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说·第109期
辛丑·立夏
上海是座奇妙的城市，这座在18世纪才被提拔到道台驻地的县城，在19世纪中叶，因为国事变迁而意外成为中西交往的“战场”。这场时而充满火药味，时而没有硝烟却依然很紧张的文化战争，其最终的产物包括上海的城市文化、风貌，乃至人们的语言。
有一个词，上海人都知道其为何意，“洋泾浜”，指的是人说话不地道，尤其是指弱势语言群体不够熟练掌握强势语言。也有不少上海人知道“洋泾浜”其实也是上海历史上存在过的一条城市河流，在它的故道上是上海几乎最宽的马路延安东路以及它上空的延安高架路。
形容一个人语言蹩脚为何与一条河流有关？或许我们可以从历史和空间的角度去理解。洋泾浜最初为1843年英国人与苏松太道道台政府签署的《上海土地章程》的英国租界南界。
清朝的地方为省、府、县三级管理，但在省、府之间还加了一个道，原来是一个专差，比如督办粮草、海关、兵备，但久而久之成为一个常设官衔，道员也从临时变成了常任了，类似于省一级的派出监督机构，在各府之上，苏松太道管辖苏州、松江两府和太仓直隶州（级别近似于府）。
钦命监督江南海关分巡苏松太兵备道宫（为晓谕事：前于大清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年）奉到上谕内关：“英人请求于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许其通商贸易，并准各国商民人等挚眷居住事，准如所请，但租地架造，须由地方官宪与领事官体察地方民情，审慎议定，以期永久相安”等因奉此。兹体察民情，斟酌上海地方情形，划定洋泾浜以北、李家庄以南之地，准租与英国商人，为建筑房舍及居住之用，所有协议订立之章程，兹公布如下，其各遵照毋违。道光二十五年十一月初一日，一八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那么租界为什么会产生呢？其实在鸦片战争后的南京条约里以及作为补充的五口通商条约里，即约定上海、宁波、广州等五个沿海城市对外国，尤其是当事国英国开放。但是除了上海之外，其他城市在19世纪中叶已经颇有规模，而且因长期封闭自守的文化，民间并不接纳洋人入城。而五线城市上海则有宽裕的城外之地可以租给外国人，虽然也不能入城，但是英国人觉得这种“隔离”或许也不错。而这种宽裕，也成了上海后来发展的一种红利。不过这条河在更长的时间里成了英法两位世纪冤家之间的界河。1848年，法国人通过时任上海道台麟桂，取得了英租界与上海县城之间近千亩的土地，成为法租界最初的样子。当时，上海的法国人除了领事人员之外只有十名神父，无论如何能租下这么大的土地实在是法国外交的胜利。但洋泾浜则一下子从城外的一条小河成为两片租界的界河。英国人在北岸筑路，取名松江路。法国人在南岸筑路，一开始叫孔子路，后来也就直接叫洋泾浜路了。洋泾浜两岸日趋繁华，反倒显得原先的县城破败、拥挤、落后了。可洋泾浜何时用来指代一个人的语言糟糕呢？
洋泾浜两岸街景
1988年，一位居住在大连新村的叫赵名的上海市民说了一个故事。一位中国女佣对英国雇主说，if you pay me 80 dollars a month, I will eat myself. If you pay me 60 dollars a month, I will eat you.（翻译成中文是，如果一个月80块，我吃自己的。如果一个月60块，我就要吃你的。） 这个恐怖的吃人故事背后是中文“吃”在进入英语时的错误处理，而这就是洋泾浜英语的神韵，在英文形态之中，处处是中文的神。真正的洋泾浜英语，其实时间非常短暂，大约存在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1920年代就几乎已经绝迹了。其绝迹的原因也在于英文水平的提升。根据钱乃荣的研究，上海的洋泾浜语，语音上带有上海话的腔调，room发音为loom，常常拖上ee的尾音；此外，语言风貌上，人称代词的格很混乱，如I me my一律用作my等特点。还有一些特点
而所谓洋泾浜语言，在语言学上有一个正式的名称叫皮钦语（Pidgin）。牛津字典上对“Pidgin”的解释是：a grammatically simplified form of a language, used for communication between people not sharing a common language. Pidgins have a limited vocabulary, some elements of which are taken from local languages, and are not native languages, but arise out of language contact between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 （皮钦语是某种语言语法简化的形式，以便让无共同语的人相互沟通。皮钦语词汇一般很有限，许多语言内容取材于各自原始语言，有的语言内容则不来自母语，而是在与说其他语言的人交流时产生的。）而皮钦语（Pidgin）字源则据说也和中国有关，因为刚开国门的清朝人会英语的不多，把Business（生意）说成Pidgin，要说还真有几分像的，但这发音听起来像英语里的鸽子（Pigeon）很是滑稽，英国人就把这种有些不伦不类的语言称为Pidgin了，不过从当初的戏谑开始。
生意原来别有琴，洋场通事尽知音。
不须另学英人字，的里温多值万金。
这首竹枝词看似没有一个英文字，却有别琴（business）而且还汉语化地加了一个“有”字把洋泾浜用活了，而且还在末句藏了“的里（three）”“温（one）”“多（two）”三个单词，而词句的意思也是劝劝生意人如果不想另学英语，不如多学一点洋泾浜。这些有些俏皮的竹枝词，多半是教人学英语，或者是别琴英语的。如
试看蓝破（lamp）火油灯，焦炭绰歌（coke）哀肆（ice）冰。
更好不如麻（more）倍带（better），弗仑（friend）到底是良朋
感觉是19世纪的新东方红宝书。而这些竹枝词的作者据说确实是一位同文馆翻译叫杨勋（字少坪）的，这些竹枝词发表于申报，总计约百首。
据说还有这样的：
清晨相见谷猫迎，好堵有图叙阔情。
若不从中肆鬼计，如何密四叫先生。
当然了，懂英文的人多了，这种小窍开（trick）也就不稀奇了，这些年有了不少新洋泾浜语，如。
随着欧美殖民者在亚非拉开拓殖民地，欧洲语言开始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皮钦语，比较著名的如巴布亚新几内亚的Tok Pisin, 夏威夷的Hawaiian Pidgin，有些则演变为一种混合语，固定下来，称为克里奥尔语。在美国，有的大学甚至还有某些克里奥尔语的专业，如海地克里奥尔语，佛得角克里奥尔语等。
但洋泾浜作为一种典型的皮钦语，在岁月的长河中很快就烟消云散了。这一方面是因为上海的华人实在太多，不足一万的英美移民已经在语言文化上没有什么优势地位，而越发孤岛化。并且许多与洋人打交道的华人也学会了标准的英文，而不需要通过洋泾浜与洋人对话。此消彼长，越来越没人说的洋泾浜英语自然就消亡了。但是洋泾浜还是通过外来语的方式，在上海话乃至汉语普通话里留下了印记。例如，上海人爱说的“吞头势”对应着英文tendency，即事物的发展趋势，用得惟妙惟肖，说人”“混强势”即来自英语“One Chance（一次机会）”，符合洋泾浜的演绎精神，说一个人不管不顾把赌注压在一次机会上。这样的词很多，如略带讽刺的阿木林（a moron）其实英语里的意思更刺耳，而用上海话一说则削弱了几分贬义。而沙发、冰淇淋等词汇则进一步渗透到汉语普通话之中。洋泾浜河则在1915年，106年前的五月由法租界公董局和工部局同意填平。两个租界在几十间于洋泾浜上修建了十几座桥梁，但这条窄窄的河道依然是条阻碍城市交通的天堑。填平洋泾浜河之后，两个租界将这条界路命名为Avenue Edward VII，纪念曾在拿破仑目前下跪致意的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中文世界则命名为爱多亚路。
爱德华七世是维多利亚女王之子。担任了一个甲子的王储，但在位仅九年半就去世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在原洋泾浜注入黄浦江的河口树立起了一座胜利女神像，纪念协约国获胜。
收回租界时，汪伪政府大刀阔斧地将租界内的洋路名悉数改变，尤其爱多亚路改为“大上海路”，可见这条路对于上海的重要作用。
但仅仅几年后，随着汪伪政府的后台日本帝国主义的倒台，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接管上海后，接受了汪伪政府的大部分路名，但是“大上海路”并没有予以保留，而是将其纳入了以蒋介石的名字“中正”为名的十字型道路，“大上海路”改名“中正东路”。当时，上海已经有了以“中山”为名的环路，这十字型的中正路也看出中正按奈不住要比肩中山的小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