吐蕃有相似之处。近人徐嘉瑞所著《南诏中兴国史画内容解释》关于第六张图释曰：“一人戴王冠，其冠有顶如盔，两傍有翅上举，如鼎上之有耳，著小团花袍，此袍或者为吐蕃服式，盖唐人阎立本画唐太宗见吐蕃之像，吐蕃赞普使臣即著小团花袍也。此照片与前数张无关，盖为文武皇帝之写真，文武皇帝乃郑买嗣也。买嗣篡位，号大长和国。据《野史》云'伪谥圣明文武威德恒皇帝’。其后有一从官。持短杖、带剑、著小团花袍，又一从官，服装亦同。”郑买嗣篡位建立大长和国是在唐天复二年（902年），此时吐蕃王朝已经灭亡，如果南诏后继政权大长和国皇帝及其臣下确实还在采用吐蕃服式，也足见吐蕃对南诏及其后继政权影响之深。四、吐蕃与回鹘、南诏的和解对维州之议的影响吐蕃与唐、回鹘、南诏和解后，对会盟四方各自的政治经济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日本学者岩尾一史认为吐蕃此后大力崇佛，在全国推广宣传佛教经义，组织民众抄写佛经，王廷召集僧侣编订佛经目录，还组织民众给予佛教寺院许多布施供养，官府同样也给予佛教寺院许多布施，激化了国内矛盾，最终导致吐蕃王朝的崩溃。实际据藏文史籍布顿所著《佛教史大宝藏论》、巴卧·祖拉陈哇所著《贤者喜宴》等记载吐蕃赞普赤祖德赞（815—836年在位）还在原来赤松德赞（755—797年在位）实施的三户养僧制和寺院属民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设立了七户养僧制这一重要的扶植佛教措施，这一措施的推行也应该是在822—823年四方结盟修好之后，并且七户养僧制在吐蕃统治下的敦煌地区也得到实施。除此之外，唐朝应对吐蕃的策略也相应有所调整，以下对唐朝维州之议与四方会盟的关系再谈一点看法。唐朝维州之议是长庆会盟之后唐蕃关系中的一件大事。《资治通鉴》记载文宗太和五年（831）吐蕃维州守将率众降唐，唐廷内部李德裕、牛僧儒等人对如何应对此事展开争论：“九月，吐蕃维州副使悉怛谋请降，尽帅其众奔成都；德裕遣行维州刺史虞藏俭将兵入据其城。庚申，具申奏状，……事下尚书省，集百官议，皆请如德裕策。”牛僧孺则认为应该遵守与吐蕃的和约，归还维州。如果不归还则失信于吐蕃，会招来吐蕃大军进攻关中，直接威胁长安：“养马蔚茹川，上平凉阪，万骑缀回中，怒气直辞，不三日至咸阳桥。此时西南数千里外，得百维州，何所用之！徒弃诚信，有害无利。此匹夫所不为，况天子乎！”文宗采纳牛僧孺意见，下诏命令李德裕将维州城归还吐蕃，并将悉怛谋及与其一起投唐的部下都交给吐蕃。“吐蕃尽诛之于境上，极其惨酷。德裕由是怨僧孺益深。……冬，十月，戊寅，李德裕奏南诏寇嶲州，陷三县。”吐蕃维州副使悉怛谋率众降唐，这是唐蕃关系史上的一个著名事件，唐朝内部对此事件的处理意见存在很大争议，并因涉及到牛李党争而引人注目。维州为剑南入蕃门户，战略要地，吐蕃为夺取维州曾煞费苦心。“其州南界江阳……是西蜀控吐蕃之要地。至德后，河、陇陷蕃，唯此州尚存。吐蕃利其险要，将妇人嫁与此城阍者，二十年后，妇人生二子成长。及蕃兵攻城，二子内应，其州遂陷，吐蕃得之，号曰'无忧城’。”贞元十七年（801）西川节度使韦皋曾进攻维州，大破吐蕃，随后又俘获率兵救援的吐蕃内大相论莽热，但最终仍然未能攻下维州。这次悉怛谋率众降唐，维州终于为唐所有，李德裕请乘机率军深入吐蕃腹心，收复故地，进而重新经营河陇西域，一雪旧耻。但是宰相牛僧孺以为如果收复维州，进击吐蕃，将导致吐蕃大举进攻关中地区，得不偿失。当时唐文宗从唐朝内部藩镇割据、内廷外朝相争不已、战乱之后经济严重衰退的现实出发，采纳了牛僧孺的意见，命李德裕将悉怛谋等与维州城一起交付吐蕃。李德裕对此极为不满，后来入朝担任宰相时再度论及此事，认为当时接受吐蕃维州守使投降后可以进一步收复失地，使西山八国内属，震慑南诏，交还维州和悉怛谋等实为失策，令人扼腕。《资治通鉴》武宗会昌三年（843）记载：“李德裕追论维州悉怛谋事，云：“……臣初到西蜀，外扬国威，中缉边备。其维州戍城信令，空壁来归，臣始受其降，南蛮震慑，西山八国，皆愿内属。其吐蕃合水、栖鸡等城，既失险厄，自须抽归，可减八处镇兵，坐收千余里旧地。且维州未降前一年，吐蕃犹围鲁州，岂顾盟约！……”以往论者谈及唐朝维州之议得失只从义利之辨、唐朝与吐蕃二者自身的实力对比和牛李党争的角度来探讨这一问题，而没有考虑到回鹘、南诏与唐、蕃间的关系对这一事件的影响。实际上唐朝当时自身衰落，内部分裂，已经无力收复河陇，重新经营西北，而且吐蕃已与回鹘、南诏议和，不再敌对。回鹘国力衰退，权臣拥兵自重，内乱频生，自顾不暇，832年春回鹘昭礼可汗就被臣下所杀，此时已不可能成为唐朝讨伐吐蕃的帮手。南诏则与吐蕃联手共同对付唐朝，在吐蕃的支持下频繁进攻西川地区，掳掠士女财货。在悉怛谋投唐的同一年十月，南诏就再次攻陷唐朝嶲州地区三县。唐蕃长庆会盟前唐朝联合回鹘、南诏共同进击吐蕃，使吐蕃四面受敌、处于被动的形势已经完全发生了改变，不再对唐朝有利。吐蕃完全可以在南诏的协助下放手进攻唐朝关中、西川地区，没有后顾之忧，从而使得唐都长安等地遭受严重威胁。李德裕提到维州事件发生前一年（830），吐蕃就曾不守盟约入寇鲁州，而与吐蕃和好的南诏则在829年入寇西川，唐朝都无力反击，只能委曲求全。所以从当时唐朝国内形势和唐、吐蕃、南诏、回鹘四者之间的关系来看，太和五年（831）唐文宗采纳牛僧孺的建议，将维州归还与吐蕃也是为国内和周边政治、军事、经济形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该文原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9年第3期,文字有改动，注释略去，引用请参照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