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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自然》杂志将2020年度科学领域导师研究奖（Research Awards for Mentoring in Science）颁给了三位在以色列工作的研究人员。特拉维夫大学的癌症生物学家内塔·埃雷斯（Neta Erez）、特拉维夫大学分子生物学家塔尔·普科（Tal Pupko）获得职涯中期（mid-career）导师成就奖。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生物信息学家哈纳·马加里特（Hanah Margalit）获得终身导师成就奖。
这三位学者有个共同特点：将导师制视为科学家角色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且乐于与其他科研人员分享提高导师指导技能、有效管理实验室等方面的经验和建议。这里就一起来听一听他们对“如何做好一名导师”的见解。
科学家们有很多实用技能是在具体工作中“习得”的，比如论文的写作、展示研究成果、指导学生等等。所以，我告诉博士生，需要学习的不仅仅是如何做实验，重要的是如何正确地给予和反馈信息，这实际上是一种生活技能，课堂上是学不到的。与积极、有热情的研究者一起工作是迈向成功导师的关键一步。在我给团队成员提供实验室职位之前，通常会对他们进行长时间的面试。从中我可以了解到许多事情，比如他们对于研究的想法、彼此之间是否能擦出思想火花等。如果在面试中，我觉得“不合拍”，意味着对方并非我实验室的合适人选，即使他的简历是完美的。每个博士生都是不同的个体。从一开始，我就不要求他们以统一的方式从事科学研究。有些人非常有天赋，但很难集中注意力；有些人需要被严格要求，有些人则需要给予宽松的环境。不同的性格决定不同的研究方式。我尽量不要求学生完全按我的方法去做。相反，我的目标是引导他们找出适合自己的路径。毕竟每个人有不同的风格。
研一博士生通常没有太多的论文手稿写作经验，但我坚持要他们写。然后反复检查每个句子和每个段落。初稿往往会出现很多错误，不过不用怕，论文在准备提交之前我们可以反复修改多次。学生完成第一篇手稿可能要花很长时间。但当他们完成博士学位时，他们会写出几乎完美的初稿。我自己有四个孩子，所以我能理解年轻父母的压力。他们在陪伴孩子和读博之间挣扎。所以，我鼓励人性化的工作，并确保学生获得他们所需要的假期，即使这意味着科学生产力略有下降。这是一种微妙的平衡。从事科研需要广阔的科学视野。我认为，花2000美元送学生去欧洲或美国参加会议是值得的。在会议上，我会和他们一起听讲座，一起去参与科研交流。当回到实验室时，他们会从不同视角去看待所做的研究。
多年来，许多年轻的学生，包括一些从未加入过我实验室的学生曾来找我寻求指导和建议。我很乐意帮助他们，有需要的话我还会额外做些“功课”。我不愿拒绝，因为我在乎他们的成功。我花了很多时间和学生讨论他们的研究。不管谁提出了好的想法，都是我们一起建立的。比如学生要在会议上作报告，我会让他在组会上先做一遍，我听后给出建议。论文也是如此，一篇论文我们可能要修改6、7次才能最终完成。这种方式通常都很成功，而且学生们也从中增加了信心。我非常积极乐观，我的学生也受此影响。科研过程中总是有很多挫折需要去面对。所以“乐观、信念、勇气和活力”这四个词就是支撑我克服科学与生活中困难的座右铭。现在，这也成为了我们实验室的座右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