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介堪：学习篆刻当从汉印入手
作者方介堪（1901年—1987年），名严，字介堪、原名文榘。生于清光绪二十七年，卒于一九八七年，浙江泰顺人。工书，能画，尤长于篆刻。曾延为故宫博物院编辑。四十岁后写松梅竹石，有瞿山遗意。历任上海美专、新华艺专、中国艺校教授、及教育部二次全国美展会审查委员。著有《玺印》《文综》《两汉官印》《古印辨伪》《秦汉对识拾遗》《介堪论印》等书。
篆刻顾其名可得其义，乃篆与刻之艺术。
所谓篆者，指别篆、择篆与书篆。统之则谓篆法，刻则指刀法。认得文字，且能辨别其时代界限，此谓别篆。篆本仅指小篆，乾嘉以后金石学昌盛，遂有金文之学，及光绪之末发现甲骨文，至民国初年遂有甲骨学，甲金文遂因之入书法篆刻。甲金文本不能言篆，然篆刻之名自元季以来沿用既久日—治印多以篆书为主，故就篆刻者而言，篆常包括战国文字、西周与春秋金又及殷商甲骨文。择篆之要，一在正确选取同一时代文字，不错杂不向体系文字于一印。二在每一个字无论属何时代，可能均有若干种不同形体，我们须据所刻内容予以选择，以构成最佳形式。
△汉·卫忠（尺寸：2.0x1.8cm）
能别篆择篆然后始可论书篆，否则乃是“画符”。盖别篆属学术，择篆既属学术又属艺术书篆则属艺术。艺术只分优劣，学术要判是非。是非未明不能定优劣，故艺术须受学术指导。别择既正，书篆又佳，始可谓得篆法。篆刻之难不在刻而在篆，欲得篆法，一须钻研金石文字之学，二要多观摩临习三代秦汉金石拓本及前人法书印谱，手摹心追，既得其正，又得其变。今人治印别篆择篆之条件远较前人优越，有《甲骨文编》《金文编》《古玺文编》《汉印文字徵》等专著可供查检。以上诸书皆体大思精，甚便别择。近日又有《汉语古文字形表》一书，辑甲文、金文及战国文字。欲检先秦文字，以此最称便利。清人桂馥《缪篆分韵》、民国时徐文镜《古籀汇编》、孟昭鸿《汉印分韵合编》虽亦可用，然较以上诸书均已落后。至于闵齐伋《六书通》，文字谬误，很不可靠，切忌使用。我三十岁左右即着手编纂《玺印文综》，专采先秦至魏晋印章文字，自谓搜罗之广，钩摹之精，较之罗福颐《古玺文编》与《汉印文字徵》似有一日之长。惜抗战时散失，屡欲订补而未果。实为平生最大遗憾。
△罗福颐
刀法与篆法相较，自简单得多。然亦须得法，使心手相应，既传篆法之妙，又补篆法之不足，并见用刀之精，使篆法刀法相得益彰。黄小松谓“小心落墨，大胆奏刀”，正谓篆法与刀法之区别。所谓“大胆奏刀”，乃指轻重徐疾正侧得宜，不是只照着篆文刮刮削削，亦不是不顾篆文狠命死挖。是“大胆”不是凶猛。前人有十四刀法之名目，推其本意，原在探讨与指明刀法在篆刻中之重要作用，用心固然良苦，然每使初学惑于循名责实，歧路亡羊，不知所从。实则刀法主要惟冲刀与切刀二法，其他若留刀法、埋刀头、涩刀法等等，皆仅冲刀切刀之临时权宜变通，为冲刀切刀之辅助。无论何种刀法，能刻出好印就可。
篆法、刀法之外，篆刻亦往重章法。一方印章犹如一幅书法、一篇诗文，字有字法，句有句法，篇有章法。一字之篆与一印多字之篆，法既相同又相异，盖章法受篆法之制约，而篆法既须服从章法之需要，其疏密、挪让、照应皆须一任篆法之自然，不可矫揉造作，竞奇骇俗。倘掌握多种篆法，必能产生多种章法，否则，如欲以一种篆法刻五六钮同一内容、同一方圆大小印章，惟求以章法、刀法变化之，必窘态毕露，徒劳无益。东坡云：“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移之篆刻，乃至其他任何艺术，亦无不如此。若能悟得篆法之与章法此种关系，则于章法思过半矣。
△汉·临菑丞印（尺寸：2.2x2.0cm）
学习篆刻当从汉印入手，此主要就法度与境界二者而言。
书法至晋而极盛，然初学者为何仍须从唐人入手?主要原因在唐人书法法度森严故也。汉代为我国历史上国势强盛之时代，上自帝王，下至庶民无不使用印章。其用途之广泛，制度之严密，制作之精工，面目之丰富，精神之充沛，皆空前绝后。以今日时髦话谓之，则篆刻“黄金时代”或“艺术顶峰”均无不可。
△汉·平安长印（尺寸：2.4x2.4cm）
汉印法度之严首先在篆法。汉代已通行隶书，篆书乃庄严场合用之。汉代制度规定必须具备相当之文化者方得为史。《汉书·艺文志·六艺略》云，“古者八岁入太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以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借假，造字之本也。汉兴，萧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为六体试之，课最著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六体者，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皆所以通古今文字，摹印章，书幡信也。”讽书即今所谓能读能写、史即吏。为吏者须读得出写得出九千个字，还须掌握六体，仅就其文字方面水平而论，已非今日专门研究文字之学者所能及。故今所见汉代出土文字资料，不论金石或简帛，书写均有很高艺术水平，其原因即在此。印章为信物，乃身份、权力、所有权之象征，其方寸钮制皆有制度，文字及书写白必更为严肃。凡事一严肃认真，法度便自然产生。金文每言“子子孙孙永保用”，意欲传之万世，岂有不严肃之理?故郭沫若谓金文为我国书法艺术之发端期，实为有得之见。写字与刻印能成为艺术，其关键乃在法度。故我每曰无法度则无艺术，书法艺术之得名亦正在此。六种书体中缪篆专用以摹印章，可见摹印章者必皆精工缪篆。汉印篆法之精，其根本原因亦即有法度。
△汉·后将军假司马（尺寸：2.4x2.5cm）
次言汉印之境界。法度乃艺术之起点，境界则为艺术之生命。艺术所以有高低之分，正由境界有高低之别，高则雅，低则俗。印章之主要内容既在文字，则其境界亦当首先以篆法为主，兼及刀法而论之。境界之第—个要求便是要“静”。此对于波磔分明之行草尚且如此，更无况笔力内含，笔画停匀之篆书。行草须动而能静，然动最易背离法，便其无法而有法，故仍能静；篆须静而生动是谓得气。故合法度即是得气，亦即得道，得道故能静。前人谓摹习法书法绘可“以法致道”，道太抽象，然正在具体可捉摸之法度中，起码是掌握了法度即去得道已不远。欲掌握秦汉印章文字之道，亦即法度，须对其文字形体特征先作一分析。盖文字之发展极具历史继承性，汉承秦制，研究汉印文字，即缪篆，应注意考察其与秦代摹印篆之关系。摹印篆已较战国古玺文平整停匀，然尚有笔画作斜势。斜画之后果，使印章之分朱布白往往呈不规整状，整体视觉效果易松散。然秦印因有栏格分隔不觉有此一弊，使其在一栏格中自成一天地，不必如汉印须与其他文字紧密照应。秦印之田字格，四格大小虽一致，然四字每有大小，而不见其松散，反觉较汉印更为拙朴。汉印则不同，因无栏格，文字非方正平直则全印布白易乱。故我以为秦摹印篆较战国古玺文为平整，汉缪篆则较秦篆更为平整。近读西方某艺术论著，谓世界各民族艺术发展趋势不外二端，即更装饰化与更写意化。工整即装饰化。由古空文而摹印而缪篆，越来越工整，正合其更装饰化之说。缪篆之特点，我五十年前即概括为十六字，队“横平竖直，匀称饱满，形法小篆，笔兼隶意”。与吾丘衍《三十五举》之第十八举所说“汉有摹印篆，其法只是方正篆法，与隶相通”，二十举“白文印皆用汉篆，平方正直，字不可圆，纵有斜笔，亦当取巧写过”，可相与发明。苟能掌握此十六字，则于缪篆亦思过半矣。然“横平竖直，匀称饱满”极易板滞单调，汉印却无此流弊者，在其寓婉转与方正，寄变化于统一，又有铸凿制作方法之不同，使线条亦即字体风格或庄重典雅，或光洁爽朗，或峻拔雄肆，或滋润坚韧，或雄浑拙朴，或流动俏丽，绚烂多姿而生气勃勃，博大沉雄，与汉代绘画雕塑音乐书法诸兄弟艺术相得益彰，共同展示其奋发向上，高亢自豪，肃穆宁静并富有浪漫主义色彩之时代精神。
△汉·军司马印（尺寸：2.3x2.3cm）
晋室南渡，南北对峙，战火频仍，政权迭更，三百年间几无一日安宁。其时去秦汉既远，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者通晓汉语汉字已属高明，遑论早已过时之篆书?篆刻依赖篆书，篆已不识，又遑论篆法?印章多用以戳印封泥，纸张既已普及，又弃用竹简，故印章之功用亦衰。自晋以降，篆刻艺术日趋衰落，千余年间仅不绝如缕，盖亦时势使然。唐宋元明篆刻，明代甘旸《印章集说》中有一段提纲挈领之论述：“唐之印章，因六朝作朱文，口流于讹谬，多曲屈盘旋，皆悖六义，毫无古法。印章至此，邪谬甚矣。宋承唐制，文愈支离。不宗古法，多尚纤巧。……胡元之变，冠履倒悬，六文八体尽失，印亦因之，绝无知者。至正间，有吾丘衍、赵义敏子昂正其款制。然时尚朱文，宗玉箸，意在复古，故间有一二得者，第工巧是伤，虽有笔意，而古朴之妙则犹未然。……隆庆间，武陵顾氏集古印为谱，行之于世，印章之荒自此破矣。好事者始知赏鉴泰汉印章，复宗其制度。”我国篆刻艺术至此衰极而见复兴。现代有以历史总在发展之观点，以为后代必然超越前朝，后人必定超越前人，乃谓宋元押印之艺术胜过秦汉印章，此实形而上学之至。发展有多种表现形式，衰落是其中一种，以篆刻史论，隋唐宋元乃秦汉之衰变，或谓之因时势而制宜，以不成功之形式勉强延续篆刻之余息，庶或得之。
明代中期篆刻之得以复兴，乃文士变秦汉之实用为主要配合书画其后相煽成风，遂脱离书画而独立，篆刻至此始真正成为一门艺术，至清代金石学昌盛，篆刻随之重放光焰。印人宗秦宗汉，见仁见智，风格各异，流派遂成。延及当代，百花齐放，兴盛之象又非前人所能梦见。回顾历史，放眼印林，既欣前浪之引后浪，复喜新人之胜前人，我固知篆刻艺术之繁荣昌盛，必更臻空前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