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围书评｜书写乡村的方法
作者：杨楚佳
校对：LIT.CAVE 编辑部
配图：Online
LIT.CAVE编辑部
本文为首届文穴&后浪书评大赛入围作品，由作者授权后发布。
《都是人民群众》
丛书：后浪·华语文学
出版社：后浪｜九州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10月
作者：魏思孝
图书简介
魏思孝用白描的手法，每个人物用三五千字，或写一个人的一生，或截取有代表意义的一段生平。书中的人物都生活在虚构的村庄“辛留村”，这是个因为城市一再扩建而离城市的边缘不那么遥远的村庄。
写的时候情感十分克制，看起来简单勾勒，却戏剧性极强，因为书中所以的个体他们思考方向和时代的方向之间会产生冲撞，因此而生出喜剧效果。悲剧和喜剧的力量在辛留村诸人身上交汇，在文学中，那些人又活了一遍。
先看一段书中对卫华邦的采访：
「我看你写了很多农村子弟的文章，他们大多没什么文化，生活艰难，鲜少有明确清晰的人生规划和追求。在你身边，有没有真实的、早早辍学当地农村子弟，通过自律等实现不同人生追求过上比较幸福的生活的呢?」
这样的提问代表了一种非常常见的审视：书中所写的村民们的生活是失败的、落后的，这样一群人在不幸之中循环，他们只有通过「自律」才能获得进步、幸福与解脱。
《都是人民群众》的故事中，人物鲜少表现出对体面生活的幻想、对现状强烈的不甘，存活下去是「靠关系」「试下手气」，甚至「不事劳作」。正如卫华邦的回答一样，这本书就没几个「过上比较幸福的生活」的人。看看每个故事的结局：多是在日常之中，以某种迷茫语调戛然而止：「你爸找忙，骨折了，不能给你赚钱了，你妈伺候完你，还要再伺候他。」「小杨迷糊问，晚上你想吃啥。卫明又陷入了思索。」一个个短篇之中的人物，毫无「进步」的征兆。
我们该以一种怎样的角度观察与讲述农村的故事?农村题材一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主体，有两种经典的乡村书写的方式，一是诗意化，这是中国传统的对「乡土」概念的建构，把乡村当作乡愁的载体、精神的故土、可以退隐的归宿；二是悲剧化，以西方现代性的视角审视落后、麻木、愚昧的农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都是人民群众》摒弃了这两种传统。
书中的这段采访显然体现了第二种乡村书写的态度，将人物不思进取的人生经历定义为不幸。因为没有采访中提到的「人生追求」，人物没有进步与成长的方向，在这些人的故事中，无法用「年龄」来标记生命的进程。在书中，标志人物生命转折、进入下一阶段的，更多的是一些被动的、不幸事件：长辈的死亡、自己的受伤、工厂的倒闭等等。稍微积极一点的时间节点就是孩子的出生，但新生儿不是希望的象征，孩子的出生并不等于生活的改善，反而像是祖祖辈辈陷入新的循环。父辈的迷茫流转到下一代身上继续存在着，子辈无法克服父辈的命运：董必智的故事中，十六岁的「我」不解，父辈「怎么活了大半辈子，连个知心朋友都没有呢」，但时间流逝、「我」长大了，与董必智的友谊还是走了父辈的老路，倒叙故事的开头就已挑明：「我」已与董必智绝交了。
不管是在「中老年男人」还是「青年男人」章节，每个故事好像大同小异，一群人不断重复自己犯过的错误并因此受罪，无力也无意跳出这片土地、这个怪圈。董必智，一遍遍在女人面前落荒而逃，好不容易结婚，却因风流本性而被迫离婚；有志成为企业家的刘长江，从来不曾从自己指点江山的梦话中醒来，「什么活都干过」却依旧一无所为。
在对乡村的悲剧化写作中，讲述完这些人的「失败」之后，就该对这样的行为进行批判了，要么由作者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要么由人物自己生发忏悔。但《都是人民群众》中，忏悔与批判是缺失的，这样的缺失构成了这本书最可贵的地方。
忏悔能让一个犯错的人变成好人，但在辛留村麻木又愚昧的村民中当一个「好人」，就显得特殊、傲视众生，也就打破了平民视角的讲述。没有忏悔，就没有对过往的否定，就没有否定这群人「苟活」的存在方式，就不会与自律的幸福人生形成高下之分。正如「我」在叙述中突如其来的自我诘问：「我说这么多究竟要干什么。为二伯凄凉的家境和不成气候的子女感到惋惜，或者供诸位进行嘲弄吗?这是以上叙述所带来的额外反馈，我只是作为亲历者陈述事实。」作者也没有将作品落脚在人性的探讨上，没有将村民的不幸归咎于他们的不「自律」，因而没有遮蔽或简化导致这群村民生存状态的复杂现实。
作为亲历者进行平实、克制的对表象的书写，写出的便不是充满戏剧性的故事，而是存在的状态。中年人在同辈间没有威望、彷徨的青年找不到方向，这是人物的真实，谦卑的视角下是没有审丑的。农村的题材、人物的遭遇，乍一看会以为是一个讲述「过去」的故事，偶然出现的现代词汇「土味」「微信」「小视频」才猛然让人意识到，这是与作为读者的我们有着共时性的故事。这样的视角拒绝站在现在的、代表进步的立场上对愚昧的过去进行审判。那个企图在这群人身上挖掘「进步」可能性的采访提问反而显得格格不入、居高临下。
循环的、重蹈覆辙的生活中，行为找不到因果关系，读者也看不到人物存在的意义。线性时间的缺失导致的是方向感的缺失，每个故事都充斥着迷茫。作者终究没有揭示是什么导致了这大一群人的大同小异的不幸、没有指明这样的一群人该何去何从，作品中摒弃了价值观的介入是很难得的，但对读者却是「不友好」的(作者当然没有面向读者写作的义务)，一个读完让人悲伤却无从归咎的故事，留给读者的只有无奈。对于故事的主角们也是一样，人物只能不断犯错、不断重复自己的不幸。这样的循环也不是没有解决的办法，每当人物走到绝境，便幻想通过拆迁来换取一套房子、一笔横财，但拆迁却迟迟不来。如此下去，唯有死亡才能跳出不幸的怪圈。看不到重蹈覆辙的人生的转机，在这等待戈多的气氛中，不能不想起加缪的《局外人》：「所谓『希望』，就是在街道的某处，奔跑之中被一颗流弹击倒在地。」没有戏剧中圆满终结、没必要也来不及忏悔反思，无知之中猝然结束一生才是故事中每个人物的宿命。
《都是人民群众》也否定了第一种乡村书写传统，拒绝了对农村诗意化的塑造。书中这群来自农村的人也不像人们想象中的农民一样善良纯朴、有着可歌可泣的品质，在他们不上进、不自律的一生中，多少透露着些「活该」的气质。
这些村民不是那种让人亲切感怀的父老乡亲，不是乡愁的载体。与人物塑造同样的，还有作者对农民所在的这片土地的表现。除了开头写了海、点明了这个村庄的地理位置，书中便鲜有对乡土风貌的描绘，即使提到，也是从土地中长出工厂的景象。费孝通所中总结的农民「安土重迁」的特质消失，书中的农民不再依赖土地：孟吉祥克服了「恋家」的感情出海捕鱼、村民们都等着靠拆迁发财、大伯与堂伯相继离村出走。随之而来的是熟人社会的崩塌，村民之间不再通过宗族维系，农村不再是传统伦理道德的载体。刘昆仑反复提及「亲人」这个词，只是为了控制选票；「我」偶然遇见刘长江时，怎么也想不起这位父亲的兄弟是谁；因为彼此之间「人情往来」(钱)不到位而关系僵化的邻里更是比比皆是。乡土文学中，文人对农村的浪漫化想象在此无法成立。
以本地人漠不关心的、日常的视角讲述的这片土地，对于读者来说，这是在哪?除了「山东人重感情」这样被故事中某个人物盲目相信着的、代表地方身份的口号，鲜有体现地域特色的元素。地域性的失败中，农村的样貌不再独特、具体，因而不再能提供怀旧的功能。这可能是中国任何一个农村的现状。人们离开的故土，想要追溯过往却没有凭吊的对象。
乡村已经不是记忆中的乡村，人心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两种主流的乡土文学传统以外，《都是人民群众》以乡邻谈话实录式的语言进行书写。这样的书写甚至是矫枉过正的，导致了语言的干枯无味。作者也刻意抹去了农村中温情脉脉的一面，强化了绝望与荒凉，又用戏谑的语言让这样的绝望日常化：读者正要为人物们毫无希望的人生唏嘘时，「我」的调侃让这些不幸的经历听起来只是乡间的一段笑谈。正是这样的文字，拒绝了批判或是诗化的可能，让读者无从归咎、无法抒情，拒绝了读者情感的代入，拒绝了被审视的可能。在这个媒体惯于煽动情绪的时代，这群不可能成为历史主流的人，被以这样一种不可能成为主流的文字书写着。
一口气读完，读到半截甚至有种厌烦，厌烦重复的情节、没有起色的生活、没有指望的人物。这种厌烦主要还是因为主角们的人生中没有戏剧性的大起大落、没有值得什么总结过往而得出的哲理、没有让人为之感动的情怀。大约因为人生根本不是三段式戏剧，重蹈覆辙才是日常的底色。这样的小说能出版，或许因为有人默认着每个人心中都有和书中这些农民一样守旧又放荡、犯错却不知悔改的一面。对于这样的人生，唯有曲解作者在书中的戏谑来抒怀：「面对这样一位顾家且勤劳的三十岁出头的乡村青年，你需要做的只能是尊重与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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