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洁思 | 追寻父亲靳以的故居
（章洁思，靳以之女。196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曾供职上海译文出版社。）
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周立民先生最近出了一本新书，书名为《星水微茫驼铃远》。该书记叙了当年北京三座门大街14号的人与事，是立民先生写《收获》专栏的结集。读毕，我也想来“凑个热闹”，补充一点我寻觅三座门大街14号的故事。
（今年7月，周立民所著《星水微茫驼铃远》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书通过对那一代文人书信、日记等史料的整理和解读，追寻老一辈文人的文化轨迹和精神之路。它以周立民2013年在《收获》杂志开设的专栏“星水微茫”为基础，另做修订、增补，形成一本更为完整的著作。）
三座门大街14号，一直是我魂牵梦萦的地方——1933年，年轻的父亲靳以，正是在这里创办了中国第一份大型文学刊物《文学季刊》，也正是在这里，他开始了自己的文学生涯。无怪乎1994年纪念父亲诞辰85周年暨辞世35周年时，巴金先生执意要在北京为父亲举办追思纪念会。
28年前，我曾去寻访三座门大街14号。那时我住在南长街勤劳胡同堂弟家，堂弟家离北海公园不远。我从父辈的回忆中知道三座门大街14号就在北海公园附近，因为当年他们工作之余，喜欢去北海五龙亭喝茶聊天，所以我就顺着北海四处打听。我站在路口，望着熙熙攘攘的行人，问了一个又一个，居然无一人知道“三座门大街”这个路名。我看见一座机关大院门口站着两名站岗的战士，便趋前问询，也是摇头，表示不知。我在那里踯躅了两天，均无功而返。晚上堂弟关切地问我，还找来派出所的熟人，请他们帮忙。而我，也继续在那儿附近寻觅。
第三天，我看见一位60岁左右的大妈，手里拎着菜篮，大约就住在附近。我一开口，她便笑着回答说：“你真找对人了，我打小就住这儿，这里的地名都改了，你现在站的地方就是以前的三座门大街，现在改成景山前街了，过去的三座门大街14号，就是现在的景山前街25号，来，我带你去。”她风风火火走在前面，我紧紧跟随，走到一个胡同门口，她说：“到了。”我对她千谢万谢后，便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径直走了进去。
很小的胡同，一眼就能望到底，25号的门牌就挂在正对面。再一看，一共三户人家，正是应了我心中的三座门，左右和底部各一家。我先敲25号，没有动静，却惊动了右边门内的住户，他们问清我的来由后，非常热情地把我请进家。坐在这户素昧平生的人家中，边喝茶边聊天，不知怎的，心里感到非常温暖。不一会儿，听到隔壁有了动静，赶快又跑去敲门。门开处，站着一位姑娘，说是这家的保姆，我说明来意，表示想进院看看，她犹豫着，见我殷切的眼神，最后还是点头放行了。
那个院落很大，有一个月洞门通向后院。我知道父亲当年只租前院，所以就不再往里走。我站在院子中间，环顾四周，仿佛听到远处传来卞之琳先生的声音：“1933年暑假，为了筹备《文学季刊》，靳以在北海三座门大街14号租了前院南北屋各三间，另附门房、厨房、厕所、门向东的一套房。巴金家住上海，北来就和靳以同住，和靳以同桌看稿。西谛（郑振铎）在燕京大学当教授，城内城外来回跑，也常去三座门。这里门庭若市，不仅城外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的一些青年文友常来驻足，沙滩北京大学内的一些，也常来聚首。”
（1934年靳以与卞之琳摄于三座门大街十四号）
那一刻，我想告诉父亲：“爸爸，我来了！我终于找到了这个地方。你还记得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还有上世纪30年代初住在这里的那群年轻人吗？”那时，那群年轻人兴高采烈地在院内栽培花草，摇着唱机倾听心仪的音乐，编辑钟情的刊物，在窗前埋头写作……他们正处青春年华，抱负满怀，令这个小院充满欢声笑语，充满生气。那时，这家的主人正是我的父亲，“章宅”便是父亲主持的两份刊物——《文学季刊》和《水星》月刊的编辑部。
我正沉浸在无边的遐想之中，这家的女主人出来了，我见她正在责备小保姆随意放陌生人进来，便赶紧走上前去，边道歉边说明来意，她听后点头微笑，表示同意让我参观。我当然不敢逗留太久，拍完照便依依不舍向女主人道谢辞别，当我跨出景山前街25号这扇红漆大门，不由停住脚步，背靠着大门又拍下一张照片。
出门立即直奔北海公园，去找五龙亭。五龙亭由五个亭子相连，我靠着柱子向前眺望，海面波光粼粼，高耸的白塔映在水面，远处的桥和桥上的栏杆，都在夕阳的余晖下闪着金光，与电影里看到的一模一样。我想，若是在夜晚，这里又会呈现怎样一派迷人的景象啊！
卞先生形容过那里晚间的景象，“星水微茫忆《水星》”。“水星”的刊名，也正是当年卞先生与父亲等一干人坐在这里喝茶时，突发灵感而闪现出的——星水微茫，水天一色，朦朦胧胧，桥栏杆处隐现着点点灯火，弥补了没有月亮的遗憾，于是，诗意盎然，“水星”两字便自然而然地跳了出来……
耳畔仿佛又听见卞先生在说：“靳以挑了大小两刊一个编辑部的重担，还能照常从事他自己的文学创作，主要写短篇小说。”还是他的声音：“《季刊》出了两期，巴金不大从上海来了，后来又去了日本东京。我接替巴金，住进了他惯住的北屋西头一间……我编了《水星》第一卷（六期），只好走了（赴日）。这样靳以就一个人同时负责了两个刊物，编辑部全部人员由四变三。”
立民先生比我晚了数年才去的北京，地址也是我告诉他的，没想到就隔了几年，14号已经面目全非——从他发给我的照片中，我看到院子里已经没有空地，变成一片“水泥森林”。数年前，我曾写过一段文字，抄录如下，以此结尾：“阳光普洒大地，大地印刻着无数脚印。在三座门大街14号的小院中，错错落落的脚印依旧清晰，我在细细辨认，我看见深深的印痕，它们是不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