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人生
我的母亲
母亲，离开我们已整整十六年了，可是她的音容笑貌却常在我的脑海中浮现。是她将我带到了这个世界，是她在我父亲早年去世后将我含辛茹苦的拉扯成人，是她教会我做人的道理和奋发图强的品质。我怀念我的母亲，我敬仰我的母亲，我深深地爱着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于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六日，出生在一个教书先生的家庭，她的爷爷和父亲从私塾到公学都是教书育人的先生，但是受当时封建思想“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影响，却没有让她识字读书，并且缠了脚。后来她的父亲病故，她的母亲改嫁，她便跟着她的几个叔母学做针线茶饭，度过了她的少年时光。那时我的父亲是她爷爷的得意门生，当父亲的前妻，我的先母与她的女儿在一九四一年八月十四日，被日本人的飞机炸死后，顺理成章十七岁的母亲便嫁给了我父亲，成了我们陈氏家族的一员。母亲的到来，使这个劫后余生的家庭恢复了一些平静，又有了一点生机，偶尔也有了笑语。
当时我们家虽然在爷爷辈分家时，得到一点勉强度日的动产与不动产，可是父亲天分是钻研学业，不善于经营农活与生意，再加上爷爷去世早（父亲四岁时），到父亲独立成家立业时，从先辈继承来的财产已所剩无几，只好在当时县党部任文秘的朋友郝庆章的介绍下，在县政府做一抄写员的公职，以微薄的薪水勉强维持家中材米油盐的运转。那时家里有四口人，我的奶奶、父母、生于1943年的长兄。尽管日子过得艰难，但在平民家庭也有其知足常乐的幸福观。父亲忙忙碌碌的上下班抄写公文，有空练练字，奶奶和母亲在家做做针线活和简单的茶饭，农忙时全家人去几亩薄田地里干干农活,就这样自如、自乐的生活着。可是谁知道一件悲痛的大事，却在这个普通家庭发生了-----
那是一九四四年春夏交接之际，和往常一样父亲下班后在等待吃晚饭时，抱着他的儿子我的小兄长去离家很近的县门十字街口、小铺面经营生意的姑奶奶处闲转，在过阳沟石桥时，不懂事的小兄长突然发力跳动了一下，父亲没有抓住小兄长，竟从父亲的肩膀上摔了下去，头着地掉在了坚硬的阳沟里边。当时父亲吓得半死，慌忙从阳沟里抱起我的小兄长进了他姑妈我的姑奶奶的小铺，两人一起又是掐人中，又是灌童尿，折腾了好大一会儿，小兄长才哭出了声，悬着的心终于暂时放下了。少事休息后便回家了。
父亲满以为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也没有告诉自己的妻子我的母亲，以及他的母亲我的奶奶。可是从那以后，小兄长却不大吃奶和饮食，嗜睡不耍，且一天比一天消瘦。那段时间全家人急的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乱转，一会儿找大夫，一会儿去庙里求神佛保佑，鉴于当时的医药条件，小兄长还是没有保住，呜呼哀哉撒手人寰。这件事对全家人的打击是巨大的，尤其是母亲，她整整睡了一个月才起床。
此后母亲盼星星盼月亮的盼有个孩子，但总是让她失望，直到十年后的一九五三年，我的到来才使母亲心头悬着的一块石头落地，得到了极大的慰藉，她常常对我说，我是她东庙里烧香西寺里点蜡，从神佛那里求来的。从此这个一度曾失去欢乐，几近绝望的家庭又有了欢乐的笑声，又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和祈求。
那时候父亲在新生的政府机构工作，奶奶和母亲除了当好我的保姆外，农忙时还要和父亲一起劳作几亩薄田以添补家中平民生活。大约在我三岁多时，成立了六一村生产合作社，这时的母亲理所当然成了我们家在合作社的唯一劳动力。尽管母亲是小脚，但还是和合作社的男劳力一样早出晚归的参加劳动。那时农闲时候也不能休息，除了准备农忙时的生产工具外，母亲还要参加农村识字扫盲夜校。我刚刚记事，母亲带着我参加夜校，以及放学后父亲在夜校门口接我们母子回家的情景至今还有影响。这段时节尽管母亲忙、十分辛苦，但也是她一生活得最幸福，最充实，最愉快的时候。每当合作社分配劳动果实的时候，木头轮子的马车将小麦、洋芋、包谷拉来，倒在我们家门口，我们全家从外往里转运丰收的果实时，母亲的脸上笑的像花一样，心里甜的像蜜一样。
这样的好景不长，五八年陇西风调雨顺，六一村农作物大丰收，自然我们家分到了好多的农产品，这样就引起了家里劳动力多、且纯农户的嫉妒，那时是按人头口粮加工分核算分配，他们认为就母亲一个小脚女人劳动，和他们男劳力多的人大体一样分配产品是不公平的，好几户人家要求我们家退社。那时退社是不允许拿走入社时带入的土地和农具的，无奈之下母亲只好率领着我们家净身退社，转为城市居民。
转眼时光到了五九年冬与六零年春交接之际，母亲怀了小妹，屋漏偏逢及时雨，父亲却在这时因公事走夜路摔成重伤（已在《我的父亲》一文表述，在此不再啰嗦）后，母亲不顾怀孕的身体，便成了父亲的全职保姆，除了照顾起居饮食外，还要到处找大夫为父亲疗伤，那时的医生非常少，很难找，母亲总是天没亮就去医生家的门口去等，生怕天亮后医生被别人请走，医生请来看完父亲的伤病后，往往会开一大堆药，母亲又要拿着药方去药铺抓药，几十味药一两个药铺是抓不全的，有时可能要跑遍全城的药铺才能抓全，有时跑遍全城药铺也抓不全，母亲就步行几十里到乡镇的药铺去抓，还抓不全时，母亲就在医生或药铺人员指导下，独自挺着怀孕的身体，迎着凌冽的寒风，冒着飞雪去田野中，去大山上，刨开积雪自己去采挖，每当她配全一付给自己丈夫疗伤的药时，不知道心里有多高兴，并且对这付药给予了很大的希望,期盼着她的丈夫、我的父亲服了这服药，其伤病会很快好起来。
六零年的农历九月份，母亲生下了小妹，七天后就下地了，全然不顾产后虚弱的身体，又开始为父亲的伤病忙碌了，她一门心思想的是父亲的伤病早一点好起来，哪怕自己累死累活都心安情愿。可是，这时的老天不睁眼，父亲的病不见好转，却在一天天加重，到了农历十一月份，父亲开始吐血，有时一次就吐多半盆。面对父亲的病况，母亲的心如刀绞，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母亲去找父亲的工作单位---县粮食局的领导，要求把父亲送兰州大医院治疗，在多方协调下，于农历十一月二十七日下午，在父亲留下了要母亲把我教育成人的嘱托后，在粮食局两位同事的陪同下踏上了去兰州治病的路。
送走父亲一行人后，母亲领着我去了县粮站（府隍庙）附近的雪爷庙求神灵保佑父亲去兰治病顺利，早日治愈恢复健康归来。
第二天下午，也就是农历庚子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这个我一生都不能忘记的日子，县粮食局的人来到我家，躲避着我的奶奶，对母亲说我父亲在兰殁了，并且用商量的口吻说，是不是埋兰州算了，这样可以给家里一些安家费度日。当时的母亲尽管很悲痛，但是她却斩钉截铁的对县粮食局的人说：安家费给不给是你们说了算，但老陈的灵是一定要搬回来，以后我好给孩子一个交代！
看到母亲不容置疑的态度，县粮食局的人又说：马上就要进入腊月了，天寒地冻的，现在不好派人去兰处理此事，最好是你们的家族里找个人去为好。
母亲接着说:那就问问孩子大大。
经县粮食局的人、母亲和大伯父商量后，决定由大伯父去兰州搬父亲的遗体回陇。父亲去世的第三天大伯父受家族和县粮食局的委托去了兰州。那几天母亲一背过奶奶的面就痛哭流涕，可是在奶奶面前，她还是强颜欢笑，装的若无其事。到大伯父去兰的第四天，也就是父亲的一期纸节，母亲买了些纸钱香等，领上我去了南门外的僻静处，给父亲焼了纸钱后，便嚎啕大哭起来，一边哭一边念念有词的指责父亲，说他太狠心了，把这样一个老的老不中用，大伯父去兰州搬父亲的遗体回陇。父亲去世的第三天大伯父受家族和县粮食局的委托去了兰州。那几天母亲一背过奶奶的面就痛哭流涕，可是在奶奶面前，她还是强颜欢笑，装的若无其事。到大伯父去兰的第四天，也就是父亲的一期纸节，母亲买了些纸钱香等，领上我去了南门外的僻静处，给父亲焼了纸钱后，便嚎啕大哭起来，一边哭一边念念有词的指责父亲，说他太狠心了，把这样一个老的老不中用，小的小不懂事的家扔给她，在这样逢年成的时候，让她怎么过？哭了足足一个多小时了，似乎没有完的时候，这时候天渐渐黑了那时的人少，天黑后南门外几乎没有人了，我很害怕，在我的哭声哀求下，母亲终于止住了哭声，擦干了眼泪，拖着我的手进城回了家，见了奶奶又是装的若无其事，强颜欢笑。
第二天母亲起的很早，叫醒了我，让我把两个月大的小妹抱到郝家干妈家去，让郝家干妈替她照顾几天。小的小不懂事的家扔给她，在这样逢年成的时候，让她怎么过？哭了足足一个多小时了，似乎没有完的时候，这时候天渐渐黑了那时的人少，天黑后南门外几乎没有人了，我很害怕，在我的哭声哀求下，母亲终于止住了哭声，擦干了眼泪，拖着我的手进城回了家，见了奶奶又是装的若无其事，强颜欢笑。
第二天母亲起的很早，叫醒了我，让我把两个月大的小妹抱到郝家干妈家去，让郝家干妈替她照顾几天。然后在锅里烧了些野菜稀糊糊的汤，母亲、奶奶、我各喝了一碗，锅里还剩了两碗的光景，让奶奶中午热一下，这就是我们祖孙两个的午饭，她有事要出去一下，说完便走了。整整一天我都没有见到母亲的面。
冬天的天气很快就黑了，奶奶同样也烧了几碗野菜稀糊糊汤，让我等母亲来了一起喝。我坐在门口冰凉的石板上等母亲，石板冰凉冰凉的，肚子饿得像猫爪一样难受，望着天上弯勾朝上的新月，忽闪忽闪的一会儿长，”
母亲说：“我等你爱大（陇西方言，父亲。编者注）去了。”
事后才知道：母亲是看着父亲抬上火车去兰州的，她以为父亲仍然会坐着火车回来，所以她一大早就去了火车站等父亲了，一直到天黑没有等到，才去了为照顾父亲的身体，在文峰成立的临时家（已在《我的父亲》一文做了交代）背了些杂物往县城走的。此后的两天母亲按时按点往文峰火车站跑，晚上天很晚才回家。
第四天的早晨，腊月八的那天，母亲正准备往文峰去，堂哥慌慌张张的从大门口跑进来，一边跑一边喊：“二妈，二妈，我二大的灵搬回来了，在南门外面的路边上呢！我大让给你说一下。”当时母亲怔住了，她看了看奶奶，这时的奶奶什么都明白了，便嚎啕大哭起来。我当时才七岁，不懂得安慰奶奶，一听父亲的灵来啦，在南门外路边上，还以为是父亲和平常一样在哪里往家走昵，我撒腿就往南门外跑，去接父亲回家。可是跑到南门外不见父亲，在南门的东南面的路边，放着一具花里胡哨的棺材，这时候我才明白过来：父亲去世了，他的遗体就装在眼前的这具棺材里。这时太阳正从东方升起，一缕阳光洒在父亲的棺材上，我曾听大人说过死了的人晒太阳不好，我便岔开两腿，张开两臂为父亲和他的棺材堵阳光。随后三叔赶来，领了几个乡里乡亲，用手把父亲和他的棺材抬到了城墙根的六一社场房，正式开始了为父亲办丧事的仪式。
那几天我一直有一个不解的问题，母亲在火车站没有等到父亲和他的棺材，却突然到了南门外？后来听大伯父讲，火车上根本不要死人，父亲和他的棺木是兰州粮食局的同行，找的往陇西拉油桶的顺车捎来的，他也是坐在油桶上父亲的棺材旁从兰州到陇西的，南门口下车后，他已冻得不会说话了，怎么回的家他都不记得了，等到缓过劲才让我堂哥告诉我们和三叔家的。
父亲和他的棺材入土后的一个星期后，县粮食局的人来找母亲和大伯父算账，他们说在兰州买棺材，雇车拉到陇西，大伯父在兰州期间的差费，陇西丧事上的花费，加起来已把父亲的丧葬费、应给家里的安家费全部用光了，还超出了些，按财务规定超出部分应由家属承担，但考虑到孤儿寡母的，这部分钱就算了，由县粮食局另想办法在别的开支中报销，唯一剩下能给的钱就是一九六一年元月份父亲的工资56元，当时还给了一个结算单。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四日解放军进入陇西县城，我父亲由地下党员李玉新领着去迎接解放军，当天就在李玉新的介绍下，参加了新政府的工作，其工作经历是：新政府文秘---天水专区学习---陇西南山区土改---筹备陇西县保险公司---县粮食局管理粮仓--下乡因工负伤---六零年一边治疗一边负责国家抢救饥民的粮食转运站的工作---最后付出年轻生命。一个在建国初期，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国家干部，就这样被这张不直一文钱的结算单打发了。那天的母亲真是欲哭无泪，欲笑无声。
待县粮食局的人走后，大伯父埋怨母亲说：人死了埋在什么地方都还不是个埋，都一样，你却自作主张要把灵搬回来，我挨冻受饿看人眼色不说，现在人家不给安家费了，逢上这样的年成，我看你怎样把一大家人拉扯活，孩子饿死了，你对得起死去的亡人吗？听了大伯父的一席话后，母亲突然激动起来，失去了理智，一向在大伯父面前连话都不敢说的她，居然吼了起来：陈XX，你是国家干部，你的家饿不死人，我是一个小脚女人，我的家也饿不死人，你信不信？你敢打我的垢伽手吗？面对母亲的震怒，大伯父先是吃惊，后又表现出了良好的修养说：好了，算我没说，你走吧！母亲转身拉着我的手，愤愤地离开了大伯父家。
当天晚上，母亲一夜都没有睡觉，一会儿长吁短叹，一会儿窃窃私语，天刚麻麻亮，就起了床，脸也没有洗，就拉上我到东街的粮食局去。
到粮食局门口时，天还早没有到上班的时候，母亲就和我在寒风等待，当太阳开始冒华的时候，粮食局的大门开了，我和母亲便匆匆走了进去，在一个挂着X局长牌子的门口停了下了来，敲了敲门，门开处X局长探出头来，母亲急忙说：X局长我找你。X局长说：天很冷，和孩子进来说话。
屋里生着煤炉很暖和，母亲的说话也流畅多了，大概意思是：老陈过世了，留下了老的老，小的小，最大的就是这个儿子才七岁，生活没着落，自己的命苦，是苦着吃的命，希望领导能给自己安排一个工作，好把孩子拉扯大。X局长显然有些难处，说：你是个小脚女人，背不了麻包，又没有文化划不了码单，你让我给你安排什么工作好呢？母亲说：簸土粮、整理麻袋总可以嘛！X局长语塞了，想了一下说：我们开会商量一下再说吧，你也再想想另外的办法。
回到家后，奶奶把母亲叫到身旁说：我的儿子走了，留下了这两个骨血，你一定要把他们拉扯大，现在只能走的路是你把两个孩子带上，用他爸的这点工资钱做路费到陕西去，找个好一点的人家。我老了七十多岁的人啦，饿死也划得着了。
母亲听了奶奶的话后，一把抱着奶奶，先是默默地流泪，继而是抽泣，接着便大哭起来，奶奶也早已哭成个泪人，看着奶奶、母亲哭，我也跟着哭，父亲的去世，哭成了我们家的主题，哭了一阵后，母亲才喃喃地对奶奶说：我十七岁引进陈家门，你一直待我像亲女儿一样，要我现在丢下你，领着两个孩子去陕西逃活路，我卖不下这个良心，天无绝人之路，我们家祖祖辈辈没有干过亏人的事，我想会有一碗饭吃的，难肠会过去的。母亲说了这段话，奶奶也不好再说什么，只是咬咬牙，流着泪默默地点了点头。
眼看要过年了，父亲最后一月的工资省着用，也只剩一半了，母亲心急如焚，天天去县粮食局打问开会研究的结果，不是领导不在，就是忙还没有顾上研究，怎么办？一个父亲生前好友背着人给母亲出主意，让找一下县政府的戴县长，可能管用。戴县长大名戴志魁，文革前陇西县人民政府副县长，老革命，来自于陕北老区，人称“戴青天”，在陇西任职数年，为人正派、访贫问苦、扶弱抑强，是陇西历任县长中口碑最佳，深受人民群众爱戴的好县长。
事已至此，一大家人生存的危机迫使着母亲走此冒险的一步。当母亲哭诉完事情的经过和找工作的要求后，戴县长也陪着母亲流泪，他先是亲笔给县粮食局X局长写条子，用命令的口气让给我母亲安排工作，我母亲千恩万谢地告别后，戴县长又追出来，亲自领着我母亲去粮食局找X局长安排此事。X局长见戴县长亲自登门，知道事情已严重不能再拖了，当即自己就拍板决定：先给我家补助50元，以解我们家的燃眉之急，并责成县面粉厂安排我母亲长期临时工工作，年后就去上班。
母亲回家后多日紧锁的眉舒展了，向奶奶和我通报了这个好消息，母亲那天恨不得把大恩人戴县长用牌位供奉起来，天天叩头烧香。六一年的春节尽管父亲不在了，但我们还是过了一个平和的节日。从此戴县长好人的根就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深深地扎下了，但是直到戴县长在陇西任满退休返回陕北，我都没有能力予以报答，现在想起来深为憾事！
春节后母亲去了西堡子的县面粉厂上班。面粉厂有两个仓库管理区，即原料库区和成品库区。原料库区由一个叫老J的人负责，主要业务为接收待加工的粮食并贮备管理，及时供给磨粉机所需要的原料，母亲的工作为簸土粮，补麻袋；成品库区由通渭人张清义负责,主要业务为接收已加工的面粉成品,并暂时贮备，再发运至各地粮食管理所，母亲的工作是补面袋，并整理成十条一个单位的捆。不论那个库区干活均由库区负责人通知，母亲就去干活，且由本库区的负责人考勤，按干活天数发工资，一天六毛钱，干多少天，就发多少天的工资。只有这两个库区有活干，母亲才有工作，才能挣到钱，要是两个库区都没有事干，母亲就得待业，没有收入。反过来母亲若能每月干满三十天，就能领到十八元的月工资。
当时公家供应的面粉按年龄大小分别对待,奶奶和母亲每月各为26.5斤,我为12斤，妹妹为8斤，全家四口人共为73斤，单价0.165元需12.05元,食用油品每人0.25斤,为1斤，需0.6元，总计每月的需12.65元，还能余7.35元。这些余钱可以买做饭的柴禾、盐巴、照明的煤油等物资，以维持一家人生存的原始要素。
以上命题仅仅是假设，因为当时谋划在两库区临时工职业的不仅仅是我母亲一人，还有几个粮食系统职工的家属也在竞争这份工作，谁跟两库区负责人的关系拉的好，干这活的天数就多。原料库区的活我母亲很难争来，只有成品库区这边的负责人张清义，他认为别人干活是增加家庭收入，而我母亲是维持一家人的生存，所以他总是千方百计地找活给我母亲干，尽最大可能让我母亲出全勤，拿到全额工资。张清义可以说当时是我们家的大救星，是我们家的一世恩人。
母亲在面粉厂的工作时节是早上八点上班，中午休息半个小时，晚上六点下班。为了适应母亲的这个工作，我们家的作息时节按如下进行：凌晨四点母亲和我起床，去几百米外的大小井（太白井）抬水，一条扁担，一个大木桶，一个系着长绳的小可篓（柳条编成，里面糊上油纸，可盛水），因为木桶大，盛满水后，在几十米的井里拉不上来，故用小可篓多拉几次才能盛满水，每次从井里往上拉井绳时，我与母亲都捏着一把汗，尤其是冬天，井口周围全是滑溜溜的冰层覆盖，黑洞洞的井口深不见底，像怪兽的大嘴，稍不留神，就有掉进嘴里被吃掉的危险。好不容易把水打满后，我便和母亲各抬一个扁担头，踉踉跄跄，走着S型的步伐向家里走去。与其说抬水，不如说抱水，因为那时我才七岁，母亲怕挣坏我，基本上水桶是抱在母亲的怀里抬着走的。回到家时已经快六点了，我跪在灶火炉口烧火（草类的柴禾是需要一个专门守在炉口烧火的人）,母亲在面板和锅里做饭，七点多钟全家人吃完饭后，母亲去上班，我去上学，奶奶在家领小妹,中午各自在岗位吃点干粮不回家。不论是炎炎夏日刮风下雨，甚至是雷鸣电闪，还是严冬三九飞雪飘舞，为了家人不被饿死，那救命的六毛钱，母亲都坚持去上班，夏天还好，最怕的是冬天，大仓库里是不允许生火的，母亲的手和脚经常被冻得裂口血糊糊的，从威远楼下我的家到西堡子面粉厂的路上，皑皑的白雪里曾无数次留下过母亲人生路上的鲜红血迹。
一九六一年，也就是农历辛卯年，那一年的腊月二十七日的凌晨，我的七十五岁奶奶在贫病交加中，在忍饥挨饿中，在失去她唯一的儿子的巨大悲痛中，撒手人寰，离开了这个使她历经无数苦难的世界。当时的我家可以说是家徒四壁、一贫如洗，奶奶的棺木成了巨大的难题，向亲戚朋友借钱购买，这时谁还愿意支助分文？找县粮食局领导，纷纷避之不及，找县民政局，推三阻四，让找县粮食局解决。就在母亲求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之际，出了一个我们家的“救神”，一个大好人，一个大善人，那个人就是当时在面粉厂负责基建工作、父亲生前的同事、县粮食局普通干部张义，是他私自做主，用基建的木料和工匠，为我的奶奶做了一具当时很不错的棺材，并让工人直接送到奶奶的灵堂。真是谢天谢地，感恩涕泪！
事后有人问大恩人张义叔叔：你这样做，不怕领导找你的麻烦吗？张义叔叔大义凛然地说：老人的儿子为公事命都送了，死后公家给一具棺木理所应当，领导怕事我不怕，谁要找麻烦我就日撅他一顿！果不其然,事后没有任何人找张叔叔的麻烦,领导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当没有这回事一样，自然奶奶棺木的成本进入了基建项目，予以消化。
奶奶去世后，不知为什么母亲的日工资由原来的六毛钱长成了八毛钱，也可能是领导良心的发现吧！这样我们家的日人均收入从原来的0.15元上升到了0.26元，上升幅度达73%，使家庭的经济状况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旧的问题缓解后，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奶奶去世后，刚刚一岁的小妹没人照看了，没有好办法，母亲只好领着小妹去上班，无论是酷暑还是严寒，母亲都是领着小妹到面粉厂的大仓库里，先是用麻袋或靣袋把小妹垫起围住，自己才去干活。那时的路面全是土路，天阴下雨尽是泥泞，母亲又是小脚，在泥泞里一哧一滑，实在难行。一次，母亲发现仓库的角落里有一个小背篓，母亲便把小妹放到里边，背着背篓趟着泥泞的路回家，走着走着忽然一个人抓着背篓使劲摔了下，母亲和背篓一起倒在了泥泞里，那人抓起背篓，把小妹倒在泥泞里，拿着背篓跑了。原来那个背篓是这人偷面粉厂的粮食被扣下的。母亲从泥泞里爬起来，抱起浑身上下泥水的小妹，踉踉跄跄地继续一步一步地走回了家.......
母亲不分寒暑的领着小妹上下班坚持了两年。她的行动深深地感动了一对郭姓老年夫妇,郭姓夫妇的家就在母亲每天上下班必经之路的西顺门附近，他们是一对孤寡老人，以做豆腐生意为生，人称“郭粉坊”，为人善良，他们天天看着母亲抱着小妹从他们的家门前经过，非常辛苦，且小妹严重营养不良，三岁了还不会走路，起了同情之心，一天母亲又领着小妹，经过郭家门口时，郭家奶出来对我母亲说：孩子受不了这么大的苦，你看已廋的皮包骨了，能不能将孩子放到我们家，替你抓养一段时间，我们老了要钱没用，不收你的钱，认个亲情行吗？这时的母亲正是作难时候，有人帮忙替她照顾孩子，求之不得，母亲感动得热泪直流，千恩万谢，第二天就把小妹送到了郭家爷郭家奶的家。从此小妹就不再受每天来去路上的风霜，有个热炕暖和的家，也能在郭家奶家吃顿饱饭了。在两位老人的细心照顾下，三个月后小妹就能下地跑步了，脸色也红润了许多，多亏了这两个菩萨心肠的老人相救，不然真不知道小妹可否能有今天的人生......
一九六五年城关镇政府成立街道工业管理机构，由社教工作组安排母亲进入刚成立的压面组工作，地址设在鼓楼广场的南边，郭家铺子里，离鼓楼后面的家近多了,母亲的工资是按劳取酬,月工资在20至30元之间波动，还可以在和面的木头做的槽面上，每晚清理出2至3斤面碟，与自己家拿的好面和在一起，压成机器面，从而解决了我们家吃饱饭的问题。另外自来水也引到了鼓楼旁边，设了井房，抬水近多了，也安全多了，再也不会凌晨四点起床，冒着生命危险去大、小井抬水了。从此我们家的生活基本转入了正常人家的范围。
一九七八年我大学毕业后，县政府成立了落实政策及遗留问题解决办公室，我将县粮食局有关领导，在我父亲因公伤亡后，未按国家有关政策安置我们家的生活一事，用母亲的名义写了一份反应材料，递给了县落办，当时的县委书记张自强在材料上批示,大概意思是：如此对待一个因公伤亡干部的遗属，既不符合国家政策，也没有起码的良知，责成粮食局妥善处理。县粮食局领导接到县落办批转来的材料后，立刻找母亲谈话，主题是：1.为几个当时的领导各自推卸责任；2.补发200余元的安家费；3.解决一名符合招工条件的子女工作。当时我和小妹已参加工作，母亲仅拿了200余元的安家费就此了结。事后母亲对我责备不已，认为告状是做人不地道的表现，难肠已经过去，不应该再说领导的不好，并且告诫我：今后任何情况下要认命，再苦再累自己也要咬牙克服，不能背后反映人，告别人的黒状，要学会忘记别人的不好，也要记住别人的恩惠。
一九八四年在小妹成家后，母亲给自己退休了，也就是辞去了街道工业压面组的工作。退休的当天就去了黄家沟的佛教会，在当时佛教会长黄师傅的主持下，受了佛家的“五戒”即：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邪淫，四.不妄语，五.不饮酒，并由黄师傅赐法名为“崇桂”，从此母亲成了一名佛门“居士”。在家打扫干净了我家二楼得一间房子，建了佛堂，请来佛的塑像，每天早晚，也是不论寒暑，双膝跪地左手数佛珠，右手敲木鱼，口诵佛经，有病也不落下一次。初一、十五去寺院拜佛念经文，从不间断。每年的农历二月十九花三天的时间去武山水帘洞拜佛敬神，其路线和时间安排是：第一天晚上从陇西火车站坐车，第二天天亮到武山洛门，下车后步行二十多华里到水帘洞逐个寺庙烧香点蜡、拜佛敬神，完事后当天又步行二十多华里到洛门车站，晚上坐车，第三天早上到陇西车站回家。可见其心诚至极。
一九九九年企业发不出工资，我在广东东莞打工两年后，七五岁的母亲病了，而且很严重，妻子和小妹用尽了各种治疗手段都无济于事，母亲为了能见我一面，硬是在心理上撑着，坚持了两个多月，直到我腊月中旬回家，在我伺候九天后的腊月二十六日去世，去世的前一天，母亲针对我所在的单位不发工资，我当时碰到的困境，为了一家人的生计，我要抛家离乡，去几千公里之外打工的现状，拼着最后的一点力气，该对我说：娃要坚持住，宁肯挣死牛，不能翻过车！这是母亲留给我们的家训，子孙后代一定要铭记在心。
出殡前按照母亲的安排,我把她的佛教“皈依证”烧成灰，用红纸包好，放在了母亲遗体的袖筒里，作为她的灵魂进入西方极乐世界的入门证。
母亲就这样走了。送走母亲的那天是上世纪最后一个除夕，我坐在母亲的灵堂里，面对母亲的遗像，以及遗像前的孤灯，我的内心百感交替，悲痛到了极点，便放声大哭，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当新年的钟声敲响时，在孤灯的闪烁中，在香炉里燃烧出的袅袅青烟上，我仿佛看见母亲双手合十，闭着双眼，嘴里念诵着佛经，对我的呼唤不理不睬，那样专注，那样神情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