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村庄为方法 | 从费孝通的“江村”到李小云的“河边村”
河边村，2019.11.27，侯新渠摄
小云老师在《开放时代》发了篇文章， 写他自己做的河边村，也给出了很多在实践基础上新的思考。认真看了两遍，结合最近的想法，凑出来这么一篇笔记。
原文链接：
内容提要：
河边扶贫实验是在脱贫攻坚战中采用现代化方式扶贫的一个具体案例，其整体框架是通过在河边村植入一个现代的新业态，从而提升村民的收入水平，摆脱依赖低收入传统农业的生计结构，并最终帮助村民走出贫困陷阱。河边扶贫实验的结果初步显示，一旦采用现代福利的标准，脱贫就会具有很强的现代性路径依赖。河边扶贫实验对村庄物化改造和对村民收入提升的成效是显著的，现代化路径的扶贫也是有效的，但是，由于乡村传统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关系系统本身很难支撑现代产业的发展，该扶贫实验又面临可持续性的挑战。与此同时，河边村村民在“去农化”生计遭遇挑战以后所采取的生计“再农化”，有力地展示了小农的生存韧性。河边扶贫实验遭遇到的恰恰是小农在现有条件下解决乡村贫困问题所长期面临的困惑，这也正是中国特殊的国情赋予乡村扶贫的现实意义。
读后感：
其实自己写自己，项飙说“以自己为方法”，还挺难的。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他是用外国人的办法写他姐姐在传统缫丝业工业化压力下在开弦弓村做的工作，和《乡土中国》一样，是在中西农工的对比中来认识变化中的中国。（ “江村中国”游学记）
发现很多在村里做发展工作的，受过这方面职业训练的，因为李老师是这方面的专家，然后看到现在的河边村，会惊愕奇怪，觉得有反差，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村子就成这样子了呢。然后这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事实，需要一套解释。李老师自己写河边村扶贫困惑的这篇文章，有很好的介绍，很多事情也说得很明白，也有理论上的论证和反思，倒是值得仔细看。
扶贫容易有一个错觉，以为处于穷山沟里的人生活是停滞的，还在几十年前。以为真有一种“贫穷的本质”和扶贫的真理要被发现，能被发现，然后按照这些规律去解救就可以了。美国的穷人和我们彝族的同胞们其实是在一个时代里的。是一步垮千年吗？其实也未必。扶贫中也有知道自己从哪来，到哪去的文化自觉的问题。这对被安置牧养的贫困人口来说，其实并不容易。
参与式扶贫也是外国引进来的。有对贫困的定义，对“他者”的想象，一套对“现代”的信念及其反思。小云老师自己在云南的这个村子里“做出来”的这篇还挺好看。实践出真知。就是还没写他自己，要不然能更精彩
。他在这个村里过过好几个春节。有一次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他说：“社会不平等影响个人选择，是说在不平等的条件下，富裕群体对机会的系统性垄断会导致对穷人获得机会的系统性排斥。当穷人的机会被极大地压缩，'尊重穷人的选择’这条原则从正面讲是一种天真的愿景，从负面讲则是一句冰冷的推辞。为穷人提供更多选择的机会，甚至去说服他们改变原有的生活轨迹，这并非不道德。相反，用'尊重穷人的选择’的理由甩手不管，才是扶贫人在责任上的逃避。”“我觉得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在我们（国家）转型的这个过程里头，最应该担当的就是说，以不同的形式直接参与到解决这些问题的这样一些行动里面去。”
河边村的鸡原来是到处乱飞，四处下蛋的。“雨林鸡蛋”出品之后，鸡都有了自己下蛋的小屋。 村里的猪原来是和人住在一块的，满村乱跑。这肉虽然原生态，却是杂食、吃村里的百物长成的。要建新的社区，人畜就被分开，猪被关起来，在居住点外修建了养殖厂专门喂养。 河边村的人原来是住在低矮、没有窗户、杆栏式的小木楼，没有厕所，没法洗澡，去野地里“方便”的时候会窜出来一条黑猪或者一只野狗。现在新建的“瑶族妈妈的客房”和村内的餐饮、会议中心和酒吧配合在一起，并不输于国内精品民宿，能够满足国内外中小型会议的需求。 河边村农户原来是处于低收入、低支出、低负债的传统生活模式下，教育、医疗和现代消费品的需求对村民的现金收入造成了较大的压力。 完成新居改建之后，农户以房屋为代表的家庭资产迅速增加，但负债水平同样升到了较高的水平。 为了适应会务经济的需要，从客房接待、到餐饮到村庄文化表达，河边村的村民在外来专业团队协助下，接受了多种培训。村民的协作能力、专业水平都有了较大水平的提高。村干部、青年村民、村里的妇女在参与河边村建设过程中提高了能力、意识在工作、生活和对困难的克服中的得以改变。 村里建起了儿童学习中心、幼儿园，接受以城市为基准的正规教育，阻断了贫困的代际传递，新的一代更容易和外部城市的、汉族的主流社会相融合。人在教育中被现代化，这是一个低成本的方式。 河边村从一个云南不知名的瑶族山村变成了当地政府重点打造的村子，成为了中国扶贫公益界的明星村庄，吸引了外界各种各样的资源和关注。村庄的社会资本持续增加，成为后续转型发展重要资源。
文字上呈现出来的“河边村”它是一个村子吗？它还不是。它是一个项目和项目的结果。每一个村子里都藏着一些中国的变化。河边村当然是特殊的。这种中国的变化和变化发生的过程在河边村变得尤为明显，改变了它的命运。河边村是一个知识生产的场所，一所还能继续深挖的富矿。它是一个扶贫的实验，除了村庄和村民本身的变化，还有很多知识上的产出，给很多人带来启发，增加了我们对扶贫，乡村、发展工作的理解。这是全球性的。河边村是发展工作的一个新高地，也还待伸展。
河边村，2018.01.06，陈晶晶摄
我自己编的“迁跃式扶贫”的说法，最早就是从河边村里看出来的——就像电子吸收光子，从低轨道像高轨道跃迁，精准扶贫是政府用外来的力量、运动式的办法，本着初心，把贫困人口从原有的状态里拉出来，让他们离贫困的漩涡更远一点。（“扶贫迁跃论”之初定义）
从“江村”到“河边村”，我们还在二十世纪变化的大循环里。在变化中应付着变化。把应对这些变化的经验和理解作为界标，用它来定义过去、眺望未来。
这精准扶贫里有没有中国的道路呢？有。特不特殊呢？也特殊。但现在的很多价值也是从西欧地方的经验里发展出来的。特殊案例里有普遍的规律。就像在“江村”能看出来中国村庄变化的一般性的道理（社区研究：源起、问题与新生）。精准扶贫这事我们要干完了，成绩也不错。可里面的道理还搞不清楚，也说不好，更不用说做扶贫经验的输出，用来说服对中国有成见的外国人。其实把前期工作蕴含的道理跟自己人说清楚才是个重要的事情，因为后面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中国特色的扶贫做对了什么？）
这也合费老“从实求知、志在富民”的思路，也是从农业社会往工业社会里跳的一部分。这一过程当然关乎“物”的生产、新技术的引进，新的制度的实践，但还有观念的改变，传统的更替。这是一个文化再生产的过程。文化是安顿生活的一套办法。而在落后挨打的背景下，单向的、抱着进化论信念的这个现代化操作总是对变化社会中的成员进行教育、规训。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特别是农业、农村和农民，它们因原来的结构，又多处于“被现代化”的位置，被启蒙、被赋权、被城市化。“小农经济”也是被骂了一百多年。（以费孝通为方法）
二十一世纪，从工业化往数字化方向转，这又是新的一跃。估计梁漱溟期待的新礼俗还是不能够成型。或许二十世纪给我们最大的遗产就是这变化和怎么去适应这变化，在这变化中“求放心”。知道自己从哪来，又要和自己，和周边的人，和支持川普反对川普的人一起往前走，美人之美，和而不同。
“文化自觉是当今时代的要求，并不是哪一个人的主观空想，它指的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且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同时，文化自觉指的又是生活在不同文化中的人，在对自身文化有自知之明的基础上，了解其他文化及其与自身文化的关系。”（费孝通丨21世纪人类学面临的新挑战）即便是现在来看，乡土还是中国转型发展的基底。断裂的现代化是不可持续的。我们受乡土的滋养、受它的束缚，又要从它里面走出来，迎接一个城市的、技术的、受官僚精英支配的概念与生活相分离的中国。技术、欲望和各种说法已经走在身体和生活的前面，显化在代际之间。在这样的张力之下，我们都需要在变化中发觉出来一套办法用以安顿生活，完成社会的继替。村庄作为一种资源，一个制度和结构，在这几十年里，应该还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它新的作用。
我们当然可以在村庄的变动中照见自己和这个变化中的中国。去年前年编了几句口诀，以自己为方法，希望借着，能有一些用处。
以心思为田野，推己及人，求群己界线变；
借村庄作方法，伦常日用，写村国秩序生；
鉴转型转过往，立己生礼，寻美人安心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