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津先生访谈录之“入行拜师”（下）
顾先生在长乐路书库时跟我说过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学问’就是'学’和'问’两个字。凡是不懂的，你就去问潘景郑或者瞿凤起，也可以来问我。”我和他们三位的关系超越了一般的师徒。所以，上海图书馆里有人就对我说：你是“三房合一子”。这是上海话，意思是三个人就你这么一个儿子，都对你好。三位老师都是非常好的厚道人，从没有想把自己的知识藏起来，都会毫无保留地教给你。
与三位前辈的半世书缘
何：您是如何接受三位先生的训练的呢？
沈：我在上海图书馆开始的正式训练，由顾先生指导，潘景郑先生、瞿凤起先生从旁辅导。当时为了培养我和吴织，每个星期要集中讲一次课，一般讲一个半小时，主要是潘先生、瞿先生讲。讲课的内容不固定，也没有教学大纲。比如讲过《纲鉴易知录》，主要是讲历史，一点点读下来，这部书内容比较多，最后没有念完。讲过上海的地方志，还讲过《唐诗三百首》和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潘先生是章太炎和吴梅的学生，所以他对词曲非常熟, 有时除了讲，还要唱。当时听课的人除了我和吴织，还有赵嘉福和潘美娣，有时候上海图书馆党支部副书记、党团办公室主任黄眷澜、典藏部主任赵兴茂也会来旁听。讲课一直持续了两年多。赵嘉福本来在上海民族乐团拉二胡，潘美娣在上海舞蹈学校学民族舞蹈，由于国内在1961年的时候碰到了经济上的困难，所以有些原来学习其他技艺的学员就转到图书馆来了。他们两个人也都是小年轻，到了上海图书馆就开始分别跟着碑刻名家黄怀觉、古籍修复专家曹有福学习了。
黄怀觉在30年代就成名了，技艺高超，得到吴湖帆等著名书画家的认可。曹有福和北京图书馆的张士达并称南北修书的“国手”，但南北修书的手法并不一样。曹有福修书真正做到“整旧如旧”，不少海派藏书家，比如黄裳的书都是经曹有福之手修复的。
顾先生要求我看一些版本学、目录学、文献学方面的书，比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叶德辉《书林清话》、钱基博的《版本通义》、刘国钧的《中国书史简编》等等。前面的几种, 初看时有点吃力, 只能是慢慢读。我家里的那一套商务印书馆出的四本头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就是顾先生送给我的，记得上面还有一方小图章，好像是“起潜持赠”。
顾廷龙先生还要求我每天用一个小时写毛笔字，要我自己选字帖练习书法。唐代欧阳询、褚遂良、宋代黄庭坚、米芾，清代书法家梁巘、顾莼的字，我都临过。临的最多的是褚遂良，大概有一年多。顾莼的字是潘景郑先生从家里拿来的潘家宝山楼影印的珂罗版小本。有时候顾先生就站在旁边看我临摹，性起时甚至还亲自作示范，我至今留有一两张顾师改动过的作业。那时北京文化部门要求上海图书馆呈交一份一级、二级藏品的目录，其中就有碑帖方面的，上海图书馆收藏的好的碑帖，包括宋拓本、明拓本、旧拓本，我几乎都看了一遍。我也曾临过赵孟頫、董其昌的字，顾先生看到后就告诉我不要临他们的字，因为这两个人人品不好。临帖一共大约三年时间。顾先生要我临帖、接受书法训练，实际上是在培养我鉴定古代抄本、校本、稿本，以及题跋、尺牍真伪的能力。真品一气呵成写下来，伪品破绽表现在什么地方，你自己写了以后就可以去慢慢体会。我在看那些抄本、校本、稿本、题跋的时候，比较用心地去熟悉名家的手迹，有些人的笔迹就在我脑子里印进去了，这些人的字体一看就知道。比如纪昀、王士祯的字，本来就不怎么好，碰到端端正正的，你就要注意了，肯定不对。
沈津、顾老、吴织
我毕竟只是初中毕业，所以必须在文化上有所进修。上海市文化局有一个“职工业余学校”，夜校性质，一个星期大约两三个晚上有课，请的一些授课老师都是很有水平的，比如上海京剧院的编剧何慢。我在那里拿到了高中文凭，这是次要的，主要是学到了很多国学和文学艺术方面的知识。
后来我又报考了武汉大学的图书馆学函授班，被录取以后系统地学习了图书馆学、目录学、分类法、读者工作、工具书使用等方面的课程。虽是函授，也上课，老师都来自上海图书馆，例如副馆长韩静华、方法研究部主任陈石铭，以及其他部门的主任如陈柱麟，他是蒋介石的侄女婿。他们在业务上都有一套，讲课很有实践针对性，比空谈理论不知道要好多少。所以我常常觉得虽然是函授，但比那些全日制的都要幸运，我得到了更好的教育，学到的都是实践的知识。老师布置的作业通常也是在晚上完成，工具书使用课上学的知识最能派上用场，那些工具书在善本组的办公室里全有，比如《中国丛书综录》，都是我经常用的，所以我查起来特别快，轻而易举就把作业做完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已基本完成学业，只是未拿到毕业文凭。70年代后期，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派一些学生来上海图书馆实习，请我去讲课。讲完课后我和武大的老师闲聊，我说我曾是武汉大学图书馆系函授的学生。他说：噢，你也是武大的？我说我书都念完了，也没有文凭什么的。他说我回去给你查一查，看能不能给你补一个毕业证书。过了几个月，我真的收到了武汉大学图书馆系颁发的毕业证书，上面有校长刘道玉的签名和公章。
何：也就是说您虽然上的是武大的函授，拿的是武大的文凭，但您的课基本上是在上海上的，授课都是上海图书馆的专家，是这样吗？
沈：对，是这样。
何：课程是由武大来定的吧？教材是武大定还是授课老师自己选呢？
沈：教材都是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寄过来的。我在图书馆工作，又有一定的师承，得到了最好的老师的指点，而且学到的都是实践的知识。
武汉大学图书馆
何：学习版本鉴定，实践经验很重要。在实际工作中，三位老师是如何培养您的专业能力的？
沈：当时上海图书馆在进行古籍善本书目的编制，这成为善本组最主要的工作。我做的工作是什么呢？每天瞿先生交给我一沓卡片，都是按经史子集分类排列的，我就拿着这些卡片推着书车到书库里去，把这些书一部一部取出来，交给瞿先生，瞿先生和潘先生负责用书核对卡片。每张卡片上面有书名、卷数、作者、版本、稽核项，有不对的地方，就在上面用毛笔修改，有时也把卡片上原来没有的一些著录，比如钤印、行款、鱼尾、刻工以及其他比较特殊的，如牌记、扉页上的文字，记在卡片的背面。
顾先生因为是馆长，事务繁忙，偶尔会看看卡片，但他要求潘先生、瞿先生对卡片上所作的修改，都要让我和吴织看一看，让我们了解修改的原因，着意培养我们。比如卡片上原来写“明万历二十七年刻本”，为什么“二十七年”要删去呢？因为序虽然是万历二十七年作的，但序文里并没有明确说这部书是在这一年刊刻的，缺乏明确的依据，所以只能表述为“明万历刻本”。
沈津先生与潘景郑先生
潘先生、瞿先生有时会加上一些著录项，为什么要加这些著录项？它们在书里的哪些地方有反映？碰到这些问题我们都要仔细地到书里去查找。为什么在书里的这个钤印旁边打个叉号，标个“伪”字，认为它有问题？为什么说它的印色不对？我和吴织仔细揣摩，加上老师的耐心指点，逐渐地积累起版本著录的经验，慢慢地对版本的鉴定有了心得。
何：记得您曾说不光白天看这些古籍善本，晚上也看，住在图书馆里。能不能谈谈当时的具体情况？
沈：好。我怎么会晚上也去看书呢？这要从善本组的具体位置讲起。上海图书馆善本组的办公室在333号房间，这是一个大办公室。顾先生和潘先生对面坐，我和吴织也是对面坐，瞿先生坐在靠天台的一个窗户那里。333旁边的334是个小阅览室，所有读者来阅览都是我去取书和接待。三楼的中间是一个长走廊，右边就是三个善本书库，善本书库的钥匙都是我在保管。善本书库涉及保卫工作，领导觉得我比较年轻，又没有结婚，没有家室之累，三楼电梯旁边有一个小房间，就安排我住在那里晚上值班。有时典藏部主任赵兴茂，特藏组管革命文献的工作人员卢调文，也偶尔住在那里值班，但大多数时间是由我一个人值班，整个三楼就我一个人。这就给了我晚上在办公室读书的时间，把白天看不完的书继续看完。白天事情比较多，晚上时间集中，效率高。不光看自己手里的，也把吴织看的全部翻一遍。当天的书必须当天看完，因为第二天瞿先生又会给我一沓新的卡片了。
这样的训练每天都要进行，从1961、1962年的时候开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前才告一段落。就这样，在那几年时间里，上海图书馆所有的宋刻本、元刻本、明刻本、清刻善本、稿本、抄本、批校本、活字本、套印本，大约一万四千部，包括名人题跋等，我都经眼了一遍。这些实践沉淀在我脑子里，使我后来的职业生涯受益无穷。
顾廷龙先生
碰上潘先生和瞿先生去古籍书店选书买书，顾先生一定会跟他们说，沈津也去。我就像一个小书僮一样跟在他们后面。顾先生告诉我，潘先生、瞿先生经验非常丰富，他们挑的书肯定是高质量的，但我不要在旁边光是打个下手，也要参与选书，选了以后才知道对还是不对。选好的书送到了上海图书馆，谁来查重呢？我来查。把没有复本、价钱又不是很贵的书留下来；如果有复本，绝对不予考虑。整个查书的过程就是一种训练。另外上海图书馆还承担了出口图书的鉴定工作，凡是出口到香港的图书，或者是可供海外学者选购的线装书，都要经过鉴定，确定符合出口的标准，打上火漆印之后才能出口。当时的标准是1911年以前的不能出口，1911年以后的才可以出口。潘先生、瞿先生看过这些书后，由我来盖火漆印。每一次我都会经眼几百种线装书，十部里能记住一部，就积少成多了。
帮顾先生查书也是一种训练。有时候顾先生会拿个纸条给我，说：“沈津，你去查去。”我就要到各个书库去查各种资料。顾先生希望我能够知道，什么书怎么查，遇到什么问题查什么书，怎么能够检索到你所需要的材料。除了善本书，我也要去看普通线装书和旧平装书（1949年以前的出版物）、新书(1949年以后出版的书)，了解这些书的用处。我觉得每一天的工作都非常充实，能够学到很多东西。
从左至右为：潘景郑先生、瞿凤起先生
1961年的时候，顾先生给我定了一个题目，做《翁方纲年谱》。顾先生有一个习惯，每个星期天的上午一定会去长乐路书库，也就是过去合众图书馆的所在地，在那里思考一些问题，写一些东西。我知道了以后就说：馆长，我可不可以也到长乐路书库去陪陪您。他说好啊，你来吧。于是每个星期天上午八点半到十二点，长乐路书库顾先生办公室里只有我们师徒二人，面对面坐着。顾先生给我讲了很多东西，都是他平时在办公室里不讲的。讲30年代他在北京，40年代在合众图书馆，跟张元济、叶景葵这些人交往的事情，也讲民国年间藏书家故实,有时也让我查书或抄材料。有一次他对我说，你做古籍版本鉴定，实际上是一个技术上的问题，必须跳出来，要做研究。于是，他出了一个题目，让我把翁方纲的年谱做出来，他过去就做过吴大澂年谱。他说所有关于翁方纲的东西你都要去搜集，比如很多重要的碑帖上面都有翁方纲的题跋，你把这些题跋，还有翁的手札全部录出来。于是每个星期天我就在长乐路书库开始做这项工作，碰到问题, 包括不认识的字,随时可向顾先生请教。资料搜集工作我一直坚持不懈地做下去，一直到40年之后《翁方纲年谱》出版，才算是完成了顾先生交给我的任务。
顾先生在长乐路书库时跟我说过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学问’就是'学’和'问’两个字。凡是不懂的，你就去问潘景郑或者瞿凤起，也可以来问我。”我和他们三位的关系超越了一般的师徒。所以，上海图书馆里有人就对我说：你是“三房合一子”。这是上海话，意思是三个人就你这么一个儿子，都对你好。三位老师都是非常好的厚道人，从没有想把自己的知识藏起来，都会毫无保留地教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