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玉在沈从文墓地刻后记碑,为何引发张兆和不满?其子给出答案

1987年,中国文学家沈从文凭借《边城》等作品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终审名单,1988年他再度进入当年的终审名单。可惜的是,这最后一次进终审时,他已辞世。

评论家认为,若非最后一次终审时沈从文已过世,他极有可能是中国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文学家。

沈从文死的这年,即1988年,他的家人依照他的遗嘱将他的骨灰分成了三部分,其中一部分骨灰葬在了八宝山革命公墓,有一部分则撒在了家乡凤凰沱河,另一部分则葬在离他凤凰县故居不远的墓地。

沈从文墓地坐落沱江边的一座山上,这里树木葱郁、风景秀丽。但因为这处墓地非常低调朴实,所以若非刻意找寻,普通人将很难发现。

沈从文墓地低调至极的最大体现是,这处墓地只有一个未经雕饰的木头标志写着“沈从文之墓”几个大字。而他的骨灰则被葬在一块五彩石下,我探访其墓地的2020年,这块五彩石已经因风吹日晒而显出斑驳的痕迹。

沈从文五彩石墓碑

这块五彩石的正反面,都刻着字迹,正面是沈从文自己文章里的摘录:“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

而五彩石的背面,则是他的姨妹张充和写下的十六字评注:“ 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 ”。熟悉沈从文的人都知道,这段话实际是张充和给姐夫沈从文的挽联。而它之所以被刻在墓碑上,是因为世人都觉得这段话是形容沈从文的文字里,最精到的一句。

相比墓地五彩石后的这段话,沈从文墓地还有一块碑上的文字也被认为是形容其一生非常精到的一句话,它就是被黄永玉刻在前往沈从文墓地路上的黄石碑,碑上的文字则是:“一个士兵,要么战死沙场,要么荣归故里。”

这段话,也是对沈从文一生的极好概括,因为:生在重兵之地湖南凤凰的他,14岁时是以一个士兵的身份离家的,而后来,他荣归故里时,则是以一个伟大乡土文学家的身份。

在这两块碑之外,还有一块特殊的墓碑,所不同的是,在所有墓碑里,只有这块墓碑字数最多且面积最大。但鲜少有人知道,这块墓碑被树立后,曾被沈从文妻子张兆和要求挪移过。也就是说,我探访时看到的墓碑的位置,已经经过了一轮挪移。

按理,挪移墓碑是万不得已才会有的举措,那么,沈从文墓地的墓碑又为何会被挪移呢?这个问题的答案,还得从这块墓碑上的文字说起。

这块大墓碑上的文字是沈从文表侄、画家黄永玉刻上的,可这些文字却并非出自黄永玉之手。写下这些文字的乃是前文提到要挪墓碑的沈从文妻子张兆和。

在详细讲述沈从文墓地墓碑被挪移具体前,我们来看一下这块墓碑上的字句。

这块墓碑上的字句是张兆和写在1995年出版的《从文家书》里的后记,全文共400多字。出人意料的是,这些字句里充斥着的都是张兆和内心对丈夫的愧疚,在其中一句里她写到:

“太晚了!为什么在他有生之年,不能发掘他,理解他,从各方面去帮助他,反而有那么多的矛盾得不到解决!悔之晚矣。”

张兆和之所以会在丈夫死去多年后有这样的感慨,其背后自然有深层次的原因。可以肯定,张兆和这里的“不能理解他”里,包括了文学。

沈从文是一个固执的人,他对文学极其挚爱,也因为挚爱,他才能创造出无数传世经典之作。可这样一个在文学上已经大成者,却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因为被批判而毅然封笔了。此后余生里,他改行做了历史研究工作,一做就是三十年。

不再写小说的沈从文还历时十多年写成了专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这部书如今也一直是历史研究领域的经典之作。

沈从文封笔后,有很多人都曾劝他再度提笔写小说。1953年,毛主席在见到他时说: “你还可以写小说嘛。”但沈从文并未听从。

同毛主席一样,张兆和也曾力劝丈夫重新提笔创作。在1961年7月23日,一封《张兆和致沈从文》的家书里,张兆和特地在家书里抄写了她在《苏联妇女》上看到的一首诗,这首诗的名字叫《一个死去了的广岛小姑娘》。

张兆和在这封家书里对丈夫说:

“当初为寻求个人出路,你大量流着鼻血还日夜写作,如今党那样关心创作,给作家各方面的帮助鼓励,安排创作条件,你能写而不写,老是为王瑶这样的所谓批评家而嘀咕不完,我觉得你是对自己没有正确的估计。至少在创作上已信心不大,因此举足彷徨无所适从。”

这段话里,张兆和提到的王瑶等评论家,都是自1948年起猛烈批判沈从文的左翼文学家。很显然,她希望丈夫能冲破他们的阻碍,重新开始创作。她认为:丈夫封笔是因为受到了评论家的批评打击,以致于在“创作上信心已不大”。

但真实的沈从文并非如此,这点,张兆和是在丈夫死去多年后,为他整理全集时才恍然明白的。沈从文之所以封笔,是因为他希望文学能是纯粹的文学,是与政治、革命等等无关的纯粹的文学。

而张兆和提到的那首在日本反美协议上起到很大宣传作用的诗作《一个死去了的广岛小姑娘》,正是这样的将“文学和政治相关联”的作品。也因为作品在当时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作用,张兆和才在家书最后一段时感慨:

“能写出这样诗的诗人有多么宽阔博大的胸襟啊!写出这样的诗,我觉得无愧于革命诗人和平战土的称号。我们应当有这样的诗人和作家(包括你在内)。写出这样作品,是人类的骄傲。你说呢?”

收到这封信后,沈从文究竟如何回信已不得而知。但其结果我们都知道:他依旧固执地封笔。

“写还是不写”,在当时的沈从文看来,是一个事关“生存还是毁灭”的难题。他最终选择了“不写”!沈从文的封笔、提笔,一如他在《边城》最末一段的描述:

“可是到了冬天,那个圮坍了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那个在月下唱歌,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青年人还不曾回到茶峒来。……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所不同的是,《边城》里翠翠等的傩送可能会“回来”,可沈从文的动不动笔,却随着他的死去而有了答案:他永远封笔了……

沈从文活着时,张兆和没能完全理解他,不难想象,不被妻子理解的他,在看到妻子那些“劝创作”的信时,心里一定很痛。

作为一直陪伴在沈从文身边的女人,张兆和为何也不能理解沈从文呢?答案并非是不能理解,而是有一股“力”阻止她在丈夫生前去理解他。

“男人的爱,是付出。而女人的爱,往往是懂得。”可遗憾的却是,张兆和懂得沈从文,乃是在他死后多年。而那股阻止她去懂丈夫的“力”,是丈夫在他们婚后不久的一次出轨。

沈从文的这段婚外恋断断续续持续了近十年,直到最后第三者高青子退出,他们这段感情才最终落幕。高青子离开后,沈从文在《水云》中不无惆怅地写道:

“自从‘偶(青)然(子)’离开了我后,云南就只有云可看了。”

也因为这段婚外恋,张兆和最终一直与沈从文隔阂。沈从文以高青子为原型的小说《看虹录》遭到批判后,张兆和对这段婚外恋更加介怀了。

结束那段婚外恋后的沈从文也在理智回归后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可一切的后果既然已经造成,他能做的也只有尽可能弥补了。可无论他怎么做,张兆和都似乎始终对他有隔阂。

这种隔阂,敏感的沈从文自然能够轻易察觉到,妻子越是如此,他便觉得自己越是愧对她。也因为这愧疚,他过世前对妻子说的最后一句话依旧是道歉语,他说:“三姐,我对不起你。”

也是在这一声道歉声里,张兆和才彻底地释怀了。丈夫死后,她一直忙着整理《沈从文全集》,期间已放下芥蒂的她,在细读他作品、整理完他生平日记、书信、资料后,终于完全地懂了沈从文。

也因为彻底懂了,她才在《沈从文家书》的后记里写下了一段长长的感慨。这样的文字,是极其感性的。也由于文字里太多情感的抒发,一向低调的张兆和才选择将这个后记放在家书,而非其他的书里。

从此也可以看出,当时写后记时的张兆和只想把它作为一个记录。张兆和不想这篇后记让太多人看到的另一个原因是:她不想别人通过这个后记,“顺藤摸瓜”挖掘太多关于她和丈夫私生活的相关。

《后记》墓碑

所以,张兆和才会在表侄黄永玉把她的后记刻在墓碑上而表示不满。显然,这种张扬做派,与她一贯的低调背道而驰。

可黄永玉也有自己的想法,他之所以选择这段话刻在沈从文墓碑,并且将此墓碑放在最显眼的位置,是因为他想让更多人去理解沈从文。1998年,他在接受采访时说:

“表婶张兆和在《从文家书》后记里写的话,没人能写出比这更好的文字与意思了。我把它打成碑放在表叔墓地,以期引发更多的人来理解他们那一代人,理解我们还不理解的沈从文。”

黄永玉美好的初衷,张兆和能理解,但她依旧不能接受他将她的那段文字刻在丈夫墓碑上的行为。于是,她便将自己的不满告诉了黄永玉的学生、自己的儿子沈龙朱。

张兆和觉得自己如果主动去说这件事,黄永玉可能无法接受,可自己儿子龙朱是他的学生,他开口显然要比她合适。

沈龙朱是个孝子,知道母亲不满父亲墓地那块墓碑后,他便开始琢磨怎么和老师说了。思来想去后,沈龙朱想出了一个各退一步的法子,他对母亲说:“直接让他搬走也不好,要不,我们让他挪一挪,挪到不起眼的地方?”

张兆和听完后看了看儿子,勉强点了点头。

之后,沈龙朱便在一次去黄永玉的万荷堂时试探性地说:“我妈觉得你搁的地方有一点点不合适,我们给你挪挪,挪个地方怎么样?”

沈从文与少年黄永玉

黄永玉听完龙朱这话后想了想说:“没关系,你们挪吧。”

得到老师黄永玉的首肯后,沈龙朱便找到凤凰县政府,要求他们将后记墓碑挪到偏僻一点的地方。之后,这块被刻着张兆和字句的墓碑便被挪到了五彩石的侧后方一个不起眼的位置。

对此,沈龙珠还曾有些担心地说:“挪了以后,不知道他(黄永玉)去过没,去了肯定要不高兴!”

也因为这块墓碑被挪移到了极其不打眼的位置,所以,很多去探访沈从文墓地的人,甚至并不知道其墓地还有一块这样的墓碑。我去到现场时,因为墓碑被树立至今已经过去了太多年月,所以,在岁月的斑驳下,墓碑上的字迹已经不太能被轻易被辨认了。

而这个结果,或许,正是张兆和最想要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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