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信 | 吴越文化与常熟中医的发展

常熟记忆 4天前

作者简介

余信，出生于中医世家，近年专注中医文史抢救工作，建有常熟“得一堂”中医史料藏展室。市建公司退休医师，曾发表文学性文章、册子，并数次获奖。

吴越文化与常熟中医的发展

余信

摘  要  吴越地区包括处于该地的常熟在文化上的发展，使常熟中医文化的底蕴日见深厚，常熟中医因此以“医人多、名医多、著述多”著称，且在周边各学派流派的交融中得到大发展，从而成为吴越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  吴越；常熟；文化；中医药；交融

《中医药文化》杂志中图分类号：R-05

文章编号：1673-6281(2010)04-0021-04

江苏苏州的常熟市（虞、琴川）是吴越地区的一部分。本文试述历史上吴越文化及常熟中医文化的发展，与推进常熟中医发展的关系。从文化视点来讨论中医很有意义，因为我国传统文化历来主导着中医思辨及实践。传统文化有形成、发展的过程，并且，作为该文化的核心价值观的每一次提升，都会极大推动中医的发展。

定位“吴越文化”的理由是：影响常熟中医的文化及中医文化，有来自常熟所在的吴地，很多还来自越地。本文采用资料的时限止于建国前夕；本文按历史段叙述，采用“常熟中医药博物馆”所用的分段法：起源期（上古到唐、五代）；形成期（宋、元）；成熟期（明、清到民国）。

一、常熟中医“起源期”的吴越文化

在上古的崧泽、良渚文化时期，吴越地区医、巫不分。今常熟练塘罗墩，出土有5250年前良渚部族的玉琮、玉璧，发现伴有朱砂。可以认为：当时的祭司巫医们在敬神招魂驱鬼的同时，有意识地将朱砂用作杀虫防腐；也可能是原始医疗活动已起步的证据；同样，也可能已出现医疗文化的雏形，因为那些存物，显现了先民游移于神、魂、人及鬼之间的模糊意识，源于对生老病死的敏感，即“恐惧”和欲“摆脱恐惧”的观念，不再是动物的本能，“观念”是人特有的思维现象。

约3600年前的商初，传说常熟出了位大臣兼巫医——巫咸（前1638~1563？），是我国中医起源阶段的代表人物，入载全国中医高校教材及《江苏省志·卫生志》（以下简称“《省卫生志》”）的“概述”和“大事记”的首节文字里，有全国影响。已有文字记载他用草药、矿物来治病：“乡主巫医，具百药以备疾灾（《逸周书大聚》）”。

那“百药”及使用，正是常熟有山有湖，水网田地相间，动植物矿物等药丰富，以及先民广泛使用的写照。于是，以后有了采药山民，有了视识药、采药为雅事的士大夫和读书人。

有“采药”逸话一则：商末周国古公亶父的长子泰伯、次子仲雍兄弟让国南奔，就是托辞“到衡山采药”，方得出走的。“采药”，不仅成为建立古勾吴国的“序曲”，也成了吴越地区的中医文化。战国时的屈原身处湘楚，遥望东方问道：“吴获迄古，南岳是止，孰期去斯，得两男子？”（《天问》；（湖南作家柳莘译：勾吴国的人民，为什么不远千里，跑到南岳来寻找两个姓古的采药人呢））” 泰伯仲雍没有留下医名，但屈大夫感慨性的设问，却可能成为有关吴越地区包括常熟的中医文化的最早的、很美的诗篇了［1］。

春秋战国期间的战乱，也意味着文化融合，吴越文化已经形成。自汉到唐、五代，吴越地区道、释家们风行养生术。常熟民间留存的有太极拳、易经操，又有常熟湖区的“船拳”（船民的保健兼竞技之法，并以玩弄“石锁”为特征）。

上述中医“起源期”的常熟，由于吴越文化发展，中医文化底蕴逐步加深，推进了常熟的中医实践。但就战国后形成的医学理论方面而言，吴越和常熟地区，都晚于中原，有待全面接受。

二、常熟中医“形成期”的吴越文化

北宋以后，吴越中医文化得到巨大提升。

一个重要因素是，志向入世的儒家们有了新的人生箴言：“不为良相，则为良医（北宋范仲淹语）”，非常重视中医文化和中医，他们注重人文，远离鬼神，远离晋唐间为羽化登仙、误服金石之风（道家文化的消极一面），用传统文化诠释医典，重视著述，这在中医文化发展史上有划时代意义。民间又有“秀才学医，笼中捉鸡”之语，表明儒家们文化功底一经释放，就非常容易达到“医儒兼备”的境地，若医德高尚，就是名医了。

另一客观原因，乃北方战乱，使政治、经济重心南移，北人南来的很多。常熟临江濒海，水陆路通畅，是饱学之士南来的通道之一，他们在医学上与当地医、释、道家交流频繁，并留有医著，1990年版《常熟市卫生志》（下称“《市志》”）有载。

同样由于战乱，原是抗金军队为饮水卫生使用的陶制军用水壶（始于南宋年间使用的“韩瓶”），后来却也被吴越地区民间广泛应用。韩瓶可系绳，以此汲井水饮用，远较河水干净，有利健康。因此，农人田间作业、船民出行时，用它带上井水或开水。据考古学者称，甚至海船出航，也带有许多韩瓶，对所装淡水定量使用（例如每人一日一瓶），或不易变质等，都有实际意义。该地全民预防为主观念的提高，意味中医文化有了提升。

综上所述，该时期以儒家加入为标志，吴越中医文化发展了，中医文化的底蕴加深了，影响和推动所及，常熟本地医家始有按自身认识并付诸实践的医案，《市志》载有宋代的潘琪独创灸法“仰手曲肘取穴法”，元代的王珪精于养生和“治痰”，另，已有元代常熟人写的2种医著流传。常熟中医在“交融中发展”的趋势已显现。常熟中医有了长足的发展。

三、 常熟中医“成熟期”的吴越文化

在明、清和民国年间，吴越文化包括常熟中医文化状态形式多样，非常活跃，对常熟中医的推进方式亦如是。

1. 儒家授徒方式全面进入中医学徒必须熟读经史，及，后来添入的清代浙人陈修园《医学三字经》，那是中医人品之要言，传统思维之必须。而医家带徒就诊时的“唱诊案、唱诊方”，笔者曾著文描写道（《中医药文化杂志》2008第一期）：

“……名医带徒诊疗时，被称为‘先生’的名医，凝神端坐，望问闻切。被称作‘小先生’的学生们各备纸笔，围坐先生旁病家侧。屋边是病人的家属。‘先生’诊毕，‘小先生’忙不迭地轮番试诊……屋内肃静片刻后，有一抑扬顿挫的‘唱词’响起，是‘先生’的古韵：‘×左（男），……（诊案），拟××方加减，×药×钱，×药×钱……（诊方）’，这时，‘小先生’们个个敛神速记，病人和家属恭身聆听。

那一唱一记，那份恭敬，将中医医疗笼罩在一派神奇的氛围里。这是一种医家教育实践时中医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造就一种医学教育的文化氛围。”

2. 常熟籍或寓虞的儒家加入中医工作举清代3人为例，有翰林院编修蒋廷锡，参编《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其中，辑有《内经》、张仲景、华佗、王叔和、孙思邈等共计30余家之脉诀；有两朝帝师的翁同和，为《柳选四家医案》作序；又有寓虞的阳湖赵烈文，为《余注伤寒论翼》序，为《外证医案汇编》作评；可见以上3人医理甚精。这也使我们可以作扩展性理解：儒家既如此，常熟医家受此风影响，必将勤于著述。

3.常熟藏书刻书业发达，名闻全国及至国外明清期间，有明代的赵用贤、赵琦美的“脉望馆”，以校刊仿宋“开美本”的《仲景全书》名闻国内外中医界，直至现在，仍有日本中医代表团来“脉望馆”参观的。其他如明末清初间毛晋家族的“汲古阁”，刻印书籍600余种；常熟历代藏书楼室多达160多处，以“清代全国四大藏书楼之一”瞿氏的“铁琴铜剑楼”最著名。当今中医研究明清古籍者，总会“拜读”来自常熟的书。

4. 中医文化氛围非常浓厚“药名文化活动”，即药名诗、词、文、楹联和药名猜谜等活动。该期间在吴越地区（含常熟），对颇具活力的、上至医家学者下到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上述活动，开展得非常普及，至今不衰。中医通儒，儒通中医，诗书画艺俱佳者，不可胜数，表达内容不乏仁寿、采药、杏林及出诊等。

吴越文化作为中医文化留存于常熟的有：1. 白茆山歌（存于常熟的吴歌）、俚语及船歌中有关中医的内容，如：“（某人心情如）中药铺的抹布——甜酸苦辣（讲勿清）”、“药补不如食补”、“心火（上升）”、“姜姜黄（注：中药颜色）”等，至今仍“声声入耳”。2. 江浙地区民间常用的养生祛病好方法，如产妇用的益母草，等，也是保健文化的留存。

中医文化也浓厚地洋溢在《沙家浜》里，它经典地再现了抗战年间那一幕幕：身背药箱，摇着“串铃（游医用铃）”游访乡间的“常熟城里来的大夫”；那诊病时“陈书记”在敌人眼皮底下的对白；浓浓的江南中医诊疗氛围……令人陶醉至今。“陈书记”的原型，是常熟人任天石，他确是位好中医，任“江抗”司令时，仍心系病患抽空诊疗，口碑极好，是爱国心强、德艺双馨的常熟中医的模范，有全国影响。

5. 又一活跃的中医文化状态：中医大交流、大交融自明代始，吴越地区为全国经济重心之一已无异议。同期起，常熟周边各地方流派、学派先后兴盛，常熟中医在交流中兴盛发展。交流方式有交流医著、医家往来、授徒等。

浙、赣等地来人多，带来了该地丰富的医学成果，以喻昌、柯琴为代表。他们的学术思想影响深远，有《医门法律》、《伤寒来苏集》等，医家必读。另有2人曾先后来虞来一段时日，是明代金坛名医王肯堂，清代无锡名医王旭高，他们留下了高明的医案。王故世后，有稿留下，被我地名医方仁渊编为《王旭高临证医案》。

明清期“温病学派”的影响（“吴中医派”［2］）。明代邑人缪希雍（1546-1627）有“凡邪气之人，必从口鼻”等论，为该学派倡导人之一，他博采众长，医著甚丰，临证多奇中，传为“神医”。邑人纷纷去苏州学习的，以清代曹存心为突出。他潜心钻研，得真传，誉为“叶天士、薛生白后第一人”，又，“弟子以百计”，对吴中医派在常熟兴盛有功。本地名医金兰升、王士希，乃清末民国年间温病医家佼佼者。

清初及中期，武进孟河临证医家群辈出（“孟河医派”［3］）。孟河寓虞的余听鸿，被德国中医史专家V . Scheid评为“（孟河医家）吸收外族优秀人士为徒”中“较突出的”，医案被收入《宋元明清名医类案》。邑人去孟河的有清末周憩堂，“从马培之游”，内外科俱精，有后代传其业。近今常熟名医陶君仁，出于其门，乃虞城“孟河医派”的又一代表。陶的后人及弟子20余位，皆本地中医之中坚。

学验丰富的无锡医家（包括“澄江”医家）与常熟医家的渊源也很深。除上述无锡王旭高与常熟的渊源外，江阴柳宝诒著名的《柳选四家医案》将常熟曹存心与王旭高等医家的经验参照对比，有全国影响，可视作常熟与外地医学交融的成就。常熟名医金兰升是柳的门人。此外，邑人吴玉纯、萧退庵同出无锡名医张聿青门下，吴终于编成其师的《张聿青医案》，萧为其师作传，师生情深为医家佳话。

交流活动还有“走出去”的，也从一个侧面佐证常熟医家学验俱佳。民国初年前后的上海，近代中医教育兴起、中医兴盛，中医团体勃兴，书刊发行激增，一批常熟医家去沪行医授业，如萧退庵、余继鸿父子、张谔等5位以上。在 1929年“中医抗争事件”中，萧退庵因其声望，被推为全国组织的执行委员。余继鸿助沪上名医丁甘仁创办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张谔和余氏父子4人，先后成为该校的早年教员，同时，这4位的诊务等均极繁忙，其中2位是2所国医院的副院长，其中3位主编或参编了3种中医杂志。常熟医家的刻苦精神和释放的能力，今日看来，仍令人咋舌。

四、 “吴越文化推进”的结果：常熟中医成就盘点

1.历代医人多（“医人”，本文指“能从事中医的人”）自殷初至建国前夕的3600余年内，常熟医人有500余人（戴祖铭：《常熟历代名医志》，2003年），比对《省卫生志》全省历代有医人“4000余名”，较各市县平均医人数而言，常熟医人显著多出［4］。

2. 历代名医多据《市志》称，常熟“从宋迄清，名著史册的医生有170多名”（P.161.），按本文所述年代范围，还应补入上古及民国的名医人数，达近200人——已足够说明一个县级市的常熟，历来有极多名医了。其中有重要影响的，据该《志》有：潘琪、王珪、匡愚、缪希雍、吴本立、曹存心、余景和、方仁渊、吴玉纯、周憩堂、吴幼如、陆敬臣、李杏仙、杨百城、金兰升、王士希、章成器、陈景岐、程葆堂［5］、张幼良（中西）、张崇熙（中西）、裴雁宾、夏同元（中药）和张如伟，鉴于该《志》编著年代，笔者认为至少还需添入陶君仁、江育仁和邹良材，共27位。

下述有全国影响的名医：

商代巫咸；明代的缪希雍，《省卫生志》将他收入“吴中医派”11位代表人物之列，此2人前文已详述。南宋后本地涌现太医的人数在明代最集中，新近的研究成果似有合理性：按当时常熟建置范围统计，共出了25位太医，如匡忠、吴讷、葛元之等（潘正言：《常熟历史文化研究》2009年1期）。同期有如此多的太医在县级市中属少有。从入载全国中医高校教材人次的角度（车离等：《中国医学史》1985年1版），有：巫咸3次，缪希雍2次，喻昌3次，柯琴2次，蒋廷锡1次，曹存心1次，余景和2次，陈景岐3次。

此外，明清期间参与对海外交流的常熟中医，有明代的匡愚和清代的曹存心，前者随郑和三下西洋，克尽职守并有著作，后者著书，为其在琉球国的弟子函授，开国际中医函授先河。以上，当时已有国际影响。

3. 历代著述多某地医著的多少，是衡量该地医学发达与否的重要标志。历代常熟中医著述多，《市志》载有元代2种，明代14种，清代24种，民国时期39种，共79种。2003年，常熟戴祖铭先生经十年苦心搜寻，将历代本籍或寄籍人士相关中医的书稿名等，详尽列入其《常熟历代名医志·附录》内，洋洋300余种。

建国前重要的著述，被《省卫生志》和全国高教教材入载的有：缪希雍《先醒斋医学广笔记》、《炮灸大法》、《本草经疏》；赵琦美《集注伤寒论》；喻昌（寄籍）《寓意草》、《尚论篇》、《医门法律》；柯琴（寄籍）《伤寒来苏集》；曹存心《琉球百问》、《曹仁伯医案》；蒋廷锡《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陈耕道《疫痧草》；余景和（寄籍）《余注伤寒论翼》、《外证医案汇编》、《诊余集》；吴玉纯《张聿青医案》；方仁渊《王旭高临症医案》；陈景岐《中国医学入门丛书》等，计18部。

五、结束语

建国后，常熟中医事业与周边市县一样，取得了巨大成就。对已获“全国农村中医工作先进县（市）”的常熟市，及对综合实力领先各县市的该市中医院来说，能否进一步开掘“常熟中医药博物馆”等拥有的中医文化等遗产？能否注重师承、突破“中医思辨西化”瓶颈、多出名医？从而继续发展中医。本文的“温故”，或会有“知新”。不妥之处，恳请斧正。

感谢周文晓、花亦明、余正三先生对本文的指导。

［注1］未注明出处的，均来自笔者的“得一堂中医史料收藏室”资料。

［注2，3］我省地方中医流派甚多，但仅有以苏州为中心“甲天下”的“吴中医派”和以常州为中心“甲吴中”的“孟河医派”，被《江苏省志·卫生志》选述。该两医派影响极大。

［注4］统计和分析，本文另有《附件》，限于篇幅不再刊出，可来索取。

［注5］本节文字的“程葆堂”及其以后8位共9位，因时段，均截取他们建国前的中医活动内容。

发表在（上海）《中医药文化》杂志2010年第4期

虞山繆希雍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