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钱有闲的达尔文从不在乎别人的看法，可他的对手偏偏不是人
结婚还是不结婚？让我们看看达尔文的意见：
“达尔文并不是执意要和某个人结婚，他只是在考虑婚姻这种状态——对于一个男人来说，婚姻是人生大事，生命里重要的一步。结婚是他应该做的事情吗？也许伦纳德·霍纳的女儿们因为太过聪慧活泼，没有吸引到他。他也没有特意提到过任何青睐的对象，但是结婚一事在他脑海里一直挥之不去，或许是因为和另一件大事——钱密切相关。长远来看，他要如何承担开销？要吃饭，要买书，他还想再次旅行（要用一种比挤在海军军舰上舒适得多的方式）。他目前所得的补助大概可以支付上述这些费用，但是不够赡养妻儿。在这点上，达尔文没有意识到威严的父亲拥有多么巨大的财富，也没有意识到父亲的慷慨之心。他认为结婚意味着他不得不找个拿薪水的固定工作。做什么工作呢？他没有接受过完整的医学训练，鉴于信念和信念之外的想法，当然也无法掩藏真正的自己去做一名牧师。他考虑在剑桥谋一个教职，或许可以当一名地质学教授。达尔文对待婚姻问题有点儿书呆子气，一板一眼，还易焦虑。他把想法写在笔记上，努力在婚姻和金钱上寻求解决之道，就像努力探索物种演变理论一样。达尔文对待时间和精力非常节约，对纸张也是一样——他在给伦纳德·霍纳信件的空白处写了对婚姻的想法。或许这也是他拒绝霍纳女儿们的方式。”
最好玩的是，他还列举了不结婚和结婚的优缺点。
如果不结婚，那么“可以去欧洲旅行；可以去美洲，在美国或者墨西哥做地质考察；可以在伦敦拥有一所更好的房子，靠近摄政公园，以便进行物种研究；可以养匹马；夏天可以出去度假；可以成为某些动物物种的收藏家，研究它们的亲缘关系。这些听起来还不错。”
可是如果结婚呢？达尔文显然不太愿意，所以他列举的都是婚姻的缺点，比如“有义务赚钱养家”，又比如“没有夏日旅行，也不能去乡间放风，更没有丰富的动物收藏和书籍。”
当然，在《不称职的英雄：达尔文与难产的<物种起源>》中，作者认为达尔文“在婚姻选择中表现出来的认命态度暗暗影射出他非常想要一个妻子。”
以达尔文、拉瓦锡和哥白尼为主角的《反英雄史》套装，并不同于一般传记，而是以有趣文风描述一个“做了大事的普通人”的形象。具体到达尔文身上，可不仅仅呈现于对婚姻的思前想后。
书名：《反英雄史》（含《不称职的英雄：达尔文与难产的<物种起源>》《死于理性：拉瓦锡与法国大革命》《地心说的陨落：哥白尼与<天球运行论>》三册）
作者：大卫·奎曼、麦迪逊·贝尔、威廉·T. 沃尔曼
译者：郝舒敏、张英杰、李雪梅
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4月
在科学史上，达尔文的“一代宗师”地位毋庸置疑，他的《物种起源》是一种颠覆性观点，堪比哥白尼“日心说”对“上帝论”的颠覆。
不过，达尔文很显然是一个“不称职的英雄”。他让“达尔文拖延”成为专有名词，因为他从28岁开始构思《物种起源》，35岁完成稿子，15年后才发表。
这首先跟他不愁生计有关。因为出身好，一辈子没为钱发过愁，所以达尔文压根不需要通过发表观点来换取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反而可以用所有时间潜心于爱好。达尔文一生没有工作，没有担任任何职位，但他也没休息过，始终为爱好而努力。换言之，他有资本完全脱离整个社会，因为他根本不需要任何人的认同。对于那些不得不为稻粱谋的后来者来说，估计要高呼一声“这样的不称职，请给我來一打！”
不过，这并非“达尔文拖延”的主要原因，达尔文之所以成为“不称职的英雄”，在于他的对手。没错，以他的经济条件和优渥生活，确实不需要任何人的认同，但在进化论的问题上，他的对手并不是人，而是上帝。
所以，达尔文并不是一个迎难而上的英雄，书中的他，有着怯懦和自私的一面。即使他写出了《物种起源》，却仍然在神学主导下的伦敦科学界左右逢源。
甚至可以说，达尔文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竭力避免自己的进化论问世，为此不惜暴露自己渺小的一面。
相比传统“高大全”的英雄史，《反英雄史》显然更贴近人的本性和真实。毕竟英雄也是人，有各种弱点甚至暗面，但相比其他普通人，他们仍然在艰难中改变世界。
哥白尼的情况也类似，他结束了“人类社会最漫长的专制”，但他的日心说并非原创，而他用来推演群星围绕太阳旋转轨迹的“天球”“本轮”“均轮”等概念，实际上并不存在。由于缺乏观测手段，他只能依靠假设和超大量计算，在星空中画满辅助线。换言之，他将天文学变成了几何学。
吊诡的是，在过程错误百出的状态下，他居然得出了正确结论。在《地心说的陨落：哥白尼与<天球运行论>》中，作者以《天球运行论》为基础，逐章铺陈理论与现实的碰撞，复原“地日”交战的历史现场。
在这次漫长战争中，哥白尼并没有突破自己的时代，也没有突破自己，但他仍然是伟大的。
相比达尔文和哥白尼，我更感兴趣的是拉瓦锡。
在科学史上，拉瓦锡创造了一个个奇迹。是当之无愧的现代化学之父。可这样一位伟大科学家，却在1794年被法国革命政府推上断头台，年仅51岁。
有一种流传甚广的说法，指他曾请求法庭宽限几天再执行死刑，以便整理其化学实验结果，还有人为他求情，却都遭到粗暴拒绝，革命法庭副庭长科芬纳尔的回应是“共和国不需要学者”。当然，学界还有一种声音，认为“共和国不需要学者”这句话纯属捏造。但不管怎样，这位十八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就这样身首异处。
拉瓦锡出身贵族家庭，拥有巨额财产，本可养尊处优，或者如家人所希望的那样，在取得法律学学士学位和律师证书后执业。但他却热爱科学，24岁时便成为了法国皇家科学院最年轻的院士。他的《燃烧概论》系统阐述了燃烧的氧化学说，使得化学与传统的炼金术就此区别开来，步入科学领域，开创了定量化学时代。他还提出了元素说，他的《化学概要》是化学的奠基性著作。
在法国大革命中，他未能独善其身，一来与当时革命的极端倾向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他的经历有关。他出身富贵，但因为他在化学研究上从不吝惜，耗资巨大，为了维持开支，他选择了当包税人，以50万法郎投资了路易十六直接管辖的税务机构。当时的法国法律规定，如果包税人所收税款在交给国王后还有剩余，可自行支配，因此包税人往往腰缠万贯，同时也被市民所仇视。拉瓦锡将多余税款大多用于购买仪器，同时也做过许多公益事业，比如在自己的农场里进行实验，希望增加农产品的产量以减低高税收的影响，同时还修筑城墙防止走私。但在革命群众眼中，他们只看重“包税人”这个万恶的身份。
在法国大革命期间，“马拉之死”是标志性事件，也成为经典名画的素材。马拉死去时，拉瓦锡尚在人间。但很多人都说，拉瓦锡之死与马拉脱不开干系。
马拉也曾热衷科学，1779年，他曾在法国皇家科学院进行过光学实验，还写出《火焰论》一说，认为火是物体所含的火焰粒子。这一观点被拉瓦锡猛烈抨击，认为不值一提，二人就此结怨。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之际，已经成为民众领袖的马拉在《人民之友》杂志上写了大量文章，煽动民众打倒贵族集团。在他笔下，担任税务官的拉瓦锡就是十恶不赦的贵族，还提出要“埋葬这个人民公敌的伪学者”。他指责拉瓦锡为防止走私而修筑的城墙污染空气，同时还向烟草上洒水加重，以增加税收。马拉的原文深得“阶级斗争”之精髓，他是这样写的：“法兰西公民们，我向你们揭露大骗子拉瓦锡先生，土地掠夺者的儿子，化学学徒，股票跑腿，收税员，火药会长，银行头子，皇帝的书记，法国院士，瓦维叶的密友，巴黎食品委员会的渎职官，当代最大的阴谋家。这个年进40000磅的绅士为了收税，竟然耗用我们贫苦人民三千三百万银两修建城墙，把巴黎变成空气不通的牢城。他在7月12日和13日的夜晚，把国家火药库搬进了巴士底狱。他还要使用恶毒的伎俩妄图进入巴黎市管会！”
其实，马拉指控拉瓦锡的两项罪名都非常荒唐，“城墙使得空气不流通”毫无逻辑可言，至于烟草上洒水，拉瓦锡的本意是为了防止干燥，而且称重都是在洒水前完成。可惜的是，巴黎市民选择了相信谣言。在马拉死后，拉瓦锡的命运并未扭转，处境反而越来越糟，尽管他曾积极投身新政府的各项改革，设计了城市照明，在火药制造和矿业开采上建树良多，还主持了度量衡的改革，确立了“克”和“米”这两个计量单位。讽刺的是，他被捕时的一项罪名，就是“在人民的烟草中加水”。最终，他被推上断头台。
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深刻揭示了革命何以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他认为追求自由的意义远大于追求平等，如果平等高于自由，那就会形成“民主的专制”。
至于拉瓦锡，他最大的错误就是太过理性，为了自己的科学研究，去谋求包税人职务，却也引来杀身之祸。
如果他选择做一个花天酒地的贵族，命运又会如何？也许仍然无法逃过大革命的杀戮，但这辈子或许会轻松得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