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民生笔记
严济宽先生西安生活
1934年，教育家严济宽先生曾在西安生活过一段时间。在学校里，或者普通人家请饭，桌上四碟辣椒之类的小菜，一盘黑糖，一大盆米汤（原文「米汤」，但应当是较稀的粥水），教员们就是一人一碗米汤和着黑糖吃，吃得津津有味。味道很怪，严先生吃不惯，改善伙食的办法就是自己买米煮饭吃。当时西安的米价很贵，在还没有通涨的三十年代，一石卖到五十二块钱法币，合四毛三分钱一斤，而那时一个工友的月薪不过几块法币，也就十几斤米价而已。
严先生们下乡，乡下缺水，向老乡讨水喝，老乡见是城里的贵人，端出很珍贵的面汤给他们喝。那可不是新鲜滚烫的白面汤，而是黑色的面汤，味道也是馊的。原来当时陕西乡下百姓煮面后，喝不完的面汤是不舍得扔的，存着下次煮面再用，形如卤菜的老汤，什么颜色，什么味道，可想而知。
抗战八年的生活
那八年过的苦，生的孩子养不活，大人没奶水，出生没多久就病饿死了。我们家在此期间连续夭折五个婴儿，尸体也没地方埋，只能扔到野地里浅浅的挖个坑埋了，然后被野狗扒出来撕咬。家里吃不起饭，我奶奶活着的时候说，主要吃地瓜叶子，榆钱啥的，地瓜不舍得吃，要藏起来。白面，很少，只有生病了才能吃口面。一般都是地瓜面玉米面混着吃，就是地瓜面和玉米面，也得到JF后才管饱。倭寇入侵最困难的时候，刚出生的婴儿喝地瓜叶汤。没什么蔬菜，地瓜叶子一煮，逼急了野菜、树皮、榆树叶子都得吃。地瓜晒成干，差不多算是主粮了。
图书管理员的故事
民国初，曾经有个湖南人，大学毕业后，当年的大学毕业，可不是现在烂大街，类似大清，也是举人，类比当今，怎么也是985， 结果当了北漂，找了个图书管理员的活，月薪8块大洋。根据《民国经济史》提供的数据，在1919年的北京消费市场上，一块大洋应该可以买20斤米，8斤猪肉，购买力最多相当于如今的240元人民币，还得在北京租房，应酬，吃饭买衣服，搞对象等等，不够花啊，如此英才，如此囧困，就这还总被欠薪，后来讨薪的管理员把民国推倒了。
红军战士买肉
红军长征打到遵义后，为了进行修整补充体力，给士兵们一人发了一块银元，让他们自己去街上买点好吃的，有一个新加入的战士用发的钱吃了一次肉，高兴地不得了，说他从小就没吃过肉，十几岁那年姐姐出嫁，第一次吃了一次鸡肉，过了三年才在这又吃到一次肉，20年来就吃过两次。
斯洛伐克建筑师Ladislav Hudec的故事
民国时期的上海，外国人和中国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Hudec在上海生活了二三十年，但基本不会说中文，因为他的工作伙伴中几乎没有华人。他们出游的时候，经常能看到饿的奄奄一息的华人。Hudec的儿子说，富人们去饭店大吃大喝，有的喝醉了，在路边呕吐。等他们吐完了，就有饥饿的华人冲上来，把他们的呕吐物吃下去。简直无法听下去。
贫农与富人的日常吃食
贫穷人家一年的产量通常都不够半年吃的，剩余的大半年要靠糠菜代替。所以穷人发明了很多野菜的吃法。糠菜还不够吃的，就借粮，或要饭，卖儿卖女很常见。饿死人也很常见，大家都已经见怪不怪，习以为常，只有大饥荒时大规模集中饿死人才可能会有反应。
富裕人家的情况怎么样？大地主我不知道，小地主和富农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虽然不能到吃糠菜的地步，但是一年到头净吃馒头米饭是不可能的，仅仅温饱而已。过去我们这里有个风俗，一过了八月十五，富裕人家就要换粮，麦收到八月十五之间吃细粮，八月十五之后吃粗粮，高粱、玉米、红薯等。
民国基础民生情况【冯玉祥将军的回忆录】
在民国时代的华北和山东地区，尽管许多县里的地主豪绅，把实际地租已经收到了七成以上，还在荒年乘人之危，落井下石，利用高利贷来盘剥农民，把佃农们逼得只能把谷糠麸子当做主食，到了灾荒年月就要出门逃荒，乃至于到东北去“闯关东”。但是在军阀们的横征暴敛和土匪的肆意横行之下，除了极少数最顶级的大地主之外，大多数中小地主的日子还是过得很糟糕。
根据1930年的一份乡村调查显示，如果没有工商业之类的额外收入，只靠地里刨食，也没有办法逃避捐税的话。那么地主的家里最起码要有200亩以上的好地，才能顿顿都吃白面馍馍，逢年过节吃一顿肉。
而在这个标准线之下的地主和富农，自家种的小麦就算磨成了白面，也不敢多吃，要拿出去卖钱缴税，以及换一些火柴、食盐、布匹之类的必需品，只留下棒子面、高粱面之类的粗粮来给自己果腹。
只有在每一年的初夏季节收了麦子之后，这些人家才能吃几顿白面做的面条，在他们看来，这已算是一种了不起的奢侈了，能够吃白面一直吃到八月的人家，已经极其稀少，更不用说吃上一年了。
至于更穷的贫农，每天能喝上两碗掺着树叶的番薯稀饭就算老天开眼了。
根据冯玉祥将军的回忆录描写，乡村里遇有喜庆丧祭之事，待客的席面却多半是“白菜豆腐泡席”，只有素菜而已——白菜、粉皮、粉条、豆芽、豆腐泡等。饭是掺有很多细砂子的大米蒸的，吃时一不小心，就会把牙齿震掉（感觉很像古埃及人的伙食）。冯玉祥将军在河北清苑县住了十余年，也只吃过一次荤席，然而就算是那所谓的荤席，也不过每碗里盖了两三片极薄的猪肉而已。
当时算是小富之家的冯玉祥将军家里，吃饭的配菜也只有大葱、萝卜、咸菜，从来舍不得用油做一碟炒菜，荤菜自然更不用提了。更穷的人家连咸菜也舍不得吃，只临时泡点咸水下饭。
根据1930年的一份统计，在河北清苑县11个村2000多户人家上万口人之中，总共只有自行车7辆、手电筒6个、热水瓶2个，而收音机则是一台都没有。
上海的工资与物价
刚刚招募进厂的纺纱女工，每日薪水是三毛钱，一个月才9块大洋。而技术很熟练的老工人，大概也就是14个银元的月薪。鲁迅家的女佣在包吃包住之余，月薪才3块大洋。而上海的房价又是出了名的贵，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楼梯转角下边一个七八平米的放扫帚杂物的小亭子间，月租竟然就要10块大洋以上！如果借用厨房的的话，还要另外多付钱！你让那些低收入的外地人去租房，剩下的钱就只够他去喝西北风。
沈从文小说里的小资夫妻
沈从文在小说里写过民国时代的一对小资夫妻，男的政法大学毕业，在上海某机关做小职员；女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毕业，专职做家庭主妇，生了4个孩子。在当时的上海，一般公司职员的月薪大约是20银元左右，而这位当丈夫的却有60元月薪，想必肯定是在某个很有油水的单位里了。
但是，由于上海的物价高昂，房价更是北京的十倍，饶是这位男人已经很能挣钱，他们这对小资夫妻的日子依然很窘迫——由于租不起一整间公寓，他们一家六口人不得不住在半间公寓里，中间用木板隔开，另外半间住着沈从文，平摊下来连20个平方米都没有。而就连这么半间公寓，当时都要收每月13元的房租（后来涨到了20元），每个月还要收10块大洋的水电费。光是这两样，每个月的收入就去了一半，剩下的钱用来吃饭和给小孩买西洋奶粉，就已经用得精光，结婚八年了都还剩不下什么钱。
——在当时的上海公共租界，一度电平均要收0.3～0.5银元，相当于如今的12元到20元，显然是贵得多了。幸好那时候也没有空调、冰箱、微波炉这些耗电大件，光是照照电灯听听收音机，应该还能凑合。
所以，那年头的小资们别看出门就是西装革履，金丝眼镜，一块流利洋文。偶尔还会出席一些宴会，跟西洋女子跳跳舞，生活得貌似很时尚。但真正回到家里，恐怕多半还是住着亭子间，吃着咸菜泡饭，头顶还挂着小孩的尿布……也就跟当代的“蜗居”、“蚁族”差不多。若是再穷一点，就要去闸北住棚户了。
民国地主的生活
当地主。家里有二三十亩地（全是梯田，不过算好了，毕竟山区）。还得抽一两亩地种鸦片孝敬周边的土匪。长短工加起来都只有十来个(好像只有两个还是三个长工，据说还是亲戚；短工比较多而且杂)也没有仆人一说。所以有时候大人还需要下田。
年成好的话，一个月能吃一次肉；过年的时候还能吃上一次海货和外面来的稀缺水果（其实就是海带和甘蔗）。年成差的话，只能说可以吃饱饭。
有两个家，一个是乡下的“大宅子”（今天来看就是个比较大的组合四合院），一个是城里的一间小屋。家里有点书，可以搞点文化人的趣味写写字看看书，没事帮人读信写信——然后有条件送孩子去上学。
民国大学教育
辛亥革命后，临时政府教育部学习日本，颁布了《学校系统令》，规定了初等小学四年为义务教育。然而，由于政权更迭，军阀混战等原因，这个所谓的“四年义务教育”在中国绝大多数的土地上从始自终就没有执行过，教育仍然是一种奢侈品，是有钱人的专利。
就拿民国时期大学学费来说，民国大学分三类，第一类是国立大学，第二类是私立大学，第三类是教会大学，学费依次递增。
其中国立大学由于有各级政府的补助，学费只能说是相对便宜。北大和清华一年大约学费约为22块现大洋，免住宿费。交通大学贵一些，一年40块现大洋，也免住宿费。国立上海商学院，每年20块现大洋，但是住宿费一年要12块现大洋。跟现在一样，师范类大学最便宜，一年15块现大洋左右，住宿费也能全免。
第二类是私立大学，私立大学也有便宜的，特别是北方的学校，比方说南开大学，一年各种费用总共九十块。北京市私立平民大学，一年学费51块。北京铁路大学，一年58块。 而上海的私立大学就贵多了，复旦大学和光华大学一年学费要收100块，大同大学一年是120块，大夏大学一年九十块，住宿费还要另收费。
第三类大学是教会大学，比方说著名的燕京大学，1934年燕京大学的普通本科生一学期学费55块大洋，一年就是110。住宿费一年40，其他医疗费等学杂费一年22元。你在燕京大学读一年不算日常生活开支你就得花172元。而其他的像圣约翰大学，辅仁大学，岭南大学等则更贵，一年学费基本在160块现大洋以上，这对民国时期的底层家庭来说可以说是巨款了，绝大多数底层老百姓是一辈子也攒不不到这些大学一学期的学费的。
那么民国时期大洋的购买力如何呢，对于底层老百姓，一个月2块大洋，可以解决一大家子人的基本温饱，一家人一年不吃不喝才能供一个人上学费最低的国立大学。然而，在这之前，你还得能够负担得起小学和中学高昂学费。所以说，对于长年处于灾荒和军阀混战中的普通老百姓，能活着已经够艰难了，更别说接受教育了。在民国，能读到高小和初中的，都至少是富农子弟，只有地主家庭才能读到高中，那时候家里的女孩子能读书的已经是属于特别有钱的了。而大学一年的学费，在当时可以买二三百亩良田。
那么说了这么多，民国时期的大学到底有几所呢？据数据统计，到1948年，全国的国立大学与私立大学加起来只有57所（国立31所，私立26所），国立、省立、私立独立学院总共79所，各类专科学校75所，这些所有能称得上“高等教育”加起来也就200所出头。整个民国终其38年的时间，只共也只培养了21.8万大学生，平均一年不足6000人，只占总人口的万分之五。
第七届全国运动会
1948 年 5 月 5 日，筹备一年有余的第七届全国运动会在上海江湾体育场隆重举行。1947年不还是说没钱办会么？怎么到1948年财政更艰难的时刻，反倒有钱举办了呢？答案很简单：靠自救。大会筹备经费预算为国币450亿元，国府补助包括上海市50亿元及行政院40亿元，剩下360亿元全赖门票及广告收入。因资金短缺，筹委会千方百计筹集资金，门票票价随物价一起上涨，星期日的游泳门票卖到 40 万元一张，另有观赛联票每张400万元。仅门票一项就捞到 280 亿元。
筹委会做广告买卖，仅可口可乐公司在场内设 4 个大商标旗，比大会会旗还要高，就收入 40 亿。大会为多赚门票钱，把比赛场次安排得十分松散以拖延时间。观众观赛还需购买“大便票”和“小便票”，才能解决在会场的内急问题。
民国时期的一块大洋的购买力
北洋时代（1912—1927），在1914年的上海，一块大洋可以买44斤大米。对比现代大米价格的话，换算下来约等于145元人民币。论其购买力，在那时更是丰富：在1914年的上海，拿一块大洋下馆子，可以吃四五道菜的套餐，全是牛扒、烧鸡、火腿等“硬菜”。
1917年时，北大新入职的青年教授，哪怕每顿都吃“两碟菜一碗汤”的精品餐，每月也花不到九块大洋。甚至北洋时期的北京，六个人去东来顺涮顿火锅，也就花一块大洋。如此购买力，也造就了许多民国名流笔下，与“大洋”有关的幸福生活。以民国历史学家顾颉刚的话说：“那时（北洋时代）北京的生活费用真便宜”。再参考一下他们的工资，就更能体会在民国初期用大洋，是怎样的“幸福”：民国的正教授，月薪三百到四百大洋，普通教授月薪一百八至二百八大洋。报馆的名家主笔们，月薪也在二百大洋左右，而日常消费呢？除了吃饭之外，1918年在北京租一座有十七间房且黄金地段的四合院，租金只需二十块大洋。就算是买房，1925年在北京西直门大街买一套有四十间房，且“带电灯、电话、花房、车马”的豪宅，全款也就五千五百大洋，相当于大学正教授最多十八个月的薪水。
王蒙眼中的民国生活
国民党法币与关金(国民党在东北发行的货币)贬值，物价上涨，后来上涨到匪夷所思的地步，一两小时粮价变一次，晚上比早上不知翻多少倍。房租也只好以值多少袋面粉计算，因为钱币转眼变成废纸。老板雇工有时也用袋装面粉发工资。
校旁边有“老牛奶厂”门市部，家里给了我一点钱，我去喝点奶，虽然没涨价，但是越卖越掺水，奶也是越给越少，最后干脆永久打烊。
那年月到处是垃圾堆，在西四、西单、东单、北沟沿的大垃圾堆，苍蝇嗡嗡叫，恶臭扑鼻，小孩子在上面捡煤核，有时捡到残羹剩饭，就吃了。报上经常出现“由于误食垃圾鱼头一家人惨死”一类的消息。
当时一般人是进不起饭馆的。人们买了食品，如烧饼油条等，都小心极了，生怕被饥民从手里夺走，他们啐了吐沫，你抢回来也不想再吃了。我记得我所接触的多数人家都没有床，最好的是用条凳搭板当床。当时臭虫横行，经常在夜里打开灯进行捉臭虫大战，旅馆墙上也到处是臭虫血迹。绝大多数人家也没有洗澡设施，最多是弄一盆温水擦拭一下。当然，社会上有澡堂子，一两个月才去洗一次，热水撩到身上，用手指一搓，下来的都是泥股截。
家里有了病人，一是煮挂面，一是冲藕粉，上医院都是有相当层次的。我的一个亲戚，孩子发烧到39度多，没钱看，眼瞅着死了。当时医院多是教会的，医务人员穿着像修女。
有一种叫作“叫街”的乞丐，他们走的是骇人听闻的自我施暴苦肉强讨路线，见了他们估计有钱可给的乞讨对象，就用砖头砸破自己的脑袋，砸青自己的胸口，甚至用利刃划开自己的脸面，血流满面地跪下乞讨。令人不寒而栗。还有一种乞丐，寒冬腊月，破衣烂衫，天色已晚，他睡到你家门口，吓得居民赶紧掏钱送食物，只求可怜人不要死在自家门前。再有就是各种生理畸形或残疾的乞讨者，惨不忍睹。
民国职业乞丐群
《大公报》 记者的调查,1930 年代平津一带职业乞丐常用谋生方式分为11 种:
(1) 排刀。手持菜刀两把, 露胸力排, 排时运气做哼声,呼喊老爷太太,循环不已, 胸际红肿, 厥壮极惨。
(2) 打砖。情形略似排刀, 以砖击胸。
(3)打砖叫街。在街心用砖击胸,哀呼老爷太太们, 舍给我这瞎眼的残疾人一个吧!哎一声, 打一砖,继呼老爷太太呀!
(4) 叫街。手持小柳条簸箕或破拂尘, 哀呼如上, 唯少打砖者。
(5) 钉头。口含方长尖钉数枚, 持砖半块,在头顶斜捶一钉, 顶头入二分有奇,长二寸许。登门不语,给钱则去, 否则破砖击其钉, 震震有声。插钉处有肉疙瘩, 钉入疙瘩中, 击时由钉缝中出血,更觉惨痛。
(6) 拉破头。手持镰刀或割高粱穗式之刀一把, 痛饮一醉, 然后登门讨索,不与则用食拇二指夹住刀印, 留锋一分许,向头顶一划, 鲜血突出则倒地不起, 至此非多与不去。
(7)数来宝。分为三种。甲、敲牛胯者。左右手各持牛胯骨一扇, 系以铜铃及红色彩布或绸, 敲时瓜吉瓜,瓜吉瓜,而配以花冷冷, 花冷冷之声, 口唱那边要了这边要, 掌柜吃饭吾来到, 掌柜的,大发财, 掌柜的吃饭我正来先唱喜歌, 不与则作诔词祭文之类。说口狂放, 非与钱不去。乙、刮竹板。右手摇大竹板,左手摇小竹板,乞讨法如上。丙、敲饭碗。头戴单圈彩球花帽, 手持蓝瓷粗花碗,数碗相砸, 其声丁丁, 和雅可听, 伴与歌词。
(8) 背褡子。背布褡子乞讨,口喊大叔、嫂子,不呼老爷、太太、大奶奶。
(9)缝穷妇。此类均为女性, 年龄不定,20 岁者甚多,年老者甚少。伊等均有小包一个,随时携带,专为中下级社会人士缝补衣物。彼辈工作处多为工厂兵营或学校附近, 摆小摊于地,兜揽生意。每缝袜一双, 得铜币十余枚,缝衣一件,得洋一二角。其中不无以缝穷为名,实际巧笑迎逢者。
(10) 换取灯(即火柴) 者。此辈均为一般老妇女之无能者,各有大竹筐负于背,穿行各胡同。如家有破布旧物烂纸,均可换取火柴。
(11) 捡煤核者。均十余龄之男女儿童所为。
吴元淑、蒋思壹在对上海700 个乞丐调查后,将上海乞丐的职业分为25种,乞丐职业大为增多,出现了诸如跟车、盯狗或盯把、三脚蛤蟆、水碗流心(星)、顶香炉、念三官经、送财神、念春歌、开汽车门等新型乞讨方式。在上海等都市,还出现了摩登丐 。当时在上海有各种风味不同的菜馆,有些善操方言的乞丐,就躲在菜馆门外,见了北方人就操一口北平话, 见了四川人或湖南人就操一口川湘土音。此外还有诗丐就地写诗, 戏丐在旅馆门口自拉自唱,借 艺术化的乞讨方式谋生。在乞丐中还有外语程度颇佳者, 有的乞丐口操日语向日本人行乞,,有些路丐的路诉状纸是用极为纯熟的英文写就的, 中英文各一种, 方便向国人和外国人行乞。这让外国人感到不可思议
华北平民的生活条件
平时吃的以玉米、高粱和红薯白薯之类的粗粮为主，偶尔能搭配点白面，逢年过节能吃点包子饺子。肉食大都是家里自己养的，只有遇到红白喜事或者重要节日才能有一点，一年吃不了几次。种类以鸡鸭和猪肉为主，很少见到鱼和牛羊肉。
用的油是镇上油坊榨的植物油。有时会用猪油，称为改善伙食或者见点荤腥。吃的菜，以各种咸菜和土豆白菜等为主，现在常见的那些西红柿，黄瓜，豆角茄子等，在那时的普通人家，是吃不上的，自己种的那一点，基本也都拿出去卖了。
苹果，西瓜等水果种了不少，但也大都用来交易，换取生活必需品，很少自己食用。每家每户都会在自己家院子里种枣树，打下来的枣子倒是大都自己吃了。
主家和雇工吃的几乎一样，老人偶尔能喝到一点土酒，长身体的小孩子和病人，靠鸡蛋补充营养。所谓的地主，在吃的种类上，跟贫下中农没太大区别，能管饱而已。
民国土匪文化
民国时期，土匪这个社会群体是非常庞大的，1930年，据《申报》统计，土匪的人数在2000万左右，如果按照当时最高峰4亿人口来计算，也就是说1/20的人口成为土匪。如果你打开全国地图，没有一处没有土匪的。
拿湘西来说，在这里参加土匪，几乎成为一种生活习惯，直至解放前，这里的土匪还有近20万，而本地人口也没有超过300万，也就是土匪比例在6%以上，如果再考虑人口比例，1/6成年男性的数量，也就是说有30%以上的成年男性都是土匪。
土匪的黑话具有信息加密的功能，因此不能泄露给外人知晓，因此“黑话”也具有临时性。他们在每一次打劫过程中，都有可能把自己的黑话暴露在公众面前，因此为了保密的需要，时常需要更新自己的黑话系统。但是对那些群众来说，掌握黑话，对他们下一步融入土匪群体，也有好处。比如在豫南地区，土匪的首领被称为“大掌柜”，把家境富裕的称为“肥鸭”，把官府称为“鬼门关”。而在江汉平原，则会把官兵称之为“凛勾子”，把土匪头目称之为“老板”，把剿匪的军队称为“冷子”，攻打寨子称为“打围子”。久而久之，土匪逐渐抛弃正常社会的一套语言体系，把自己从正常社会当中区别开来。
人肉究竟应该怎么定价？
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的一天，四川省赈委会主席尹仲锡将一张人吃人的照片亲自交给蒋介石。据说蒋看完之后默然把照片放进了衣服口袋里。蒋终于确认，四川的确发生了大饥荒，由于旱灾水灾频繁肆虐和ZF救济不力，除成都盆地各县外都是灾区，受灾人口大约3700余万。37000000，又一个冷冰冰的数字。
《中央日报》惊呼川省灾区为“阎罗国”，这还是不够直观，看几条相关报道吧：许多人因无法谋食而选择自杀时有所闻，如苍溪饥民因树皮草根吃尽，全家坠岩而死；甚至有以仅剩的一只无米为炊的破釜去换毒药而全家服毒自杀的。
据1936年5月4日《天津日报》载《成都通讯》上说：“今年树皮吃尽，草根也吃完，就想到死人的身上，听说死尸的肉每斤卖五百文，活人肉每斤卖一千二百文。”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小学教师的薪水及其生活状况
据张钟元30年代初的调查，合城乡男女教师的俸金混合计算，全国小学教师平均年俸为195元，平均每月为16.25元。而每一教师每年用于自身的费用为122元，担负家庭的费用为158.30元(自己生活费除外)。由此可以推算出每一教师合家庭费用和自身所需每年共计280.30元，一年之内亏空的数目竞高达85元。
北平协和医院bemard.e.read教授曾对30年代初中国五口之家的贫农所需的最低生活费做过估算：食料150元，住宅5元，灯火5元，医药交际娱乐教育杂用7元，共计187元。按此项贫农用费和每一教师年俸所入相比较，相差仅为8元。但食料一项系read教授就各类蔬菜(以萝卜白菜为主)以及油盐酱茶计算，鱼肉鸡蛋等并未计及，其热量虽可能达到标准，但营养成分显然不足。此外住宅灯火医药交际娱乐教育以及衣服等项，因所处环境的不同，乡村贫农所费数目，在一般教师，尤其是城市教师，即为同样质料，价格也应当相对高些。所以中国小学教师即使过与贫农相似的生活，其所入也当不敷所出。
这一事实可进一步从1934年7月张钟元对438名小学教师家庭经济状况所做的调查中得到证实。这438名教师分布在浙江、江苏、安徽、山东、福建、河北、河南、广东等8省的80个县。调查显示，438名教师中家庭经济盈亏人数比例分别为：盈余者54人，占12.33%;亏空者220人，占50.23%;大致相抵者164人，占37.44%。54名教师每年的盈余数额从20一350元不等.以20一50元居多，占62.96%;次为50一100元，占14.81%;300--350元者仅有1人，占1.85%余;盈余中数为60.25元。220名亏空教师每年的亏欠数额从10—550元不等，以10一150元居多，共有163人，占74.09%;亏欠数额在500—550元的有6人，占2.73%;亏欠中数为85.00元。该调查还清楚地说明了平均每一教师生活费的分配情况：饮食占46.22%，服装占17%余，交际占11.53%，娱乐占7.51%，其他费用占9.45%，而书籍费仅占8.23%。理论上教师应该多多购置书籍，备为自修研究之用，但低微的薪俸，显然使得教师力不从心。这种生活费之分配方式只是表明，一方面小学教师薪水之低微，而不得不将几乎一半的钱用于饮食(营养成分另当别论);另一方面“衣服”及“交际”费用的相对较高，又流露出小学教师之难言之隐。当时舆论认为，小学教师作为一知识分子，论其身份，俨然一上等人物，虽“瓮中米常空，门不离索债人”，还得装出上等人物的模样，惟恐失其“为人师表”的身份。
1930年4月14日《时报》载：“(苏州)市立小学教师费，积欠已久，市小学教员，大半无米为炊.仰屋兴嗟。市立胥江小学教员单鼎襄、孙信良等，以生活维持无方，学童课业，又不能任其中辍，故决定于每日课后，习拉人力车，以维生活。”1930年4月，江都小学教师亦因索欠而停课，其停课声明称：“……计至现在为止，除旧欠五个月不计外，新欠又达三个月以上。同人等服务教育，受俸本微，处此米珠薪桂之秋，已感生活竭蹶之苦，近复从公数月，不获一钱，个人不得一饱，遑论仰事俯畜之资。同人等受苦之深，已达极点，……自即日起，一律停止工作，专事索欠，及力谋以后生活之安定，图穷匕见，事非偶然，生计所关，情非得已……总之，同人等此次停止工作，实受生计压迫所致，迥与无理取闹者不同……”
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主办的《东南日报》曾报道：“长兴的小学教师，苦得竟比灾民都不如;因为这学期只发得22年度3月份一个月的补助费，总计共欠9个月。……所有区款，又因废除苛杂，已废光了!所以经费来源已告断绝。在这种情形之下的小学教员，除中途停闭打铺盖滚蛋外，其余都是靠当当头吃山芋、烧饼等度日……但是这倒还不算什么，最可怜的，是某校某教师，因为当局不发款，一家老小维持不下，竟将他十四岁的妹子(现已五年级了)以八十元的代价，卖给渔船里做小媳妇，虽经我们流泪的相劝，但到底终为生活所迫，劝不回来!”
《东南日报》就此曾刊登数则教员来稿，有一署名“苦教员”者写信诉苦说：“我们长兴小学教师的待遇向来就很微薄，(普通每月20元左右)自从前年(1933年)打了一个9折，就觉得不敷应用了，到了去年，又是打了一个八折，九折后再打八折，一共不是成了七二折吗?假定是20元一月的收入，岂不是只剩14元4角了吗?扣去了6元的膳资，余下的8元4角，叫我们怎样的支配呢?!可是教育当局，不顾我们的死活，一扣再扣，扣了又欠，欠到现在已经有10个月了，(去年6月下半月起至今年4月15日止)难道我们做小学教师的，饭都不要吃的吗?衣都不要穿得吗?我们的家庭，也随着我们饿死吗?欠了人家的钱可以不还吗?将来的衣食，向那里去赊欠呢?”
1934年9月29日《东南日报》又有报道称：“说到他们(指小学教师)的代价呢，实在可怜得很，最多不过十五六元，少则四五元，较之现钱交易的黄包车夫，不及多多，一连欠了四个月的薪，家庭中的老和小，暂且不去顾他，就是个人生活，也难维持。因之在初欠薪的时候，向人告贷;继则挟了大包小包的衣服，向长生库里跑;近来可愈弃愈糟糕了，日复一日的欠下去，弄得来借已无门，当亦无衣，一日三餐，将到了没有着落的日子，一切的寒衣，还安居在高墙头里，学校办公室的教员，好似监狱署里囚人，大家只有相对而泣。改业吗，人浮于事，不敢轻易尝试，苦干吗?!只有饿死一条路。唉!这是余杭的神圣教育，这是余杭神圣的教育生活。”
张宗昌统治山东时捐税项目的统计
1， 田赋：按土地征收的税；2，契税：买卖或典当产生契约纳的税；3， 牙税：对牙行（买卖中介）征收的税；4，当税：对典当业征收的税；5， 牲畜屠宰税：杀鸡、杀鸭、宰猪、宰羊等收的税；6，货物统税：对土特产征收的税；7， 烟酒税。这个用不着解释；8，卷烟税：这个和上项的烟酒税不是重合了吗？不重合，那个是卖烟卖酒的税，这个是生产卷烟的税；9， 纸烟税：这个和上项的卷烟税有什么区别？哪管你什么区别不区别，让你交你就交，敢不交你试试看；10， 卷烟特税：这个……别问了，反正是必须得交；11， 烟酒特捐：这也别问了；12，煤油特税；13， 矿税：对开矿人收的税；14， 盐税；15， 牛照税：对卖牛人收的税；16， 二五附加税：在原有税值的基础上，对进口货物征收的2.5%的附加税；17， 奢侈税：买贵重物品征收的税；18， 奢侈品入口新税；19， 宴席税；20， 邮局包裹税；21，货物落地税；22， 地丁税：仅限于对商户按人征收的税；23， 印花税：包括登记印花、纸币印花、烟照印花等；24， 营业执照税；25， 禁烟税：包括种烟捐、运烟捐、卖烟捐、鸦片公卖税、烟灯捐等；26， 青菜税：赶集卖青菜的税；27， 渔船税；28， 粪税；29， 块煤出产税；30，“讨赤”特捐；31， 军事特捐；32， 路捐：修路收取的捐；33， 煤类军事特捐；34， 盐类食户捐；35， 盐类“讨赤”捐；36， 房铺捐；37，茶叶特捐；38， 富绅捐；39， 驻军给养捐；40， 驻军营房捐；41， 军鞋捐；42，军械捐；43， 慰劳将士捐；44， 车捐：分汽车捐、马车捐、大车捐、轿车捐、地排车捐、小车捐、人力车捐等；45， 集市摊捐；46， 地亩特捐；47，货车特捐；48， 长途电话捐；49， 娼捐；50， 戏捐；51， 人口捐；52，祝寿捐：专为张宗昌父亲生日派的捐；53， 锅头捐：家中做饭用的锅，有一口锅交一口锅的捐；54， 狗捐：养一条狗纳一条狗的捐；55， 鸡捐：类同狗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