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穴史话|当海德格尔投身纳粹，萨特和波伏娃在柏林研究离奇谋杀案
Muzuer/撰文
L.Cave 工作室/排版、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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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面对政府反对派的抗议、示威和民众的运动，历史上的知识分子有着各自的表现，这种表现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他们各自对于生活和学术的态度，但是同样也呈现了时代和环境在他们各自身上的烙印。
01
海德格尔的效忠
若一个人要研究哲学，那么他/她一定绕不开的一个名字——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一座存在主义哲学的丰碑，却也同样是哲学史上显眼的污点人物，像极了艾兹拉·庞德（Ezra Pound）。
庞德
海德格尔出生在1889年的德国，而碰巧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扮演了战败者的角色。
欧洲在20世纪上半叶里经历了两次世界级的大战，甚至有人断定第三次大战之后人类就会自取灭亡。
一战战败后的德国遭遇的是恶性通货膨胀，而情况到了1929年似乎更加糟糕，贝克韦尔在自己的书中写道，许多人感觉到那个战争末期以类似政变的方式接管政权的社会主义政府背叛了他们。
「他们窃窃地议论着犹太人和共产主义者，指着他们密谋破坏民族大业。」
在贫困而充满压力的国度里，德国的年轻人看不到希望，甚至连可以逃避现实的美好梦想都没有，整个柏林的年轻人似乎都在寻求药物的催眠，荒芜自己在人间的苦难时间。
而德国的野心家们则伪装成了更有责任感的群体，他们或投向极左，或投向极右政党来应对这场降临在德国上空的阴霾，而希特勒和纳粹党就在那个时候成为了德国的「救星」。打着「工作」与「面包」的旗号，希特勒重新整合了劳动力，让国家出钱调动劳动力完成公共事业，他倡导劳动致富，驱使了失业而绝望的德国人（后来则是政治犯和犹太人）完成一项又一项公共事业，并将成果展现给那些先前的劳动者看，这些曾经的流浪者和失业者渐渐重拾了信心，而战败后的德国也以极端而迅速的方式重获了民族荣誉感和自尊心，而这最终为纳粹党的种族等级论埋下了伏笔。
不少学者在谈论上个世纪20年代的德国时说，那时候不少德国的年轻人发自内心狂热地拥护希特勒，因为他以迅雷之势扫除了德国民间泛滥的兴奋剂滥用问题（虽然有资料显示，他之后默许将兴奋剂大量用于军队士兵身上），他公开宣扬劳动的美丽和光荣。
由此，纳粹党被人民选举上台，而1933年3月20日，一项法案更是赋予了希特勒接近无限的权力，
从此，拥有了大权的希特勒开始整顿德国萎靡的风气，号召大量的年轻人从事劳动，并许诺给了人民家家都有浴缸和汽车的德国梦。
在那个时代，现象学正风靡一时，而海德格尔在一定程度上被胡塞尔认为是自己的接班人，事实上也正是胡塞尔将海德格尔推到了学术界的上游（贝克韦尔写道：1920在胡塞尔61岁的生日派对上，马尔文娜·胡塞尔开玩笑地把海德格尔成为「现象学的孩子」，而海德格尔则兴高采烈地配合着这个养子的角色，有时候以「亲爱的父亲般的朋友」作为写信的开头，有一回他写信感谢胡塞尔的招待时，曾写道：「我真的有种被接纳为儿子的感觉。」）
胡塞尔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现象学界的天之骄子在风云际会之时做出了令人惊愕的选择：
1933年4月，海德格尔接受弗莱堡大学的校长职位，他不仅加入了纳粹党，还向学生和教职工发表了亲纳粹演讲。
贝克韦尔在书中还提到，同年5月海德格尔还被目击参与了弗莱堡焚书事件。
他一时间成了纳粹党的学术领袖，他所论述的两个最为重要的存在主义概念：自我质疑和自由转眼便被他扭曲成了纳粹党的政治宣言：德国学生应当将「学术自由」替换成劳动、军事和「知识」服务，从自由的清议和思考者，海德格尔成了一个实用主义者，区别于胡塞尔晚年唯心主义的倾向，海德格尔不仅公开宣布了他对希特勒和国家社会主义政府的支持（注：纳粹党全称国家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更是自愿在自己的托特瑙山小屋开办了劳动夏令营并在里面一边宣讲身体训练、一边进行专题讨论。
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说到「此在」（Dasein）很容易受到「常人」（德文：Das Man 英文：the They）的影响，也就是一个「在那里」存在的群体，它很容易被看做是意识或者主流群体的集合，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大众或者集体意识，而一不小心这种集体意识就会取代「我」这个个体的存在，由此而陷入了平庸之恶，而这个个体意识的概念并没有让海德格尔拒绝纳粹的集体游行和经历，不知道是不是海德格尔将自己的存在看作了这个时代的集体意识领袖先锋。
热爱着德国黑森林的海德格尔似乎期望在投靠大众之际创造自己哲学的功用性与实在性，他像自己郊外住所时不时出现的惊雷一样，渴望着自己在有限的定向生命中实践「向死而在」这一概念并创造出自己的俗世功绩。
就这样，在纳粹的号召之下，海德格尔把自己投入了他所认为的德国劳动人民的汪洋大海之中，但很可惜，那不过是纳粹政府构建的海市蜃楼，在接下来的几年，他似乎忘掉了自己应该有的质疑和道德，渐渐变得麻木和冷血，甚至不惜疏远自己如父般对待的导师。
萨特与波伏娃
然而下一个时代的哲学家那时还年轻，萨特和波伏娃那个时候两人还像学术界的青少年一样对离奇的凶杀事件感兴趣，例如某某保姆杀害了主人。
可以说这样的谋杀案比邪恶力量纳粹崛起称霸世界要具体得多，萨特和波伏娃虽然是有远见的哲学家，但是他们没能预想到纳粹崛起后的德国很快用种族灭绝和闪电战撼动了整个世界。
02
鲁迅的彷徨
1915年，新文化运动在中国大地上轰轰烈烈展开，这同样是风云际会之时，陈独秀开办《新青年》，而那时候的鲁迅虽带着一丝绍兴师爷般面对乱世的沮丧，宣称自己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但他同样感觉到了时代和人民群众的召唤。
鲁迅
他在第一本小说集《呐喊》的序言中讲述了自己创作出版的小说集的缘由：
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了，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
「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就这样，他内心消极的情绪被这位朋友动摇了，他接着在自序中说道：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就有了十余篇。」
由此《呐喊》应运而生，作为时代的先锋，鲁迅投入了中国20世纪初浩浩汤汤的启蒙运动之中。
可惜，没过几年绝望的藤蔓又伸进了这位文化斗士的心田。新文化运动阵营的分裂让他感受到了无所适从，在《题<彷徨>》一诗中，他如此写道：「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
丁帆在《知识分子的幽灵》中如此写鲁迅的彷徨：
「那个时候的知识分子启蒙运动中找到了寻求真理的目标， 然而由于传统的士大夫思想，他们纷纷想着著书立说创立自己的门派，而这种作为个体知识分子的目标成为了整个运动的障碍，人们不再有为了相同观点或者共同立场而不惜牺牲自身利益的献身精神，在尊重个人的自由上，他们涣散了文化启蒙的队伍，而这正是他们一开始被俄国式的民粹主义革命乌托邦所诱惑而向左转的缘由。」
鲁迅「失而复得」的绝望让他的笔触间充满了当时中国百姓的麻木和官僚旧势力的虚伪，在这样的负能量熏陶下，鲁迅在心态上难免有些消极。也正在那个时候，他着手完成了自己的回忆散文《朝花夕拾》，或许也是为了告慰自己至少还有一些美好的事物值得回望。
然而现实总是残酷得让人不得不去面对，当时军阀割据的中国遭遇了三一八惨案，北京群众在李大钊的主持下集会抗议，当时执政的段祺瑞政府下令开枪，学生领袖刘和珍与杨德群遇难，悲愤难当的鲁迅不得不动笔写下了《记念刘和珍君》一文。
鲁迅与刘和珍等人
这篇文章虽然写了很多豪言壮语，但是文章里一段却表达了鲁迅的心声和对示威运动的看法：
「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至多，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至于此外的深的意义，我总觉得很寥寥，因为这实在不过是徒手的请愿。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但请愿是不在其中的，更何况是徒手。」
鲁迅说自己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他似乎看到了这个民族数千年积累下来的恶习和被规训的麻木，他时不时地走到大众的前列，但又很快认清了大众的荒诞和麻木不仁。
他最终决意旗帜鲜明地站在那群麻木看客的对立面，不过，这或许也只是因为他保有一颗对中国百姓的怜悯之心。
03
福柯的劝告
福柯一生都在描述权力与规训，然而他真正的政治经验要20世纪60年代末才有，据沃林的《东风：法国知识分子与20世纪60年代的遗产》一书中所写，福柯被那种政治行动主义所吸引，而在突尼斯的讲学中，他也不知不觉地被卷入了当时风起云涌的政治活动中。
1968年，突尼斯的哈比卜·布尔吉巴政府开始以西欧方式重构大学体制，而福柯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被邀请到突尼斯讲学。可是也正是因为这个政府面对欧洲和美国的种种姿态，它又被许多人认为是支持犹太复国运动的西方国家的傀儡，由此支持巴勒斯坦的学生开始不断地向政府示威并在街道开展游行。
布尔吉巴
当时，恰逢美国副总统到访，学生运动被突尼斯政府暴力镇压，一下子这群学生获得了世界各地反极权知识分子的支持。福柯一向来是个行动分子，绝非那类坐在办公室里的教授，获知消息的他立马对学生运动表示支持，并强烈谴责突尼斯政府。
然而，事件结果却出乎人们意料，这种声势浩大的反极权运动竟时不时异化成了令人惊惧的反犹运动。
不过沃林在书中写道：
「作为一名终其一生的『亲犹分子』，福柯没有隐藏其对这场造反的反犹暗流的厌恶之情；他也没有否定学生反抗国家压迫的合法性。」
在暴力事件发生后，福柯同样也做了表态，他并不支持恐怖主义，纵使很多人说他便是知识分子中的恐怖主义头头。
可以说福柯对学生的规劝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了他对自己思想的补充和修正，在福柯与乔姆斯基的对谈中，福柯说，只要人生存在这张知识与权力的网络中,就无法摆脱被规训的命运，人只有在「有限」的空间内不断地去反抗规训。
而晚年的福柯一直在著书立说，试图破解人们强加在人身上的性概念以及社会冠以同性恋者的艾滋符号，倡导着性自由和欢愉的他在美国如鱼得水，在60、70年代嬉皮士盛行的美国凭借着自己极具吸引力和破坏力的知识与权力结构理论获得了极大的声誉。
福柯与乔姆斯基
他是站在人民运动前线的知识分子，身体力行自己的学术理念和社会认知，但是这并没有让他摆脱残酷的现实，1984年福柯病逝，而他正是法国第一位罹患艾滋去世的公众人物。
04
许知远的拖鞋
作为北大毕业生，许知远在自己的精英主义道路上越行越远。
在开办了「单向空间」并拍摄了《十三邀》之后，许知远和曾经的韩寒一样在当代获得了极大的知名度。有些人觉得他姿态做作故弄玄虚，充斥着近乎自恋的傲慢和传统士大夫的恶臭，而有些人则欣赏他不拘一格的风度和对世俗不妥协的姿态。
在《了不起的创变者》中，《单读》主编吴琦说，许知远评价一个人的口头禅就是没文化，甚至有时候约稿的作者也会被冠以这样的标签。
但是吴琦认为广泛的阅读赋予了许知远评价他人的自信，而正是这种自信让他有着与一切「流俗」保持距离的能力，在任何节目中许知远似乎都有表达自由的权利，他可以在录制不下去时随时起身走人。
许知远与《十三邀》
就是这样一个不合群的知识分子，似乎没有必要向大众妥协，也没有想法想要和群众一团和气，只是极力地想要摆脱俗气和群体，这种方式究竟是在标新立异还是在追求「此在」其实没有人知道，但是资本家似乎捕捉到了这种文化气质在市场上的吸引力，网上甚至流传单向空间可能要售卖许知远同款拖鞋。
许知远可以说是单向空间最大的IP，而不得不说，贩卖知识分子形象和文化精神在当下已经成为了单向空间在市场上的生存方式。在这样的情况下，许知远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拥有了盛名和自我，而且是他越「不合群」，人们反而更喜欢他。
但在这样的情况下，许知远似乎也走入了一个乌比斯环，反过来说，他追随的精神自由和人格独立逐渐成为大众的消费品和流俗的一部分。
由此出现了上述提到的访谈中的一幕，在酒后谈话中一人问许知远：
「你说，万一将来真的有一天，中国有一个节日，所有人都在谈论托克维尔，你是不是会幸福得昏厥过去？」
「那我就会对这个产生新的怀疑了。这太可怕了，那时候我就会谈论双十一的重要性」
其实我们可以说，这种事实的荒诞背后正是当代消费者文化的崛起，铸就了以精英为名的大众IP的不是许知远反而是作为消费者的大众。
就这样，现代人能看到的一个最奇异的现象便是自诩站在与大众对立面的知识分子开始渐渐成为许多年轻人甚至大众的精神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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