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互联网时代，随着新媒体的发展，新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之而来的研究也面临巨大的挑战。新媒体新闻怎么做？它遇到了哪些问题？哪些是亟待研究的课题？本文聚焦新媒体新闻的研究，看看到底研究了什么？对我国新闻学研究有哪些贡献。所谓“新媒体新闻”，顾名思义是指新媒体新闻的生产、传播、消费、经营以及相关方面。在知网上检索“新媒体”并含“新闻”有48,869篇文章，检索“互联网”并含“新闻”有22,498篇文章，看起来数量很大，但与新闻研究迄今为止已达上百万篇文章相比，并不算多。那么，新媒体新闻主要研究些什么呢？我们不妨审视一下最近十年的主要研究，发现发表论文逐年增加，最多的去年达到8000多篇。笔者不太精确的搜索了一下新媒体新闻研究的主要内容，每年主要有以下：2010：全媒体、媒介融合、新媒体专业、新媒体使用、新媒体环境、新闻生产、转型、传播机制、数字化转型；2011：媒介融合、自媒体、微博、用户、网络事件传播、舆论生成、新闻传播学科、新媒体定义、新闻生产；2012：全媒体、政务微博、新闻专业主义、政府规制、话语互动、媒介素养、新闻定义、社会化媒体、网络监督；2013：微信公众平台、新闻专业主义、融合传播、媒体转型、自媒体、数据新闻、网络舆情分析、舆论引导；2014：网络舆情、网络谣言、意见领袖、新闻叙事、微传播、学科建设、互联网思维、新闻可视化、数据新闻学；2015：互联网+、新型主流媒体、话语建构、人才培养、流程再造、人际传播、微信、融合路径、大数据；2016：智媒、新闻舆论、微信新闻、短视频新闻、“两微一端”、公共传播、互动研究、网络直播、新闻舆论观；2017：新生态、新业态、后真相、媒体融合、中央厨房、新闻价值、专业主义、极化研究、新闻推送、新闻样态；2018：新闻专业主义、新闻生产、算法推荐、后真相、短视频、媒介生态、新闻娱乐化、新闻观、人工智能；2019：县级融媒、短视频、融合创新、议程设置、舆论引导、建设性新闻、用户新闻学、公民新闻、虚假新闻。从以上年度研究主题词汇演变来看，是不断变化的，既有老问题也有新话题。对新闻的研究已从新闻生产拓展到新闻传播、新闻消费和新闻运营；学界紧密跟踪新媒体发展，关注由此形成的新闻传播新形态、媒介新生态和传媒新技术，尤其是近年来出现的大数据、算法、人工智能等。研究旨趣也从新闻专业主义到后真相时代新闻，并提出建设性新闻、数据新闻学、用户新闻学等新理论，同时对新闻传播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进行反思。李良荣、陈力丹、彭兰、吴飞、黄旦、唐绪军、蔡雯、张志安、喻国明、陈昌凤、刘海龙等一批知名学者依然活跃在新媒体新闻研究前沿，蔡雯教授率先进行融合新闻研究，李良荣教授提出“小新闻、大传播”的观点、陈力丹教授聚焦年度话题、彭兰教授则关注新媒体对新闻所产生的影响。但总体来看，绝大部分研究还是在实务方面，理论建树较少，新媒体新闻研究与现实发展相比仍然处于滞后状态，对新媒体新闻实践缺乏足够的指导。
近年来，新闻传播学研究十分活跃，有大量的学术会议也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但我们细看一下会发现，最活跃的还是传播学诸领域，新闻学论坛主要还是新闻史等传统研究，当然其他领域的研究也会涉及新闻，尤其是新媒体研究里也有不少关于新闻的研究。从发表学术论文来看，新媒体新闻研究数量虽然很大，但高层次的论文并不多，这恐怕与新闻学重实务轻学理有关。有学者认为，研究方法的规范性不足，不仅导致学科内部难以进行持久深入的对话和知识积累，也造成了新闻学与传播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对话的障碍，而造成我国新闻学和传播学研究方法规范性问题的核心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知识价值取向和知识生产传统，二是学科发展和制度安排，它们体现了不同历史和社会情境下学者们对于学术知识生产以及社会关系的理解。（朱鸿军，苗伟山，孙萍，2019）制约新媒体新闻研究可能还有几个重要原因在，一是对新闻学研究所处的环境变化缺乏足够认识，由此对新媒体新闻研究缺少敏感，因此不少研究属于老瓶装新酒或换汤不换药。有学者认为，已有的传播生态和秩序被颠覆，传统的新闻理念和架构也因此受到极大冲击，面临着新闻生产模式、新闻伦理的重建（常江，2019；刘明洋，王鸿坤，2019）；二是缺少足够的理论支撑，尽管新闻学已被传播学武装起来，但还是囿于经典传播学，对于新媒体新闻研究缺少新理论支撑和跨学科支援，使得其研究难以有较大的突破；三是研究有中国特色的新媒体新闻，不少新闻学者的理论框架还是基于西方新闻学，对于我国极其错综复杂的新媒体新闻现象和活动缺少深入了解和深刻认识，导致研究抓不住问题。有学者认为，虽然40年来中国新闻传播研究的专业化、科学化水平越来越高，但是学者们对中国实践问题的把握能力和参与程度却越来越低，而当学术体制的专业化和科学化本身成为科学发展的目标时，现代知识分子重返实践的意愿和进行价值重校的空间都将会受到限制。（王维佳，2019）四是我们的新闻学研究还是有一些误区、盲区或禁区，使得新媒体新闻研究或举步不前或方向不明。五是近年来我国部分新闻学者转向传播学及相关新兴领域的研究，由此造成在总体上新媒体新闻研究的力量欠缺，进而造成学界对新媒体新闻研究重视不够规划不足，没有形成一支有实力的多学科的研究队伍。
这次疫情凸显和放大了新媒体新闻许多新问题，值得引起关注和深入研究。新媒体新闻研究或许不能只在新闻传播学视阈中打转转，还需要用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以及其他学科视角等观照它。但我还要强调需要重点研究新媒体新闻的基本理论问题。
笔者认为互联网时代的新闻，至少有七个方面的变化：新闻定义之变、新闻信息资源之变、新闻业务之变、新闻人之变、新闻业之变、新闻机构之变、新闻规制之变。其实远不止这些方面，比如说新闻受众之变，由受众变成了用户。作为用户（user）的受众，正以新闻生产者/传播者/消费者的多维身份在新传播格局中从边缘走向中心，精英主义立场的专业新闻观逐渐被解构，何谓“新闻”的定义权重新转移到用户（刘鹏，2019）。新媒体新闻研究除了传统研究的选题外，新的研究点至少有：算法推荐、后真相时代、短视频、人工智能、中央厨房、新闻推送、新闻样态、网络直播、流程再造、大数据、新闻可视化、数据新闻、融合传播、用户等。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人：新生态、新业态、媒体融合、网络舆情、网络谣言、新型主流媒体、社会化媒体、自媒体、政府规制、媒体转型、智媒体等。笔者认为技术与新闻、智能把关、新闻消费、新闻伦理等应该成为研究的重点。毫无疑问，新媒体技术对新闻的影响是最大的。“数字技术作为行动主体对中国新闻业态的影响，是当下新闻学界研究中国新闻业变迁的主流视角，人与技术的关系成为理解和反思中国新闻场域的新变量。”[i]近年来，算法和人工智能对新闻也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有学者认为，面对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各种可能性，“我们也需要有对风险的更明确判断与警惕，技术应用的克制，技术伦理的约束，对于智能生产力这种新‘核能’的安全释放至关重要。”（彭兰，2019）所谓的“算法中立”不过是人们对数据和技术的乌托邦想象。政治内嵌与资本介入，社会结构性偏见的循环，量化计算对有机世界的遮蔽，必将导致算法的内生性偏见。（郭小平等，2019）互联网时代的新闻是变好了还是变差了？取决于我们对虚假新闻的防范，而面对海量的信息人工把关难以实现，于是“智能把关”研究应运而生。有学者认为，从把关理论管窥算法新闻，认为失去主体性的算法把关缺乏导向管理意识；基于用户画像的算法把关产生“过滤气泡”效应；缺乏透明性的算法把关容易操控公共舆论；基于量的积累的算法把关排挤了高质量新闻。（罗昕等，2019）长期以来，一说到新闻消费似乎就是充满铜臭味，从新闻专业主义来看更是大逆不道。其实这是一个误区，人们把新闻消费等同于新闻消费主义。在互联网时代，我们不仅要研究新闻生产，还要研究新闻传播和新闻消费，我们不仅要做好新闻报道，还要了解用户需求和考虑流量变现，只有这样才能做好社会化传播和后真相时代的新闻工作。（谭天，2020）在新媒体的主导下社会化传播中，新闻在技术、资本和权力的共同作用下，产生了许多变化。对此，目前我国在不断加大互联网治理的力度，加强政府监管，出台各种新规。然而，问题和乱象依然存在，信息泄漏、信息污染、侵犯隐私等失范现象仍然泛滥，这让我们不得不反思互联网治理的出发点有无问题，或许需要从更基本的层面，即从互联网伦理的角度来审视它。（谭天，2016）当然还有其他重要研究选题，但对新媒体新闻或互联网新闻的整体审视和基础研究更为重要。对此，王斌教授提出互联网新闻学的构想，他认为：“提出建设互联网新闻学，其使命不是直接预测未来，而是对互联网环境下新闻业的剧变提供理性的描摹和分析，并且在历史与现实、现实与未来之间建立某种逻辑关联，这就是其对新闻学知识体系进行激活的核心意义所在。”[ii]面对正在到来的智媒时代，我认为还可以建立一门数据新闻学。到底叫互联网新闻学还是新媒体新闻学？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把新媒体新闻作为一个重要研究领域，认真规划积极推进，进而推动互联网时代的新闻学科建设。
[i]束开荣孙彤昕 段世昌 刘海龙:《2019年中国的新闻学研究》《国际新闻界》2020年第1期，第10页[ii]王斌：《互联网新闻学：一种对新闻学知识体系的反思》《编辑之友》2020年第8期，第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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