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直接后果是《中英南京条约》，条约第三条：“大皇帝准将香港一岛给予大英国君主暨嗣后世袭主位者常远据守主掌，任便立法治理。”；第二条：“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且大英国君主派设领事、管事等官住该五处城邑，专理商贾事宜，与各该地方官公文往来。”
如今这六座城市，一处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香港），一处直辖市（上海），两处省会（广州、福州），两处计划单列市（宁波、厦门）。今天，我们就简单说说这六座城市的前世今生。
《中英南京条约》签署之前，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四（1841年1月26日），英军占领香港岛。这一天被普遍认定为香港的开埠时间。1843年6月23日，璞鼎查在香港岛宣读《英王制诰》，根据该文件第一条的规定：“设置总督职位。在我们的香港及其属地（以下简称）中，应有一名总督兼总司令统御全境，其任命应用有我们签名盖印之委任状。”璞鼎查成为香港首任正式总督。在他之前，义律、庄士敦，也包括他本人曾担任过香港的实际最高长官。1851年10月，香港总督府开工建设，1855年10月竣工，第四任港督宝宁是它的第一任主人。1997年，这座位于中环上亚厘毕道的建筑成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礼宾府。1841年6月7日，义律宣布香港为“自由港”，商人可以“自由进入香港”，“进出口货品均不必课税”，且“不向英国政府支付任何款项”。1842年10月27日，璞鼎查宣布，“香港乃不抽税之埠，准各国贸易，并尊重华人习惯”，香港自由港地位正式确立。截至2018年，香港人口745万，GDP3,629.93亿美元，折合人民币25,191.7亿元。《南京条约》签订后，道光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五（1843年7月22日）《议定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港通商章程》（简称《五口通商章程》）在香港公布，其附件《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又对细节做了明确规定，五口陆续开埠。
道光二十三年九月十七（1843年11月8日）英国领事巴富尔到达上海，议定通商细则。九月二十六（11月17日），上海正式开埠。与广州和福州民众激烈的“反入城”不同，英国人进入上海县城非常顺利。按照英国法律，驻外领事只能租屋办公，不可购地建馆。一名曾在香港与英国人打过交道的姚姓商人（或姓顾，原始记载有异同）找上门来招揽这笔生意，巴富尔一行顺利在上海县城西姚家弄租了一处大宅，共有房屋52间，年租金400银元（还有记载为640两白银）。之后，因华洋杂居引发纷争、华人聚集围观洋人、县城狭小及卫生条件和生活质量差等问题，英国人决定另寻他处规划建设领事馆和英商居留地，最终选中上海县城北门外靠近黄浦江的地块，英租界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有关租界的内容，之后的连载辟有专题，这里不展开。洋人发现，与生性勇猛的广州人相比，上海人似乎更温婉随和。这种更融洽的相处也极大地促进了经贸的发展。到1852年，上海已取代广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中心。梁启超曾在《时务报》撰写《沪滨繁庶》一文说，据美国领事出具的报告，上海在1885年的人口是125,666人，1890年为171,950人，1895年6月1日时达到245,000人。而“此数仅指租界内居民而言，城内民数约在二十万左右。在租界各国人数之内洋人居五千名，而以英人为最多。”（见陈长倚《皇朝经世文三编》卷26户政三·理财下）截至2018年，上海人口2,424万，GDP32,700亿元人民币。明初为防范清除“倭患”实施严格的海禁，实际形成了广州一口通商的局面。清代康熙年间解决掉台湾郑氏的威胁后，曾短暂支持过海外贸易。在广东、福建、浙江和江苏设海关，施行四口通商。乾隆前期的“洪任辉事件”导致清朝再次闭关，广州又成为唯一对外口岸。而第一次鸦片战争就肇因于此地。道光二十三年七月初一（1843年7月27日），英国商船进入广州，广州正式开埠。英国驻广州首任领事李太郭，我们在下文和后续连载的相关专题中还会提到这个人和他的儿子——李泰国。当时，与洋人打交道时间最久、程度最深的广州人，也最恨洋人。由于《中英南京条约》中英文本存在歧义，英国人在战后试图进入广州城遭到了当地士绅百姓的强烈抵制。领事和洋商仍聚居在广州城外的洋馆。1847年4月，英国人为进入广州城，派舰队再次进入珠江攻陷虎门，兵峰直指广州城下。时任两广总督兼五口通商钦差大臣耆英被迫承诺1849年4月6日开放广州城。这个时限快到时，道光皇帝曾下旨“暂准入城以践前约”。但广州民众反入城之坚决，不仅给足了时任两广总督兼五口通商钦差大臣徐广缙底气，也迫使英国最终宣布暂时搁置入城一事。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后，1857年12月29日，英法联军攻入广州城，洋人终于还是凭着坚船利炮遂了入城的心愿。1858年1月5日，两广总督兼五口通商钦差大臣叶铭琛被英法联军俘虏。广州在明清都是国内人口数量最多、人口密度最大的城市之一。据1850年代到过广州的英国访华使团人员估算，广州城内人口超过100万，郊区保守说有50万人，还不包括住在船上的“蛋户”。截至2018年，广州人口1,490.44万，GDP22,859.35亿元人民币。五口通商各口以福州开埠时间最晚。具体开埠时间至少有道光二十四年五月十五（1844年6月30日）、五月十八（1844年7月3日）、十月（1844年11月）和道光二十五年六月（1845年7月）四种说法。道光二十四年五月十五（1844年6月30日），英国首任驻福州领事李太郭（就是上文提到的那位首任驻广州领事）抵达福州。与广州一样，福州的士绅百姓也坚决反对洋人入城。1845年，英国外交官试图进入福州城，被拒之城外。1849年广州反入城斗争的胜利，极大的激励了清朝朝野上下。1850年6月，英国人来到福州，租下城内神光寺房屋，为获得官方认可还请侯官县令在租契上钤印。这是英国人首次进入福州城。刚刚告病回乡的林则徐立即联合士绅质问侯官县令，并上书福建巡抚徐继畬，要求效法广州，驱逐英国人。徐继畬为避免事端，力主温和处置。林则徐再次上书，表示不惜为此一战，得到福州全城士绅百姓的拥护。他还联合福建籍言官御史制造声势，一时震动天下，史称“神光寺事件”。在强大压力下，英国人在半年租约到期后的1851年1月被迫搬出神光寺，但仍在乌石山租用道观居住。1851年中秋，福州民众捣毁道观，英国人完全迁离。巡抚徐继畬为此丢了官。徐继畬是近代著名思想先驱，著有《瀛寰志略》一书。后续专题还会详说其人其书。截至2018年，福州人口774万，GDP7,856.81亿元人民币。英国领事罗伯聃于道光二十三年十月二十八（1843年12月19日）抵达宁波，十一月十二（1844年1月1日）正式开埠。宁波自古就是贸易口岸，北宋时即设有市泊司（明州市泊司）。康熙开海禁后，宁波是四口通商的重要一口。乾隆间的“洪任辉事件”，宁波是重要发生地。道光开埠后，宁波作为通商口岸的作用实际上并没用完全发挥出来，与上海几乎同时开埠通商，但上海港发展迅速，宁波港则逐渐成为上海港的支线港。但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大批宁波人将事业中心移到了咫尺之遥的上海。“宁波商帮”成了大海滩最不可小觑的实力派。即使到如今，在老上海人中，大概有1/3祖籍宁波。毫不夸张地讲，上海在那个时代的迅速崛起，宁波人居功至伟。截至2018年，宁波人口820.2万，GDP10,746亿元人民币。道光二十三年九月初四（1843年10月26日），英国领事记里布抵达厦门，九月十一（1843年11月2日）正式开埠。伴随厦门开埠最大宗、最著名的生意是向外洋输出华人劳工（猪仔）。中国的苦力买卖首先从厦门开始，厦门也成为“契约华工”出洋的最大码头。厦门德记洋行是当时全国的五大洋行之一，也是厦门最大的“人贩子”，由其与合记洋行包揽厦门及附近地方的苦力买卖。所谓“契约华工”，要向中间人赊购船票和日常用度，双方自愿在契约上“签字画押”，猪仔们承诺若干年内以自己在目的地的劳动为交换。洋人苦力贩子常与中国掮客、拐匪勾结，采取诱骗、绑架等手段掳掠华工，以严刑逼迫他们“自愿”签约。1981年上映的电影《海囚》真实还原了那段历史中的某些片段。厦门开埠的历史，不仅有鼓浪屿“万国建筑博物馆”的瑰丽，还有“血和肮脏的东西”。截至2018年，厦门人口411万，GDP4,791.41亿元人民币。落笔至此，我的内心是五味杂陈的。历史之所以复杂且引人入胜，是因为这其中不仅有是非对错，更有成败得失，还有悲欢离合。我在想，如果能穿越到当年，成为其中某位当事人，会有更真切的感受吧？而这些感受，将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专题最后一篇小文《历史时空里的换位思考》中细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