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井奎：斯密主义的劳动分工经济学

作   者：李井奎（浙江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来   源：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15年第2期（总第68辑）

本文共计5258字数，阅读约需要13-15分钟。

1764年，作为一位年轻公爵的家庭教师，亚当·斯密来到图卢兹之后不久，就给他的密友大卫·休谟写信称，他已经开始了一项研究计划，正是这项研究计划最终使他完成了那部流芳于世的巨著——《国富论》：“为了消磨时光，我开始写一本书”。

事实上，只有等到两年之后返回英国，他才开始严肃地开展这项研究计划。在从法兰西返国之后的十年间，斯密广泛利用他关于法理学讲座的那些笔记，由此构思形成了他的那部鸿篇巨著。他居住在苏格兰科卡尔迪的家乡，日子过得很平静，但是，在为这部多卷本的著作进行准备的过程中，他工作非常辛劳。斯密用了长达12年的时间来写他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这部主要著作，其中有将近9年他是在精神高度集中的状况下进行工作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早在1763年，斯密就已经开始打算写一本系统性地处理他在格拉斯哥大学法理学讲座中所涵盖的政治经济学内容的书了。从他的《早期草稿（Early Draft）》（《国富论》的那部分）和他手稿的组织方式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他的这种意图。斯密在劳动分工经济学方面，取得了经济思想的巅峰成就。

值得一提的是，斯密自己承认他可绝对不是一个写作的快手：“我是个迟钝、非常迟钝的作者，每一篇作品在我能勉强满意它之前，至少要写上六七遍。”煞费苦心地写上这么一部开辟之作，对于作者而言，可以这样说，既让人无比兴奋，又让人精疲力竭。在开始此书写作两年多之后，我们的作者感到自己整个身心都被这项工作给占据了，而且预感他将永远也看不到大功告成的那一天：“按照我现在的处境，我应该说无事可做，但是我自己的研究计划使我极少空闲，我的研究继续下去很像永远做不完，我看不到这项工作有到达尽头的可能性。”三年半之后，由于长期在这个项目上辛苦劳作，斯密病倒了，他这样写道：“拙作原以为入冬之前能一切就绪，可以付印。但由于修改工作不时中断，现在看来只得推迟几个月出版。这中断的原因，一部分是没有娱乐再加上长期专注于一个问题，健康状况不好”。当然，斯密为这项工作努力追求的那种精细入微、全面通彻，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无比耐心，都使得要想最终完成这部大书，还要再花去不知凡几的岁月，历史的事实是，此后又过了大约三年的时光，这部巨著才告完工。

亚当·斯密之所以能够在劳动分工经济学方面取得如此伟大的成就，除了他自身的天赋和努力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那就是前人为他做出了重要的理论铺垫。在此之前，重商主义者们已经对有关财富的诸般主题进行了体系化的尝试，而且最为重要的是，以格劳秀斯、普芬道夫和约翰·洛克为首而发展出来的自然法理学，为亚当·斯密的理论体系提供了更为宽广的视角和概念性的体系，可以让他借以来系统地分析商业社会的性质与发展这项极富挑战性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亚当·斯密发展出了一套他自己的自然自由体系，而劳动分工与市场的内在秩序在这个体系里发挥着核心的作用。

毋庸说，斯密自己对他在《国富论》中所从事的这项伟大的研究任务，是心知肚明的。今天的学术界已经公认，斯密在试图发展一套这样的自然自由体系：这个体系最重要的面向是伦理学、法理学和政治经济学，沿着对商业社会的性质这条综合分析路线，给出一套关于人类社会如何从农业文明过渡到商业文明的系统解释。从这个角度来看，像他那样把劳动分工这一主题作为其毕生工作，尤其是作为他的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核心角色，实在是再自然不过了。

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之基本要旨看起来并不复杂，归结到底，不过是两大思想：一是得自劳动分工的收益非常之大，且构成了劳动生产力增进的最大来源；二是通过功能健全的市场体系，这些收益可以最为切实、有效地得到实现。和很多早期思想家一样，斯密将劳动分工看作是文明的根基，把它当作自己整个政治经济学体系的起始之点。在斯密那部伟大的划时代著作《国富论》中，斯密开篇就把劳动分工作为财富科学的核心主题来处理，概略地给出了《国富论》一书要详加阐释的基本原理。他利用并综合了无数先驱们在这方面的工作，但在发展一套自洽而系统的分析，从而可以对劳动分工原理的深远内涵进行更为深邃地洞察方面，斯密又远迈前人。

在《国富论》的开篇，亚当·斯密就指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紧接着，他用著名的扣针生产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历数了劳动分工的三大好处：

第一，劳动者的技巧因业专而日进；第二，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通常须损失不少时间，有了分工，就可以免除这种损失；第三，许多简化劳动和缩减劳动的机械的发明，使一个人能够做很多人的工作。

然后，斯密将带来了巨大效率的劳动分工的根源归结为人类“互通有无，物物交换，相互交易的倾向”，他借助于苏格兰启蒙运动诸位哲学家创造出来的自发秩序理论完成了对分工体制的形成之阐发。斯密认为，是人们自我关爱的倾向构成了商业的驱动力量，进而带来了合作，创生出了文明的商业社会。而这一社会如何才能够取得成功，答案就在有效的自由市场体系那“看不见的手”之中。在斯密那里，劳动分工和市场范围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单向因果关系，劳动分工不但会取决于市场范围，而且反过来市场范围也会进一步促进劳动分工的深化。斯密还特别认为，劳动分工并不取决于个体之间的差异，而个体之间才能的差异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斯密的这种源于职业选择的人际间差异，是其不断加以强调的一个理念，在其自然自由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亚当·斯密使用劳动分工和市场范围之间的关系，解释了城乡之间的分化和城市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他认为，城市中的商业与制造业的发展不但会为城市带来秩序和良好的治理，也会为乡村解决其“个人自由与安全”这一问题。商业和制造业是城市赖以生存的基础，需要一套运行良好的保护产权、维护和促进劳动分工的司法体系。而在大规模的商业和制造业兴起之前，封建大领主往往可以和国王分庭抗礼，最终导致秩序的紊乱和周期性的暴力冲突。斯密认为，封建制度在这个问题上只能起到缓解作用，而无法从根本上予以消除，但是，发达的商业和制造业兴起之后，农民不再像过去那样在经济上依附于大领主，在维持每一个工人的生计上，单个领主所起到的作用相当微小，这样工人们的独立性就得到了保证。由于所有人皆以城市中类似的劳动分工与交换的方式而彼此依赖，所以领主们对领地的管辖权被显著削弱，最终淹没在商业活动的大海之中。而商业社会在保卫其成员的财富与个人自由、和平与正义方面要比农业社会强大得多，商业社会的文明程度，皆是拜劳动分工的深化和市场范围的扩大所赐。而要使商业和制造业能够繁荣发达，良好的政府治理是不可或缺的，唯有如此，方可维护正义和秩序。所有这一切，都是各个阶层中的个人不断追求自身利益的结果。

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思想，并非仅仅是一个华丽的修辞手法，必须将这一思想放在他的自然自由体系中方才能够得到透彻地理解，这一点早已为众多学者所认识到。斯密从格劳秀斯、普芬道夫和约翰·洛克的自然法学传统中吸收了很多自由主义的原则和自然法理学的总体框架，并将它们与斯密自己关于商业社会的本质和复杂性所做的观察整合在一起，不仅为财富的生成和经济的增长，而且还为公平正义，发展出了一套具有强大解释力的框架，这就是他的自然自由体系。自然自由体系的惊人后果，是由在利用个人的劳动和资源上尊重个人的选择而带来的，即文明社会中得自劳动分工的收益可以扩展到社会的各个阶层，这就不仅改善了劳动阶级的福利，同时也增进了上层阶级的福利。斯密写道：“在一个政治修明的社会里，造成普及到最下层人民的那种普遍富裕情况的，是各行各业的产量由于分工而大增。”斯密认为随着劳动分工的深化和市场范围的扩大，财富会不断地涌现出来，其比例要比投入到生产过程中的劳动的比例更大。这样，在一个文明的商业社会，一个普通的日工可能也会比野蛮国家的国王更加富足。正是在这样的分析结论之下，斯密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对人类的前途洋溢着乐观的精神，而这一体系的基础就在于不断深化劳动分工的程度，扩大市场的范围。

在亚当·斯密对劳动分工经济学所做出的诸多重要贡献中，他关于劳动分工和市场范围之间的关系之分析，虽然经常被后人引述，但是往往有被低估之嫌。

劳动分工受到市场范围的限制这一思想，早在斯密之前的古希腊和中世纪伊斯兰学者的作品中就已经被提及，而晚期的重商主义者诺思和曼德维尔等人也意识到了贸易包括国际贸易对生产中劳动分工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但是，似乎斯密才是第一个全面认识二者关系的学者，他认为，劳动分工在决定市场范围方面也发挥着关键作用。有关斯密这一方面的思想，爱德华·吉本·威克菲尔德把劳动分工和市场范围之间互相强化的理论予以了相当程度的充实。威克菲尔德观察到，英国人口中有三分之一从事农业生产，而法国和葡萄牙的这个数字则达三分之二和五分之四，这一就业结构上的显著差异所带来的交换力量上的差别，又使得英国的农业远远胜过法国和葡萄牙那些国家。因此，威克菲尔德给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职业的分工受制于市场的范围，同时，很大程度上市场的范围也同样受制于职业的分工。而且，他还认为，对于这一方面，政治经济学应该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威克菲尔德甚至不赞成使用劳动分工这一术语，他认为劳动分工可以由所谓“职业的分工”来表示，而另外一个重要的面向“劳动的联合”或劳动的合作则须另外找一个术语来表示之。

威克菲尔德的这一思想与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中表达的“积分法”思想不谋而合，所谓的“积分法”用来指不同生产部门之间不断增长的相互关联和交互依赖性，与所谓的“微分法”相对，后者是指不断细化的职业和工序的分工以及专业化的深化。马歇尔是这样表述的：

这种机能的再分之增加，或称为“微分法”，在工业上表现为分工、专门机能、知识和机械的发展等形式：而“积分法”——就是工业有机体的各部分之间的关系的密切性和稳固性的增加——表现为商业信用的保障之增大，海上和陆路、铁道和电报、邮政和印刷机等交通工具和习惯的增加等形式。

有鉴于此，马歇尔引入了“外部经济（external economies）”这一概念来概括这种所谓的积分法。而这一概念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曾引发了一场经济学中的热烈讨论。

皮耶罗·斯拉法在1926年的文章里清晰地证明，古典政治经济学中源于劳动分工的报酬递增，是不可能与马歇尔的竞争性框架彼此兼容的。斯拉法并非不知道马歇尔在晚年的《工业与贸易》一书中对外部经济概念的重新表述，但是如果仅从马歇尔的局部均衡分析来看，这样的经济的确不会存在。从这一意义上讲，斯拉法的批评的确具有毁灭性。

部分是为了对斯拉法的批评做出回应，而且也为了给马歇尔的外部经济概念进行辩护，1928年9月10日，艾伦·杨格（Allyn Young）在格拉斯哥就任英国科学促进会经济学和统计学分部主席时发表了一篇就职演说，对此进行进一步的说明。这篇演讲词是二十世纪关于劳动分工的一篇重要的文献。在这篇演讲词中，他认为，外在于个体企业的马歇尔的经济产生于整个工业有机组织，或者换句话来说，是源自劳动分工各分立部门之间的交换网络。他明确指出，马歇尔的外部经济是根植于劳动分工的深化和经济组织的变迁之中的，由此强调指出马歇尔的外部经济，不仅指数量上的变化，更为重要的是，它也包含性质上的变化。杨格认为，一方面是关联众多、彼此联接致密的交换的复杂网络，另一方面是生产当中劳动分工的深化，在现代形式当中常体现为生产的迂回方式，对这两方面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进行研究，才是一个更有前途的研究方向。

在劳动分工和市场范围这一主题上，下一个重大的突破是斯蒂格勒1951年的文章，现在这篇论述垂直一体化的文章已经堪称经典，这位作者把他所谓的“斯密定理”——即劳动分工受到市场范围的限制——应用到了垂直一体化之上。斯蒂格勒认为，“企业在使用一系列不同的工序（operations）”生产一个最终产品。不同的工序需要使用不同的技术，也就是说，有些工序表现出成本递减这种模式，其他的工序则表现为成本递增，而某些工序可能会呈现U型趋势。如果所有的工序被涵纳在同一个企业内进行操作，这就可以称之为是垂直一体化。否则，非一体化就会出现，外部的一家企业给下游企业以低于后者自己生产所给出的价格来提供中间投入品。

尽管斯蒂格勒的这篇文章尚且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缺点，但是，斯蒂格勒的研究仍然不失为劳动分工和市场过程的斯密主义理论进展的一个里程碑，因为它不仅给出了进一步研究垂直一体化的有用框架——这个框架已经产生了大批文献，而且也有助于在现代主流经济学当中复兴劳动分工的斯密主义精神。总体上来看，斯密著作出版后的两百年间，职业经济学家对这一主题显然缺乏兴趣这一事实，让斯蒂格勒感到了莫大的遗憾，他认为，这是后斯密时代经济科学的最大败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