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最早的货币和希腊哲学关系密切，都是中国文化西传之产物

一

这幅图展示的是人类历史中的三种早期货币。显然，三者的外形惊人的相似，用偶然因素去解释这种相似很难说的通。那么这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

吕底亚金币在公元前7世纪出现在吕底亚，一度被误认为是人类历史中最早的货币，即便是现在，很多人还这么认为，甚至教科书也仍然这么写。

与吕底亚金币一样，商代晚期开始出现的铜贝，也是一种铸币，但铜贝的出现，要比前者早好几百年。目前最古老的铜贝1971年在山西保德出土，时间在大约公元前1300年左右。

但中国的货币并非自铜贝开始。用铜来做货币，对当时的中国货币并无特别意义，只是简单的材料的更换。在铜贝出现以前，已经存在其他材料的仿贝，譬如骨贝、石贝，这些仿贝也是用作货币。

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的贝币来自二里头遗址，时间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这个遗址一般被称作夏朝遗址，出土了12枚天然贝、骨贝和石贝。这和中国传统文献所记载的贝币始于夏朝相合。

更进一步，贝币始于夏朝，并不意味着中国货币本身始于夏朝，贝币并非中国最早的货币形态。远在贝币出现之前，中国已经出现了发达的信用理念、信用机制和信用工具，这就是“契”。契可流通，因此也用于支付，即充当货币。贝币只是契币的升级版，而且即便贝币出现后，契币依然在中国存在，在春秋战国时期尚且流行。

《列子·说符》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宋人有游于道得人遗契者，归而藏之，密数其齿。告邻人曰：‘吾富可待矣。’”

“契”是中国起源于远古，而且至今依然存在的信用工具。现在豫东一些农村集市帮人看管自行车的场地依然在使用这种古老的工具。如果你去存车，看车人就会拿出一对“契”，一个栓在自行车上，一个给车主。这种契是用木头做成，形状是长度约在3、4厘米的长方体。每只契上有一个小孔，然后用细绳拴住。每一对契上都刻有独特的条纹状符号，也只有属于这对契的两只拼合在一起，完整的符号才能呈现。车主取车，看车人需要拼对取车人交回的契与拴在车上是否为一对。成语“若合符契”就是来自契的比对。

当然，现在的契已经是文化古董了，它的信用功能已经被其他繁多的更便捷的信用工具替代，甚至包括电子化信用工具，譬如微信支付。但是在古代，木质契是中国主流的信用工具，也可用来支付，即用作货币。

契所包含的木料本身并无太大价值，其价值来自刻在其上的齿纹。所谓的齿纹，实际上是完整地刻在一对契上的横线，这些横线就是早期的数字。这些数字记录了契的标的价值。当一对契分开时，这排完整的横线就被从中间分开，一只契保留一半，这样就呈现齿纹状。

齿纹不仅仅是数字记录，而且还是一种“密码”机制。每对契的每根横线之间的间隔可以任意选择，这种任何选择的横线间距实际上就相当于为这对契加了密。当一对契分开后，就可以通过检测两只契的齿纹是否相合来判断它们是否是真正的一对。

由于真正代表契的价值的是刻在其上的齿数，所以，对传统的契而言，齿纹才是契的最核心的部分。上述《列子》中的故事也生动形象地呈现了这一点，“归而藏之，密数其齿”。这些齿并非对实物的简单的模拟符号，而是数字符号，是数字。

考古资料显示，数字符号在中国的出现时间远远早于其他任何文明。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的数字符号来自河南舞阳贾湖遗址，时间可上溯至9000年前。

事实上，抽象数学在中国的出现比这还早，因为易经在技术原理上就是基于数学的，每一爻，每一卦的形成都是数字计算的结果，也都是数字。即抽象数学是与易经一起出现的。

《易传》很清楚地记载，易经起源于神农时代之前的伏羲时代。而神农时代是农业出现的时代，因此易经的出现是早于农业的出现的，农业的出现时间就是易经出现时间的下限。目前的考古学证实农业出现的时间大约为10000年前。因此10000年前就是易经出现的最晚时间，也是抽象数学以及数字符号在中国出现的最晚时间。

那么契到底什么时间出现的呢？按王国维所说，用传统文献和考古证据象结合的二重证据法，可以找到确信的答案。

传统文献关于契的起源的记载很少，也很模糊，但是，却可以提供一个时代轮廓。

《周易·系辞》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唐朝的司马贞为补续《史记》所作的《三皇本纪》也沿用此说：“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说文解字叙》说：“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黄帝之史仓颉初造书契”。伪孔安国《尚书序》说“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

这几条记载的共同之处在于，认为契从出现在结绳时代之后，远在夏代之前。具体年代还需要求助考古证据。

契的材料一般是木头，在地下很容易腐烂。所以，远古时代的契是很难保存下来。然而，幸运的是，我们的先人把一些契的齿纹刻在了陶器上，陶是不会腐烂的。现代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的这种刻在陶器上的契齿纹。契齿纹的存在当然可以证明契本身的存在。

最古老的契齿纹来自西安半坡遗址。在考古学上，半坡属于早期仰韶文化，其年代的上限可早至7000年前。因此，契在中国出现的时间也可以定为7000前。也就是说，远在7000年前，中国已经拥有了发达的信用工具，可以用它来指代产权，可以用来表征价值，可以用来做交易时的支付工具，即可以用作货币。

双排齿纹起源于7000年前，是刻在一对契上的，由一个横线组所构成的，一个完整数字分开后所形成的。一个完整的数字被分成了两半，一只契上一半。只有分开的两只契相合后，这个完整的数字才能呈现，这个数字所代表的价值才能兑现。

久而久之，双排齿纹就成为信用和价值的标志符号，并且有了一个专门的发音“朋”。订立契约的一对契的持有人之间就是“朋”的关系，一对契也成为一“朋”契，这样“朋”也成为货币单位。

尽管传统文献中所出现的以朋为货币单位的记载都是针对贝币的，但从朋字字形的起源和演化看，它的形成应该在双排齿纹盛行的契币时代，贝币只是对契币时代已经成熟的货币理念、货币单位的继承。

同时，既用“朋”字来指代契币，又用“朋”字来指代一对契的双方，来指代人，说明契的信用本质上并非来自契本身，而是契的双方持有人。更简洁地说，支持契的信用来自“朋友”间的信任。换句话说，货币的本质是朋友间的信任。双排齿纹的符号，即朋字符号，只是来标识这种信任，提醒这样信任。

最早的吕底亚金币不仅仅外形上与中国三代时期的贝币惊人一致，而且更惊人的是，也刻有双排齿纹，不过已经“吕底亚化”了。

如果不了解双排齿纹（朋字）在中国古老而漫长的信用和货币史中的作用和意义，不了解双排齿纹与货币的关系，就很容易对赫然印在吕底亚金币上的双排齿纹视而不见，把它简单地看成狮子的毛发。

狮子当然有毛发，但是狮子的毛发绝不会长成笔直整齐的双排齿纹状。显然，把狮子的毛发弄成双排齿纹状是另有用意，另有来源。

狮子头对于当时的西方世界是王权王室的标志，吕底亚国王将其铸在货币之上，无非是在传达一种信用信息，用王室的权威和信用做担保，他的金币是足量的。简单来说，狮子头就是信用符号。双排齿纹对于中国，对于中国货币更是信用符号，而且是更古老更彻底的信用符号。

在吕底亚金币中，狮子头这一信用符号只是在担保金币的足量，并非担保货币自身的价值，货币自身的价值还是在货币所含的黄金和白银本身。而在更古老的中国，无论是契，还是各种仿贝币，货币的材质本身并无太大价值，是完全基于由双排齿纹，即“朋”字所体现的人们之间的信用上。用现在的金融术语，中国最古老最原始的货币都是信用货币，而吕底亚货币则是实物货币。

吕底亚货币的出现，本质而言是将一种崭新的理念和机制引入西方，即将信用符号化，货币化。而吕底亚国王又将在当时已在中国源远流长的信用符号双排齿纹，即“朋”，印在了狮子头上，则意味着，这一新的信用和货币理念是来自中国。

至此，从外形和双排齿纹（朋字）的双重证据，我们可以下个断语，吕底亚金币的铸造理念来自对中国贝币的模仿。除此之外再无可能。

在目前世界现存的所有资料中，无论是传世文献，还是考古资料，都没有任何资料谈及，吕底亚国王为何突然冒出了要铸金币的想法，没有谈及他所铸造的金币为什么是那个形状，更没有谈及他为何又在金币狮子头上印上双排齿纹。

二

那么希腊哲学与吕底亚金币又有什么关系？答曰太有关系了。

希腊哲学的起源地并不在希腊，而在吕底亚，最早期的三位“创始人”都是吕底亚人。

泰勒斯（约公元前624年~前547年），被认为是希腊哲学的祖师爷，此人是米利都人，而米利都则是吕底亚西部沿海的一个城市。泰勒斯和他同样来自米利都的两个学生合在一起，被称为所谓的米利都学派，这个“学派”也是其他所有希腊哲学学派的祖师爷。

毕达哥拉斯（572-497）被认为是理论数学的“创始人”，自成一派，毕达哥拉斯学派。他的老家是萨摩斯岛，这个岛不仅紧邻吕底亚大陆，而且与米利都近在咫尺。

赫拉克利特（前535年公元前475年）是另一位早期希腊哲学家中的大咖，被认为是永恒变化和对立统一辩证思想的“发明”人。他的老家是以弗所（又译爱菲斯），这里也是爱菲斯学派的起源地。以弗所同样位于吕底亚的西海岸，距离萨默斯岛和米利都也都不太远。

事实上，在苏格拉底之前，所有的希腊哲学家，没有一位是希腊本土人。希腊哲学并非在希腊产生，然后向希腊之外传播，恰恰相反，是在希腊之外的吕底亚产生，然后向希腊传播。

苏格拉底是第一位来自希腊本土的哲学家，他的下场是什么呢？被雅典当局民主地判处死刑，被用毒药药死了。

苏格拉底为何被处死？直接原因是他信奉新的神，不敬传统的神，败坏青年。这意味着，尽管至苏格拉底时，“希腊哲学”已经出现100多年了，但是，这股来自海外的“希腊哲学”新思潮与希腊本土固有传统还是水火难容，希腊本土对“希腊哲学”依然极端抵制。

事实上，苏格拉底并非因“希腊哲学”而死的第一人，在他之前，希腊也多次迫害和驱逐前来宣传新思想的海外“希腊哲学家”，有好几个因此丧命。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普罗泰戈拉，此人的思想非常接近孟子时代的告子。

即便在亚里士多德之后，希腊依然发生了大规模驱逐哲学家的事件。

这就非常滑稽了。希腊哲学不仅不在希腊本土产生，而且与希腊固有文化势如冰炭。

“希腊哲学”的叫法显然是有问题的。何新说希腊历史是伪造的，也有说是虚构的，在这个的意义是成立的。更准确一点，希腊哲学应该叫“吕底亚哲学”。

那么是不是吕底亚文化“孕育”或“进化”出了“希腊哲学”了呢？答案也是否定的。如果说吕底亚文化有什么特色的话，这个特色就是，是交通便利，贸易发达，除此之外并无其他。

在希罗多德的《历史》中，有很多关于吕底亚国王如何有钱的夸张记载，让人感觉吕底亚国王个个都是土豪。铸造金币本身就是吕底亚富有的标志。

从上面的地图可以看出，吕底亚处于当时西方文明世界的中心位置，西边是欧洲，南边是非洲，东边是亚洲，是亚非欧经由地中海的汇聚之地。也正是因为拥有如此显赫的地理位置，这里也成为历代的兵家必争之地。说吕底亚可能大家觉得很陌生，但是另外两个名字就如雷贯耳了，那就是东罗马帝国和奥斯曼帝国。三者的核心区域是一个地方，就是小亚西亚，或安纳托利亚，现在是土耳其。

正如现代的土耳其，是不东不西，亦东亦西的，在文化上并无原创和特色。吕底亚，包括后来的东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也是如此。但吕底亚恰置小亚细亚初兴的时代，其重要的商业和战略位置尚未充分暴露，尚且没有被重要政治集团盯上，所以，这时能够让商业优越性充分发挥，吕底亚也因此成了当时财富的代名词。

三大洲的货品在这里汇聚、中转，然后再通过地中海、黑海，流向不同的大洲，这是吕底亚能够迅速积累财富的关键所在。在这个中间，亚洲最东端的中国铜贝也出现在吕底亚。

13世纪，看到中国纸币的马可波罗大为惊诧，中国人居然可以用纸来买东西。毫无疑问，看到铜贝后，当时的吕底亚国王惊讶程度应该不比马可波罗小，因为铜的价值在当时西方较之于金银远小。如果能看看到木契、骨贝、石贝，想必更为惊奇。

然而，由于缺乏中国的人与人之间的普遍信任，缺乏“朋友”的理念，吕底亚国王也只能结合当时吕底亚实际，将铜换成真金白银，并将标志王权的狮子头加印其上，铸造出西方世界第一枚货币。当然，他也对铜贝之上的信用符号念念不忘，于是将双排齿纹（即朋字）改装成狮子毛，印在狮子头上。

当时吕底亚的固有文化，象希腊以及整个西方世界一样，传统和固有的文化是多神教文化。古两河与古埃及文明是多神教文化的两个中心。由于埃及与两河之间距离较近，而且一直保持密切的联系，因此，也可将古两河与古埃及文明合称为古两河-埃及文明。其他地区的多神教文明，都是受古两河-埃及文明影响的结果，古希腊和吕底亚都是这样。当然，它们都是后起的，边缘化的。

而在公元前突然在吕底亚出现的“希腊哲学”，是在根本上反多神教的，也是反任何宗教的。这样截然茅盾的新思潮新理念是不可能在吕底亚内部孕育。

事实上，正如希腊本土一贯地对“希腊哲学家”加以排斥和驱逐一样，吕底亚对“希腊哲学家”也是难以容忍。毕达哥拉斯早年就被驱逐出萨摩斯岛。

因此，“希腊哲学”之于吕底亚，也只可能是外传的。而且，象吕底亚金币一样，也只可能来自中国。

也如货币一样，以易经为中心的中国思想，正是通过商路到达了吕底亚。最先接纳中国思想的，是吕底亚商业最繁荣，也是最开放的的西部沿海城市。因此，最早的“希腊哲学家”无一例外都是出身商人之家，或者自身就是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