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认识的百岁女作家罗洪（附二）

张兴渠

　　罗洪是上世纪30年代的著名作家。

　　上世纪20年代，朱雯就读于苏州东吴大学，罗洪在苏州师范学院读书，因为他们都是苏州人，又因为都热爱文学，就走到一起了。但他们很少卿卿我我，而是谈文学、谈哲学、谈创作、谈人生……

　　1932年9月，正是桂花飘香的时节，朱雯和罗洪在上海举行婚礼。前来参加婚礼的才子甚多，有巴金、施蛰存、赵景深、穆时英、陶元德等。在婚礼上，巴金与施蛰存第一次见面，两人也成为了好友。

　　婚后不久，朱、罗二人就迁居到故乡松江，朱雯任教于江苏省立松江高中，罗洪从事写作。彼时，施蛰存、赵家璧与朱雯都闻名于松江，施、朱二位在上海工作，每逢周末假日，他俩常联袂返松度假。施、赵齐聚松江时，也必走访朱雯夫妇，谈学论道，相得益彰。罗洪烹调手艺极高，常做出可口佳肴以待客。朱雯亦常萦怀在上海的巴金，并在松江备好乌篷船，特邀巴金作余山之游。那时，松江去余山只有水路，巴金第一次坐了乌篷船，在蜿蜒曲折的河道航行，一路听着水流轻微的汩汩声响，给人以一种安恬宁静的感觉。他们还同游了醉白池、西林塔等，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罗洪于1937年写出了较有影响的长篇小说《春王正月》，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这部长篇小说的面世，可以说是朱雯、罗洪二位共同心血的结晶。罗洪每写出一个章节，朱雯必加细致的审阅，提出中肯的见解。罗洪亦必诚恳地加以修改，乃至彼此皆认可了才算定稿。妇唱夫和，相敬如宾，可见一斑。

　　为了出版事，朱雯更是尽心尽力。当时赵家璧正在良友图书出版公司任编辑，阅读此稿，称赞不绝，认为这部长篇反映的社会现实虽然不能和茅盾的《子夜》论短衡长，但罗洪作为一位青年女作家，能写出封建经济解体、民族资本主义抬头的小城故事，眼光敏捷，见解独到，是多么不简单啊！

　　赵家璧的评论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因为那时的一些女作家一般都着眼于身边的一些琐碎细小的事情，或是闺房记乐，或是言情艳闻，能够关注国计民生的实在是好似晨星，寥寥无几。遗憾的是，这部长篇虽然在赵家璧的帮助下出版了，但受到抗日战争的影响，能读到此书的还是为数不多的。

　　抗战期间，朱雯、罗洪一度远赴桂林，朱雯曾编过《五月》文艺刊物。罗洪则帮助处理一些编务工作，他们对投稿者，无论是名家或一般群众，都一视同仁，对爱国青年文章更是倾注热情，不遗余力。有一次收到一篇文稿，朱、罗二位都认为文章写得不错，给发表了，及至寄稿酬时，却发现作者只写了姓名，忘记了写地址，不知如何是好。罗洪认定该稿可能出自学生的手笔，他们竟跑到学校各班查询，结果真的找到了那位粗心的作者。

　　我认识罗洪是上世纪80年代的事了。那时我在上海艺术研究所做事。王元化家住在淮海中路，离“艺研所”很近，步行只要十多分钟就可到达，我路过他寓所时常去拜访他。有一次，王元化问我：“朱雯你认识吗？”我说我在震旦读书时他教过我们的习作课。正好那时包立民在编《文艺报》，要我介绍一些上海作家的近况，我便去拜访朱雯。朱雯先生两鬓虽然染上缕缕银丝，但精神仍然矍铄，他一边让座，一边指着他的夫人向我介绍：“她是罗洪。”于是，我就认识了老作家罗洪女士。

　　不久，朱雯因脑溢血不幸逝世。我根据零星记忆写了一篇怀念朱雯的短文，在《解放日报》刊出。罗洪读后感慨良多，她写信告诉我说，朱先生生前译著颇丰，她要赠我几本以作纪念，并要我抽暇前往领取。我接她来信，欣慰莫名，兴冲冲地赶到她的府上领书。那次她不但赠给我朱先生翻译的《凯旋门》、《西线无战事》等书，还赠了我她自己的代表作《春王正月》。这使得我对罗洪女士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令我更为感动的是，上海师大为了纪念朱雯，出版了一本纪念文集，名为《佳作不从俗》。罗洪特地和我联系，把我那篇拙作亦选入集中，使我感愧交集。

　　罗洪赠我的书中，还有一本朱雯早期创作的长篇小说《动乱的一年》。1997年，这本书再版，施蛰存还为它写了序言。那时，诸名家常为新出图书撰写序言，这成了一种时尚，报刊亦常刊登这类序文，以争取更多的读者。我在征得施蛰存先生的同意后，把这篇序言寄给了某家报纸。我一时粗心，把施先生的通讯地址错写成了罗洪的地址，张冠李戴了，以致施先生的稿酬被错寄给了罗洪女士。罗洪好不容易才弄清了来龙去脉，不顾耄耋之年，冒着酷暑，跑到邮局取回稿费，又转寄给施先生。我得知这一情况后，对自己所做的蠢事深感自责。而罗洪却一点也不介意，再三要求我不要把此事放在心上。其高风亮节，可见一斑。

　　罗洪生于1909年，于今已是103岁高龄了。我搬到杨浦区后，因路远年高，腿脚不便，很少去拜访她了。但是我还是惦念着她。有时打去电话问候，因她年事已高，听不清电话里的声音，只能托她家人代为转达。我偶尔写些文字，也会复印一份给她。仁者寿，我衷心祝她健康长寿！

附一

　　上世纪90年代，文学大家柯灵主编的《虹影丛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被誉为民国十大女作家的冰心、丁玲、萧红、凌叔华、罗洪等人的代表作品被收于其中而成为经典。转眼十多年过去了，唯一健在的罗洪成为硕果仅存的作家。

　　更令人称奇的是，2009年6月号的《上海文学》，罗洪近二万字新作《磨砺》赫然登场，据了解，小说完成于当年2月。啊，100岁！罗洪还在写小说。我不由肃然起敬。为此，近两年我曾两次登门造访，有幸拜见这位“人瑞”。我心仪于这样的拜访，倾听文化老人的传奇人生和晚年心境，我也迷恋于旧闻中获得新闻。

　　然而，日前我欲再去看望这位前辈时，电话那头传来了她家阿姨的声音：“罗老师的身体近来不是太好，行动也不大方便。”我理解阿姨的意思，遂送上了深深的祝福。采访虽不能成行，但两次见面情形历历在目。罗洪老师听力不是很好，需要大声说话才能听见，但思路完全清晰，一口松江乡音听来亲切。当你坐在她的面前，与一位曾蜚声文坛的世纪文化老人交谈，我真的从未有过这样的激动和感慨。

　　1文学夫妻相濡以沫六十年

　　罗洪，原名姚自珍，1910年11月出生于上海松江。1929年毕业于苏州女子师范学校。1930年起开始发表作品。抗日战争爆发后离沪，直至胜利后才重返上海。曾为《正言报》编辑副刊《草原》与《读书生活》。1947年后在上海南洋模范中学、徐汇女中任教。1953年后，在《文艺月报》《收获》《上海文学》杂志担任编辑直至退休。先后出版《儿童节》《腐鼠集》《这时代》《践踏的喜悦》等短篇小说、特写集12本，《春王正月》《孤岛时代》《孤岛岁月》长篇小说3部，以及散文集一种。2006年出版《罗洪文集》3卷。

　　罗洪老师告诉我，她登上文坛，跟两个人大有关系，一是她的爱人、翻译家朱雯，罗洪称“伲（我）先生”；另一位就是当代文学大师巴金。

　　1929年，罗洪从苏州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回家乡在松江第一高级小学任教师。1930年开始发表作品，处女作是随笔《在无聊的时候》，发表于当年5月号《真美善》月刊。第一篇小说《不等边》，发表于同一杂志的10月号。

　　这时，罗洪认识了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的朱雯。朱雯1928年就开始文学创作和翻译活动，并创立了文学刊物《白华》。当罗洪看到杂志上刊有郑伯奇和苏雪林作品时，很感兴趣，于是写信到编辑部想邮购，就此知道了编者朱雯。当她发现这个志趣相投的编者竟也是松江人时，趁朱雯春节回家乡，便相约在醉白池见面。从此，鸿雁传书不断，两人畅谈各自创作的情况，交流对新作品的感受。

　　老练的朱雯不仅谈论生活与创作的关系，还用自己创作的体会，去印证那些把人物形象塑造得栩栩如生的名著，罗洪深受启发。那时，朱雯爱读沈从文的小说，且经常得到这位来自湘西作家以自己的创作实践指点青年的长信。每每读了沈从文的信，罗洪更是受益匪浅。不久，两人将他们的交流合作出了书信集《从文学到恋爱》。

　　一年后，罗洪和朱雯喜结连理。那日，真是高朋满座，巴金、施蛰存、赵景深等纷纷到场祝贺。当时在青岛的沈从文，也写来了幽默、风趣，有着沈氏特有风格的贺信，信的最后，是散文一样的祝福：“天保佑你们，此后尽是两张笑脸过日子。”

　　可两人结婚没几年，就爆发了抗日战争，全家不得不背井离乡，先后辗转于桐庐、长沙和桂林等地。“忧患增人慧，艰难玉汝成。”郭沫若在长沙时写给夫妇俩的这副对联正是他们生活的写照。尽管生活颠簸，却没能阻挡两人创作的热情。这个时期，罗洪文思泉涌，写了不少作品，寄往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戴望舒主编的《星岛日报》副刊，及汉口、长沙等地的报刊上发表。

　　朱雯是国内全面译介德国作家雷马克的第一人。《西线无战事》《凯旋门》《流亡曲》《生死存亡的年代》《里斯本之夜》《三个战友》，雷马克一生所著11部小说，朱雯翻译了6部。文革后，翻译作品纷纷重印，但朱雯说不经过修改绝不能出版。过去迫于条件限制，他是从英译本转译的，所以对老译本不甚满意，于是决定重译《凯旋门》。

　　可朱雯当时的心脏病情最让家人担心，先是心律不齐，后是阵发性房颤。罗洪回忆说，病情稍微稳定一点，他向我们保证每天只动笔两小时，事实上两小时刚好在“劲头”上，他哪会甘心停笔，一天总要工作三个多小时。稿子未改完，病情加重。朱雯拿出一个小本，上面写着所有人名地名的新旧对照表，交代完罗洪一切才放心地去了医院。就这样，余下的通读和修改任务落到了罗洪身上。40万字的重译稿在罗洪的帮助下终于完成，《凯旋门》首印20万册，受到欢迎。遗憾的是，1994年，朱雯未及看到新书面世就长逝了。

　　2“巴金出了我的第一本书”

　　提起往事，罗洪难忘文学大师巴金对自己和朱雯的关爱。

　　朱雯与巴金相识是从普通读者开始的。朱雯钦佩巴金的才华，以读者的名义写信向作家谈心请教，没想到，巴金很快就回了信。从此两人书信不断，虽素昧平生，却像是熟识的朋友。朱雯把每次通信的内容告诉正在热恋中的罗洪，让其分享自己的愉悦。他们觉得巴金不仅讲诚信，对社会也有很强的责任心，商量后决定到上海去见他。他们在环龙路（今南昌路）见到了正在写长篇的巴金，相谈甚欢。不久，巴金到苏州回访了他们。后来，还受邀来到松江，赏玩佘山，品茗聊天至深夜。

　　罗洪告诉我，巴金当时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有一天，巴金主动对她说：“我看你发表了不少作品了，够出一本集子了吗？有五六万字就够了。”接着又说：“有空把它编起来。”就这样，罗洪的第一本小说集《儿童节》在巴金的关心下诞生了。罗洪说，除她外，还有刘白羽、萧乾、陈荒煤等人的第一本书都是经巴金之手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

　　解放后，巴金当选上海作协副主席，作协下属的《文艺月报》（《上海文学》前身）创办时，罗洪是小说组组长。罗洪没忘记，她有问题即向巴金请教，从编辑思想到稿子审定，巴金毫无架子，都给予她直接的帮助。

　　还有一件事最令罗洪难忘。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朱雯翻译雷马克的长篇小说《凯旋门》、《流亡曲》两部译作也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解放后，朱雯潜心翻译苏联阿·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苦难的历程》三部曲。当时，他手头只有一种英译本，很想找一本俄文版的，但走遍各大图书馆都没找着。一天，无意间与巴金谈起此事。想不到的是，没多久，巴金竟把一本装帧精美的俄文版《苦难的历程》交到了朱雯手中，激动得朱雯无言以对。更令人感动的是，罗洪后来从巴金夫人萧珊口中得知，他们家搬到武康路后，书还没来得及整理，为找朱雯那本书，那次巴金翻遍了藏书堆。

　　3一个“真正的小说家”

　　罗洪解放前后出版短篇小说、散文、特写集和长篇小说达十余本。1980年后，又为香港文学研究社出版的“中国新文学丛书”自选了一本集子，取名《践踏的喜悦》；还有新编短篇小说集《倪胡子》、“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群像》、短篇小说集《浮蚁集》、旧作选集《逝去的岁月》、民国小说经典《薄暮的哀愁》等。

　　读罗洪的作品，我们不仅可以通过时间的隧道回顾到历史的昨天，而且又能强烈领略到她那独特的笼罩全书的一种哀愁伤感的氛围。 罗洪的作品向我们展示了她摄取生活的能力与把握题材的技巧。在她的作品里并无复杂错综的故事，而以侧重人物性格刻画见长，特别是细微精致的心理描写，竭尽当时的人情世态，在她那几乎分辨不出作家性别的作品里，依然浮现出她作为女性那种特有的丝丝情状。

　　著名学者赵景深在《文坛忆旧》中这样说道：“向来现代女小说家所写的小说都是抒情的，显示自己是一个女性，描写的范围限于自己所生活的小圈子；但罗洪却是写实的，我们如果不看作者的名字，几乎不能知道作者是一个女性，描写的范围广阔，很多出乎她自己的小圈子以外……以前女小说家都只能说是诗人，罗洪女士才是真正的小说家。”

　　曾经为她出过书的出版家赵家壁在谈到罗洪旧作《春王正月》时也说，罗洪与上世纪30年代的那些女作家很不同，“她不写自己，不写儿童妇女，不写家庭琐事，更不写工人、农民和士兵；她用这样的大手笔，以艺术形象，集中而生动地描绘了一幅30年代初期，发生在上海附近一个古老城市的旧中国错综复杂的生活画卷。”

　　但就是这样一位作家，“文革”中，她被迫退休。直到1977年来到北京，看到那么多的文艺杂志如百花竞放，她那颗“死”了的心，重又跳动。

　　罗洪那支似乎已经抽涩了的笔，又滋润流利起来，她相继在《上海文学》《人民日报·大地》等全国各地著名报刊上发表作品。她写出了反映上海“孤岛”时期生活的中篇小说《夜深沉》，及反映当代爱情悲剧的《没有写完的生活答卷》；从1988年始，直到1993年，她一直在《新文学史料》上连载《创作杂忆》，为研究新文学提供了极宝贵的资料；作为一个世纪的文学沉浮见证人，她的作品还被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年》“小说卷”、《中国新文学大系1938—1947年》“短篇小说卷”、《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及《20世纪中国女文学文库》等重要选集中。

　　作者手记

　　一个与文学结缘的人，他（她）的写作可能就是一辈子。罗洪老师堪称代表。我记得那天，她从书柜里取出那本玫瑰色封面的《上海文学》，说：“这里有我写的最后一部小说，完成于2009年2月。没想到，6月份就刊登出来了。”

　　我接过杂志，罗洪老师说：“编辑部送了我一些，我又买了不少，但不知道要的人那么多，全送了，只此留下这一本。你可带回去看看，但要还我。”老人笑了，依然那么随和，依然那么认真。

　　翻开这篇封笔之作，我仿佛看到老人在灯下孜孜写作的身影。小说跨越时空半个多世纪，叙述了一位优秀的知识分子、忠诚的共产党员在“反右”运动中遭遇冲击，最终获得平反的故事。栩栩如生地表现了人物的赤子之心与爱国情怀。

　　太难得了！作为世纪文学作家，健在的已寥如晨星，而百岁罗洪坚持创作并推出小说新篇，这在中国文坛实属罕见。

　　太阳从东升到西落，每日都给人类留下光和热。罗洪“凭着一种对人类社会广博的爱，以及深厚的热诚”，为20世纪中国的新文学留下了自己的无限赤诚。她曾说：“天下每一条成功的路，都崎岖不平，每一件成功的事，都无可幸致，各种艺术品的创制，都漫无止境。这需要不断的努力，一种默默的坚毅的努力。”她的这种真诚和努力，将是留给文学史的一笔财富。

附二

罗洪与孔另境的通信之二

孔海珠

我在半个月前写了这篇关于罗洪阿姨的文章，没有马上发出去，却因病住进了医院。本来文章搁一下也没有关系，我现在也还在休养中，今天　(3月2日)　却意外接到妹妹明珠的微信：罗阿姨2月27日去世了。

拙文本来有给罗洪阿姨祝寿之意，现在斯人已去，我无力再写新篇纪念，谨以此文向罗阿姨道别……

近些年以来，身边长者年龄过百的还真不少。又过新年了，我替罗洪阿姨计算，她要108岁了———她是1910年11月出生的。据说，她居住的天平街道百岁老人有二十多位，她是最年长的一个。她也是我们父辈中活得最长久的一位，真让人羡慕啊!　多年以前，隔段时间我总要去探望一次罗阿姨，带去她的松江同乡、老朋友施蛰存、赵家璧的问候。在我们家的老相册里，年轻时的罗阿姨风华正茂，和西装革履的朱雯先生站在一起非常般配。罗阿姨的毛笔字迹清秀而有力，从中可以看出她的学养和柔中带刚的性格。最令人难忘的是，在筹备我父亲孔另境百年诞辰纪念会时，我在电话中向她报告，她一口答应会去参加会议。据说，那天到会的文化老人之多，年寿之高，为上海鲁迅纪念馆建馆史上之最。其中，罗洪阿姨最为年长，主持人请她首先发言。记得她笑盈盈地述说我父亲与她长长的交谊，非常亲切。当年她已经95岁高龄了，很可能是她最后一次在集会上发言。以后，她渐渐地有些失聪，请她听电话多有不便，不过上门探望，我用手比划着与她高声交谈时，她思维清爽，态度温暖，有时还托我办些事，使我几乎忘记了她的高寿……

2005年9月，我忽然想起罗洪阿姨已96岁，有好些问题要赶快请教她，唯有她能回答。把讨教的话写在纸上，上门时带去她和朱雯先生与我父亲的通信材料，希望她回忆信中提到的一些事。她让我把材料留下来，慢慢看了后回答我。我暗暗担心这事做得已经太晚了。没想到罗阿姨很快就认真地在我给她的材料上加了注释，再通过邮局挂号寄还给我。她的蝇头小字还那么清秀，标点符号一丝不苟。因其中尚有不明白的地方，我们又进行了一次通信。除了咨询问题，我在信中还说：“与您有亲近的机会我非常愿意，您的和善、明理和高寿是我们后辈非常向往和仰慕的。愿您好好保重，过百是没问题的。”

罗阿姨非常争气，平平安安地度过了五年，寿登期颐。其间上海的七位老年女作家还合出了一本文集，由年岁最高的罗洪阿姨领衔，包括欧阳翠、欧阳文彬、黄宗英、姚芳藻、黄屏、彭新琪。王安忆为这些阿姨们的合集写了序言，回忆与她们的情感……我们策划“女儿眼中的名人父亲”书系时，非常想请德高望重的女性前辈作序，罗洪阿姨是我们几位父亲的老朋友，她能写篇序当然最好。但是考虑到她已百岁高龄，不便打扰，于是退而求其次，试着请她题个签。我认真写了封信，把书系的五位组成人员和书的内容提要等介绍一番，希望得到她的支持。老人家很爽气，很快就把竖写的“女儿眼中的名人父亲”这九个字的毛笔签条寄给了我。当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这些“女儿们”时，大家兴奋地喊：这个“力道足喀”。

2017年新年到来之时，我打了一个电话到罗洪阿姨家问候。老保姆说一切安好，家里有可以摇高放低的床，方便坐卧，洗头、洗脚时可以下床走上几步，还可坐在轮椅上在房间里活动。老保姆仍力阻我们上门探视，说会让老人家操心的，影响她的休息。

上面说到罗洪与孔另境的通信，被保存下来的是1946年间的三封　(此前从未发表)。那时孔另境主编　《新文学》　《今文学》　等刊物。关于　《新文学》，曾听任溶溶老说起，它是抗战胜利后上海最早恢复出版的文学刊物，排版和印刷也是当时最优良的，受到作者和读者的拥戴，任老的第一篇翻译作品即发表在　《新文学》上。罗洪给孔另境的这三封信，对于了解这段时期罗洪的创作计划和写作态度很有帮助，而动荡的战争年代对文化人创作生活的影响，在信中也可见一斑。

一另境先生：

久不见，谅近况安吉。奉上拙作三册，专请指正!　尚有文化生活出版社的两册，宇宙风社的一册，均因手头无书，不克呈政。《活路》　系三十年代在万叶出版，这次返沪，本想收回版权重新改编一下，因为这集子里有二三篇自　己不很满意，岂知他们又收在另外一个丛书里去，并未得到我同意。

这儿有一个不受欢迎的请求：能否请你给我一点老实的批评，甚至我希望你，或者转请另外的朋友，将　《这时代》　或《鬼影》　写一点严正的批评，请多指摘，是否能发表在　《新文学》　上？　这对于一个习作者是一种鼓励。《覃老伯》　大概第二期就可以发表完吧？　《新文学》　第四期付排时，我将奉上一个短篇，是否需要？　尚祈赐复。匆颂大安!

罗洪　手上　十九日　(1946年)

二另境先生：

手教敬悉。《今文学》　由您主编，一定是很出色的，承您不弃，还想到要我写点小说，要雯兄　(指朱雯———引者注)　译点东西。我是最高兴写作的，成就的虽然太少，兴趣倒常常很好。今春我想过写十个短篇，每篇近二万字，最好在同一个刊物上陆续发表，当然每篇的题材不必有连续性，自以为题材也很多。可是我暗自思量，有哪一个刊物愿意连续刊我的作品？平日交游太少，也懒得去自我介绍，一搁下来，也就没有动笔。

此后，我就预备着手写一长篇，最近正在写，但我预备写完了需要修改过才可以拿出来见人。过去写过长篇，病在太草率，哪里能有什么成就。可是接你大札的时候，雯兄正在病，担搁我写作的时间又不少，病好了，物价暴涨，又为生活发愁，心绪一坏，又担搁了好几天不能写下去。因此，想为　《今文学》　写的稿件，自然也没有写成了。

胜利以来，一共只写过两三篇，直到今春以后，才拟写长篇，不知怎么的，写作的情绪低落到了使自己也不敢相信的地步。我的感慨太多，一提笔，便唠唠叨叨的拉扯了这许多。那么　《今文学》　的稿件到底怎办呢？　我想第二期一定可以有稿件请您指教了，好在无名小卒，也不敢当安排在第一期里。匆匆祝好!

罗洪　手上　九日　(1946年)

三另境先生：

看到你给雯兄的信，很高兴。你的出版计划成熟了没有？

我确是在写长篇，可是慢得“惊人”，我现在认为还是慢慢写的好，不必硬要自己写。现在只有十余万字，大概还有十余万字要写。写完了，该认真修改才行。过去的长篇全不好，抗战初期在　《文汇报》连载的长篇，因为住所给日本宪兵“光临”过，已经散失，之后在　《万象》　及《中美周刊》　连载的长篇，自己看看也真不好意思。匆颂大安！

罗洪　手上　廿三日　(1946年)

信中，罗阿姨谦逊又认真的态度让我们敬仰。记得父亲生前对罗阿姨的文字，曾褒扬其清丽、流畅等等，但不见他有评论的文字发表。依照这三封信提示的线索，我在　《今文学》　第二期中，找到她的小说《任太太》。此篇她没有编入任何集子中。对此，罗阿姨曾经解释，《任太太》　这篇小说她手头没有，所以没有收入单行本。

解放以后，罗洪曾担任　《文艺月报》《上海文学》　《收获》　等刊物的编辑工作。她的创作似乎停止了，仅仅在1956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她的　《咱是一家人》(报告文学)。不过“文革”之后，她的著作续有出版，如刘以鬯主编的“中国新文学丛书”，收入她的著作　《践踏的喜悦》(1981年)，台北远景出版事业公司出版《倪胡子》　(1982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群像》　(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她的回忆散文　《往事如烟》　(198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编的　《逝去的岁月》(1988年)，把罗洪大部分的短篇收入了。进入廿一世纪，她又有作品问世，长篇小说　《孤岛岁月》　由南海出版公司出版(2002年)。2012年上海作家协会为罗洪出版作品精选本　《百岁不老》　(韦泱编选)，向老寿星致敬。她的作品是有生命力的。梳理她的作品集，阅读她给我父亲的信件，认识这位世纪老人的风骨和散淡，研究她的文学成就和绵长的印记，我感受到心底那一股深深的愉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