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两篇读书心得
新闻传播研究需要“田野调查”——读《独乡电视》有感
最近我拜读了郭建斌教授的《独乡电视：现代传媒与少数民族乡村日常生活》一书，其实我早就想读，但各种忙耽误到现在。郭老师这部书也是他的博士论文，专著出版时间是在2005年5月。而研究则早在2002年，郭老师在几乎与世隔绝的独龙乡进行前后百余天的田野调查，如此艰苦的实地考察恐怕在今天很少学者这样做吧？位于云南高黎贡山深处的独龙族，是我国最为贫困落后的少数民族，也是最后一个通电通公路和乡村。2014年，我从大理到腾冲曾经翻越高黎贡山，虽然已经是现代公路，也能感受到深山老林中的穷乡僻壤。
我在旅行的途中读完这本书的，对于一个新媒体研究者，我为什么要读这本书呢？恐怕是出于对田野调查的敬畏。我这里说的田野调查有两个意思：一是广义的，泛指社会调查。我发现现在不少研究生和研究者，从文献中来到文献中去，对社会现实的缺少基本的了解。说起当下中国社会，不少学生往往一脸茫然，我觉得脱离实际的研究往往是纸上谈兵，我们需要把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看作需要调查的“田野”。一是狭义，特指田野调查这一人类学研究方法。近年来，随着美国实证主义研究的影响，不少人迷信定量分析，以为只有那样才是科学的。为此，我曾在中国社会科学报撰文，呼唤新闻传播学研究须注重质化研究。
作者与郭建斌教授（右）在第八届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论坛上的合影
诚然，研究方法没有孰优孰劣之分，要视研究问题的需要来定。但我们用量化研究回答“是什么”的时候，还要用质化研究来回答“为什么”。我们需要借用人类学、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在方法论上优化我们的研究，或者说回归到芝加可学派的传统。值得高兴的是近年我有多位研究生采用质化研究的方法做了不错的研究，或者量化与质化并用，今年我有一个研究生还尝试使用虚拟田野调查的方法。当然，如何使用更为规范的田野调查方法，郭建斌教授是我们新闻传播学最权威的专家。记得前年我到云南大学讲学时与郭老师失之交臂，希望下次能有当面讨教的机会。在此，我郑重向同学们推荐这本〈独乡电视〉。
作为生活在城市的学者我也一直关注农村，我认为不了解中国的农村等于不了解中国。我也曾做过极有限的一点调研。我曾在大学生“三下乡”活动中指导学生对农村广播电视使用现状的调查，我也曾主持过广州市农村数字电影放映工程的研究项目，我还在暨南大学研究生创新工程中指导我的研究生对农村使用手机进行了调研，我们在西部和中部各选取了一个村子做田野调查并进行对比，尔后写出了《移动互联网的应用、动因与发展——以中西部农村扩散调研为例》一文，其中一位研究生还是郭老师的学生呢？
近年来，在新闻传播学界有不少人用人类学民族志的方法进行研究，有的研究生论文获评优秀论文，但也引发一些争议。我对开展多学科视角研究持肯定态度，但我要强调两点：一是要研究新闻传播问题，而不是其他学科要研究的问题；二是要注重研究方法的适用性，没有一种研究方法是完美的，必有其长也有其短。多种研究方法的互补或许是不错的选择。日前，看到一篇文章《定量研究的基础是定性研究》，我对这一观点深以为然。在此，我再推荐两本书：一本是美国学者柯克·约翰逊写的《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一本是丁未教授写的《流动家园——“攸县的哥村”社区传播与身份共同体研究》。
何处是家园？——读《流动的家园——“攸县的哥村”社区传播与身份共同体研究》有感
深圳有一个城中村叫石厦村，位于深圳市中心位置，与福田区政府仅一街之隔，周边有商业中心，还有高档酒店，一幅繁华景象。走进村子却是另一个世界。在这块只有0.2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着3万余人。丁末教授第一次跟着一名湖南攸县籍出租车司机进村感觉“像是从古到今经历了好几个年代、好几重空间”。但丁教授就此与这群被称为“无脚鸟”的哥的嫂们一呆就是五年，成果就是这部33万字的专著《流动的家园——“攸县的哥村”社区传播与身份共同体研究》。
听说丁未教授的大作要出版，我开玩笑说这书要拿来批判一下，她爽直地说要批！狠狠的批。然而，当她把书寄到我手上，尽管之前看过她相关的文章，我还是被此书镇住了。看来我是没有水平批评它了，还是引用著名传播学者李金铨教授的批评吧。李大师高度评价：“《流动的家园》是传播社会学的杰作，出版后将为华文文献建立一块里程碑。”他还指出：“丁末把‘地方经验’提升到‘全球理论’，从容出入于宏观、中观和微观之间，一方面以小见大，一方面从‘文化的特殊性’联系‘理论的普遍性’，进而提供与西方文献平等对话的基础。”我认为中国新闻学在最近三十多年里就干了一件事，就是走进传播学。经过引进、吸收和消化，该到了平等对话的时候了。
丁未教授在《流动的家园》中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也是我所推崇的，我曾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上撰文《质化研究：新闻传播学被忽视的分析工具》，也曾指导我的研究生做过很好的质化研究。然而，我国引进传播学时几乎全盘接受了哥伦比亚大学的范式，把定量分析的实证研究奉为圭皋，似乎无量化不科学。而忽略了芝加哥大学的范式与传统。我认为，定量分析故然重要，但定性的实证研究不可偏废，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更为重要。诚然，在做田野调查中，如何做到人文关怀与科学理性的结合，仍有值得探讨的地方。
如果说对此书还有存疑的地方，那就是这到底是一个社会学研究还是传播学研究？如果从大传播来看，比之我的传媒研究和更多人的政府传播研究，关注弱势群体的社区传播或许更有研究价值。因此，我的“批评”结论是，推荐此书为传播学经典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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