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为何成为了贬义词？【王天舒 | 文学看台1613 】 / 四六文摘

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蒋述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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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为何成为了贬义词？

——走出对“劳动”认识与理解的新误区

·王天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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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欣赏一位在艺术上颇有建树的网友，留言中称赞他为“大师”。岂料，这位网友质问我：“何意？”并告诉我“大师”是骂人的和讽刺人的。我一时愕然，陷入了对“大师”的沉思之中。“大师”本是褒义词：“大师”，是指在某一领域有突出成就、并且在其他领域都有相当成就的人。“大师”，是大家公认并且德高望重的人。 “大师”是国家之师、民族之师。“大师”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昆仑和精神脊梁，它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意志力和创造力。如今，“大师”为何成为了贬义词？我在百思不得其解中苦苦思考。在苦苦思索之后，我发现：“大师”之所以成为贬义词，不仅仅只是称呼的泛用与滥用；“大师”成为了贬义词，也不仅仅只是人们乱用名词概念；“大师”成为了贬义词，更不仅仅只是褒义词变化为贬义词的简单表象，这一现象的背后有其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我们陷入了对“劳动”理解的新误区，从而导致了“大师”成为了贬义词。

对“劳动” 的理解，我们曾经存在着一个极大的认识误区，认为“体力劳动”才是劳动，而“脑力劳动”不是劳动。如今我们虽然走出了这个误区，却陷入了更深、更迷茫的新的认识误区：我们粗暴的、非科学的将“劳动”划分为“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并认为“体力劳动”都是低级的“简单劳动”，而“脑力劳动”则都是高级的“复杂劳动”。因此，人们为了从事高级的、复杂的“脑力劳动”，而被迫拿“学位”“文凭”，被迫参加公务员、职称的各类“考试”，被迫参加“升职的竞聘”。为达目的，有些人不惜弄虚作假，有些人不惜丢失人格，甚至不惜违法乱纪。这些，都是由于我们陷入了对“劳动”理解的新误区，所造成的荒诞剧。事实上，“体力劳动”中包括有“简单体力劳动”（如扫地、拧螺丝等）与“复杂体力劳动”（如“举重”、“踢足球”，用现代化工具从事体力劳动等），而“脑力劳动”中同样包括有“简单脑力劳动”与“复杂脑力劳动”。一般而言，普通公务员、文秘、助教、讲师、技师、等低级别的“脑力劳动”者，从事的是“简单脑力劳动”（因为低级别的“脑力劳动”者，不一定非要拥有自己的政治思想、学术思想，也不一定非要从事知识创新工作）；而高级公务员、教授、学者、高级技师、策划师等高级别的“脑力劳动”者，从事的是“复杂脑力劳动”（因为高级别的“脑力劳动”者，一定要拥有自己的政治思想、学术思想，一定要从事知识创新工作）。

粗暴的、非科学的将“劳动”划分为“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并认为“体力劳动”都是低级的“简单劳动”，而“脑力劳动”则都是高级的“复杂劳动”，是完全错误的。这样粗暴的、非科学的认识与理解，只会造成人们对“劳动”更大的误解，只会造成人们对“体力劳动” 更大的轻视，只会造成社会群体之间更大的“隔阂”与“对立”。我们应该科学的认识“劳动”的本质及其形式，走出对“劳动”理解的新误区，才有利于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互相尊重，才有利于每个人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快乐地从事各项劳动，而不会为了一些虚名和地位，作毫无意义的争斗。

“发达国家”中，这方面做得比较好。人们可以依据自己的爱好、兴趣及能力、特长，从事自己喜欢的劳动，自由选择自己的“职业”。“发达国家”中，在这方面几乎没有多少不合理的人为的限制，几乎没有多少不合理的条条框框的“登记”、“手续”之类。发达国家中，你从事何种“劳动”与“职业”，唯一的“门槛”就是你是否具备从事该“劳动”与“职业”的能力与条件，尤其是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和网络时代，更体现出“能者居之”。比方说，世界著名的可汉（Khan）学院就是一个典型实例。现年33岁的可汉（Khan），是美国孟加拉移民的后裔。2004年，他为了教七年级的小侄女数学而尝试录制课程。2006年，他开始以YouTube平台与全世界人们免费分享他制作的教学内容。2010年该平台已上传1500余个教学影片，访客超过2000万人次。平均每天的观看次数超过7万，平均每堂课有1万人观看。就连比尔盖茨和他的孩子们都是可汉（Khan）的粉丝。可汉（Khan）学院的教学内容无所不包，除了数学、生物、物理、化学外，还包括了理财、历史、人生哲学等。可汉（Khan）学院却只有可汉（Khan）一个人，他使用的网络教学设备也很普通：能在卧室内拍摄的价值200美元的Cantasia录像机，80美元的Wacom Bamboo手写板，SmoothDraw3软件的免费版，他创作的所有内容都采用创作共享3.0授权。

可汉（Khan）创办的是当今最先进的网络开放学院，可汉（Khan）从事的是当今无数人羡慕的神圣的教师职业，可汉（Khan）做的劳动，是教授、教育家、“教育大师”们才做的“复杂脑力劳动”。然而，可汉（Khan）从未学过教育学，他没有考取教师资格证，也没有考评教授的职称，更没有获得“教育家”及“教育大师”的头衔与封号。可汉（Khan）只有令人钦佩的一肚子“真才实学”，只有令人赞叹的教学内容，只有他在网络开放教育中取得的卓越成就。

为什么“发达国家”中出现了可汉（Khan）现象，而某些“发展中国家”却为了考取教师资格证，为了考评讲师、教授的职称，或为了获取教育家、“教育大师”的称号而弄虚作假呢？其深层的关键原因之一，就在于“发达国家”对“劳动”有科学的认识，而某些“发展中国家”还深陷在对“劳动”认识与理解的新误区的泥淖中，不能自拔。

人类的实践活动，主要由以下三大部分构成：一是改造客观社会的生产活动（包括商业活动、社交活动、政治活动等）；二是探索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认识活动（包括生活认识活动和科学实验认识活动等）；三是物化社会行为与认识过程及其成果的表现活动（包括社会行为表现活动、认知表现活动、文学艺术表现活动等）。相应地，人类的“劳动”就至少包括了“生产劳动”、“认识劳动”和“表现劳动”。“生产劳动”为人类生存创造了必须的物质财富和生活环境；“认识劳动”为人类的进一步扩大再生产，提供了新的思想、新的认识、新的规律和新的原理，从而提供了扩大再生产的可能与保证； “表现劳动”则创造了人类社会必需的精神财富，丰富了人类的精神世界。现代人类社会基本上由以上三大劳动（活动）构成，以上三大劳动（活动），在满足现代人个体的生物需求、知识需求和精神需求的同时，造就了现代人本身。因此，以上三大劳动（活动），无论从本质及形式来看，都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一般而言，长期主要从事“生产劳动”的优秀者，容易成为“企业家”或“老板”；长期主要从事“表现劳动”的优秀者，容易成为“作家”或“艺术家”；长期主要从事“认识劳动”的优秀者，容易成为“学者”“教授”或“思想家”【可汉（Khan）就是主要从事“认识劳动”的优秀者】。而“大师”一般容易从长期主要从事“表现劳动”的优秀者与“认识劳动”的优秀者之中诞生。

我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只认为“生产劳动”才是“劳动”，没有充分认识到“表现劳动”与“认识劳动”的价值和重要性，一度上演了迫害知识分子与艺术家的悲剧，这就导致了社会的退步与落后。如今，我们虽然已逐步认识到了“表现劳动”与“认识劳动”的价值和重要性，但是却仍然深陷在对“劳动”认识与理解的新误区中，没有人深入研究“表现劳动”与“认识劳动”的本质及存在方式，尤其是没有人深入研究衡量“认识劳动”及其“认识劳动者”的标准。由于我们仍然深陷在对“劳动”认识与理解的新误区中，没有出台一个较科学、实用的衡量“认识劳动”及其“认识劳动者”的标准，因此，出现了盲目分封的“大师”满天飞，导致“大师”成为了贬义词的怪事。这其实也是拥有世界上最多的“教授”、“学者”、“教育家”、“教育大师”的泱泱大国，教育却不见有所改观的主要症结之一。也可以这样通俗地说：由于没有出台一个较科学、实用的衡量“认识劳动”及其“认识劳动者”的标准，导致了在从事“认识劳动者”的大军中，混入了太多的手持考试（甚至作弊）得来的“证书”的滥竽充数者或名不副实者。

我们认为，从事“认识劳动”的劳动者，尤其是高级的与优秀的“认识劳动者”，比如“教授”、“学者”、“教育家”、“大师”等，一定要从事知识创新工作，必须要拥有自己的学术思想，必须要拥有自己独特、新颖的学术认识及其体系。从事“认识劳动”的劳动者的“劳动成果”，主要体现在著作与学术论文及课题结题报告中。这些著作与学术论文及课题结题报告必须要达到一定的标准。我们认为著作与学术论文及课题结题报告，至少要达到以下简单的三级标准之一：

第一级是要提出新思想。新思想并不是一般的新想法，更不是新思绪。新思想应该是思维或深入思考的结果，新思想应该是智慧的结晶。新思想通常由一个核心原理或论点构成，也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主要原理或分论点构成。新思想可以分枝出许多有价值和意义的学术思想及其流派。

比如实用主义的主要原理或分论点是：强调知识是控制现实的工具，现实是可以改变的；强调实际经验是最重要的，原则和推理是次要的；信仰和观念是否真实在于它们是否能带来实际效果；真理是思想的有成就的活动；理论只是对行为结果的假定总结，是一种工具，是否有价值取决于是否能使行动成功；人对现实的解释，完全取决于现实对他的利益有什么影响。实用主义的精髓就是指导人们将“没用的”变为“有用的”。在实用主义大旗下派生的分枝有“人本主义”、“工具主义”、“逻辑经验主义”、“神奇学派”、“逻辑学派”等。

第二级是要提出新理念。新理念可以是指导某项工作的新流程，也可以是指导某项工作的新方法或新技法。

比方说，威廉.伯恩巴克的理念就是ROI理论，ROI理论的基本主张是优秀的广告必须具备三个基本特征，即：关联性 (Relevance)、原创性Originality)、震撼力(Impact)。三个原则的缩写就是ROI。

第三级是要提出新的看法或新的发现，同时要有新的学术信息，并能够将之整合为一体，水乳交融，自成体系。这个新的看法或新的发现，可以是对某学术思想的进一步理解，也可以是对某理念的全新认识。但必须要有新的学术信息，并能够将之整合为一体，水乳交融，自成体系。比如在下的《议论文写作教程》。

此外，我还摸索出了一个识别“真假美猴王”的简易的方法。这个简易的方法有两点：

首先请“教授”、“学者”、“教育家”、“大师”们，用简洁易懂的概念或一句话，标示出自己的核心学术思想或核心理念。真正的“教授”、“学者”、“教育家”、“大师”们，应该都有一个自己的核心学术思想或核心理念，这个核心学术思想或核心理念，应该是可以“一言以蔽之”的。比方说爱恩斯坦提出了“相对论”的核心学术思想或核心理念；又比方说《易经》中的核心学术思想或核心理念，简而言之就是“一阴一阳”之间的交易、变易、简易及不易。

其次，请“教授”、“学者”、“教育家”、“大师”们，归纳一下自己的学术思想或理念的基本要素。比如大卫·奥格威的品牌形象论的基本要素：1、为塑造品牌服务是广告最主要的目标，广告就是要力图使品牌具有并且维持一个高知名度的品牌形象；2、任何一个广告都是对品牌的长程投资，广告应该尽力去维护一个好的品牌形象，而不惜牺牲追求短期效益的诉求重点；3、随着同类产品的差异性减小，品牌之间的同质性增大，消费者选择品牌时所运用的理性就越少，因此描绘品牌的形象要比强调产品的具体功能特性重要的多；4、消费者购买时追求的是“实质利益＋心理利益”，对某些消费群来说，广告尤其应该重视运用形象来满足其心理的需求。再比如鹰之先生（鹰之，男，原名李帮学，1969年生于山东淄博，现居大连。中国杰出诗人，立体主义诗歌发起人。）的立体主义诗观：我们认为一首好诗是有高度、宽度、厚度组成的立方体。1、高度，即一首诗的主题，需体现出诗人的使命感与担当精神，也就是具备对终极价值的追问能力。2、宽度，即一首诗的能指（在这里指有能力指涉范围，而非传统的所能指涉范围），需在一个博大的不可言说性的诗力场中得以实现。3、厚度，即一首诗中所指与能指的糅合能力，文字背后那个看不见的“高度”与“宽度”，应留给读者一个沉甸甸的收获。

当然，以上识别真假美猴王的简易的方法，不是我拍脑袋就能够瞎想出来的，而是得益于《易经系辞》：“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译文：平易就容易理解；简单容易就便于遵行。容易理解，就会让人亲近，便于遵行就会产生功效。有人亲近就有亲切感，就会长久；产生功效，就可以壮大事业。能够长久才是圣贤者的德行与智慧，能够壮大才是有才能者的事业。掌握了平易和简单的道理，就是得到了天下的真理，就能够获得成功的安排，从而拥有成功。】

我们认为：“教授”、“学者”、“教育家”、“大师”必须要有一套自己的学术思想或理念，这套学术思想或理念，一定要能够深入浅出的指导实践。我们认为：一个国家，只有让“考评”出来的“教授”、“学者”和盲目分封的“教育家”、“大师”少一点，脚踏实地从事“认识劳动”的优秀劳动者多一点，这个国家才会发展进步。

我们希望“教授”的职称要评选给那些确有学术建树者，我们希望“学者”、“教育家”的称谓不要乱用，我们更希望相关政府部门不要随意颁发“大师”的封号。至少先用我们草根们提出的“三级标准”及“简易的方法”评定衡量一下，以免“大师”成为贬义词的荒唐现实继续漫延与泛滥。

我们一度曾忽视“表现劳动”与“认识劳动”的价值和重要性，已经令语言与概念趋于贫乏，如果哪天“教授”、“学者” 、“教育家”都成为了调侃的贬义词，那就真不太妙了。

我们祈祷能够走出对“劳动”认识与理解的新误区，尤其是能够走出对“认识劳动”及“认识劳动”者的认识与理解的新误区，让从事“认识劳动”的优秀劳动者们实至名归，名实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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