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当的文化多元主义
作者：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彭小瑜
潘岳同志给《中国五胡入华与欧洲蛮族入侵》作序，讨论的是重要的历史问题，同时也由一个新的角度审视了现代世界各国都面临的一个困难局面，即刻意制造族群多元和文化多元带来的沟通障碍，以及这类沟通障碍经常导致的分歧和冲突，彰显了“中华民族是一个”这一历史的和现实的真相。序言所表达的观点也是对世界的一个善意提醒，敦促人们去思考：文化多元主义还能够走多远；文化多元主义的正面和负面效应究竟应该如何评估。
熔炉模式优于文化多元主义
族群融合以及主流文化引导下的民族国家统一是世界近代和现代历史上普遍、稳定和持久的情况，也是古代世界一些发达地区在不同程度上已经萌生和发展的现象。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兴起的文化多元主义历时不长，但是已经对传统形成了严重的挑战，给东西方一些国家的社会和谐带来了威胁和破坏，其负面效应可能还在进一步的加深和扩大中。将文化多元主义简单地看作时尚和理所当然，是一种不严谨的学术态度，是一种不负责任的价值观，需要我们冷静客观地由学术的立场去进行历史分析。批评文化多元主义并不是否认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化应该是复杂和丰富的，决不是要有意缩小或者取消民族国家内部群体的差异性和生动活泼的多样性，而是要将多元文化置放于团结的、具有高度凝聚力的民族国家的语境中。脱离了这一语境的文化多元主义破坏民族国家团结，具有不健康的碎片化效应。在过去的40年里，在世界各地的暴力、战争、分裂以及连带的严重人道主义危机背后，我们其实都可以看到失当的文化多元主义的身影。
文化多元主义并不神秘，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欧美学界和政府处理族群关系的工作模式之一，逐渐在西方和世界各地获得多方面的影响。文化多元主义，相对于近代以来西方国家长期使用于族群关系的同化模式和熔炉模式，出现得比较晚，不仅其长时段的效果究竟如何需要进一步观察，其负面效应也应该得到重视和纠正。在倡导文化多元主义的代表性学者里面，不少是由善意出发提出社会改革路径。譬如在欧美国家，他们希望纠正非洲裔和其他少数族裔群体长期遭受的歧视，检讨历史上对印第安人等本土原住民进行剥削、压迫和种族灭绝的帝国主义殖民政策。问题是，由于现代西方国家内部复杂的政治力量对比和经济利益博弈，文化多元主义并不停止于社会精英阶层因为负罪感而对历史问题进行的检讨。
文化多元主义遭遇的质疑和重大挑战，恰恰发生在将之运用于处理现代国家族群关系的时候，将之转变为现实的社会政策和文化教育政策的时候。在现实生活中，宽容文化差异和鼓励族群平等的思路经常嬗变为人为的、得到政策支持的少数族群诉求甚至特权，以鼓励平等的名义刺激族群之间的矛盾和对立，并因为阻碍少数族群融入主流社会，譬如反对和敌视主流语言的学习和熟练掌握，伤害到这些族群实际的经济和政治利益。
在近代欧美国家的历史上，长时段地看，处理族群关系的文化态度和社会政策并非是文化多元主义，而是强调民族国家认同的同化模式和熔炉模式，也就是希望不同的族群认同既定的主流文化，或者共同建立一个包含多个族群传统的新的共同文化。两种模式下的政策导向都是促进一个以公民群体为核心的现代民族的形成。在同化模式下，少数族群会接受和融入主流文化，但是不可避免会同时保留自己的特色文化；在熔炉模式下，各个族群不仅携手创造统一的新民族文化，而且各自也在一定程度上保留自己的历史传统。前述两种模式所引导的社会政策都旨在促进社会团结、社会凝聚以及文化传统的交融和多样性，但是部分学者以及少数族裔群体对这两种模式的认同和支持的确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有了变化。我们可以由一些代表性的美国学者研究著作来观察其发展线索。
社会学家格莱泽(1923-2019年)以及学者兼政治家莫伊尼汉(1927-2003年)在1963年合作出版了《在熔炉之外》，1975年两人又共同主编了《族群文化的理论和经验》。到了1980年，历史学家特恩斯特伦等人主编出版了由诸多名家撰写的《哈佛美国族群百科全书》，更加系统研究和展示了美国各个族群的历史和当时的状况。这些研究的共同点在于，之前被看作是美利坚民族形成最显著特征的熔炉模式受到了更加细致的观察和评估，但不是被否定和贬低。[1]美国作家克雷弗克(1753-1813年)在1782年兴奋地描述了众多族群熔合为新美利坚民族的情况，尤其是通过族群之间的通婚。当时还有作者将这一熔合看作是新的美国“超人”诞生的过程。但是在1960年代的纽约，正如格莱泽和莫伊尼汉进行的社会学调查所显示的，各个族群的特征以及他们之间的界线仍然明显。他们区分出了五大群体：黑人、波多黎各人、犹太人、意大利人和爱尔兰人。在纽约，他们指出，至少有四个原因促成了上述这种族群区分的意识：欧洲犹太人在纳粹统治时期遭受的迫害，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以及其他美国人在保留天主教教育独立性问题上的争论，黑人在一战之后开始由南方进入纽约的趋势一直持续，波多黎各人在二战之后大批到来。但是格莱泽等学者绝不是认为，以熔炉模式(以及一定程度上依托英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同化模式)为路径的美利坚民族塑造失败了。学者经常用来证实熔炉模式成功的例子包括19世纪的德国移民和20世纪的爱尔兰裔和意大利裔等天主教移民。无论是在纽约还是在美国其他地方，第三代移民一般都在语言、政治态度和生活习惯上完全融入主流社会，成为爱国意识强烈的美国人。[2]
现代国家建构的基础是共同的意识形态，而非文化多元主义
“合众为一”是不同族群移民所建立的美国所采纳的族群整合模式，是美利坚民族以及作为现代国家的美国诞生和发展的成功路径。格莱泽和莫伊尼汉提醒他们的读者说，“族群”和“族群文化”这样的词汇以及清晰强烈的族群意识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是罕见的。他们认为，在美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得到强化的族群认同以及由此引发的冲突和撕裂，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政府更多掌握资源的情况下，族群认同被当作了争夺政治经济利益的动员工具——以族群多元的名义，以文化多元主义的名义。[3]
文化多元主义并非没有正面意义。在美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语境里，这一思潮起码具备两大建设性的贡献。一是增加了社会在整体上对种族歧视的敏感度，并因此在道德和态度上有积极的改良，在立法和司法上有相应的举措。二是民众和学者对多样的族群文化遗产有更多的重视和更深入的研究。正如有些学者强调的，一个特定的族群，譬如爱尔兰裔和意大利裔的天主教移民在深度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进程中，并不会完全丢失由欧洲带来的所有文化习俗。意大利裔美国妇女与父母的关系会普遍比爱尔兰裔的美国妇女更加密切。这一现象脱离了她们各自不同的族群文化遗产就很难解释。[4]
问题是，以文化多元主义的视角去看待和处理族群关系有天然的缺陷，尤其在立法和政策受到这一思路影响的时候，因为这样一种观点倾向于从呼吁平等出发，支持少数族群或其他弱势群体在就业、教育以及其他方面获得特权以及种种形式的优惠待遇，譬如美国以关照黑人以及其他少数族裔为目的的平权法案及其实施。格莱泽等学者反对种族歧视，也明确反对文化多元主义的政策和政治，譬如大学将族裔身份看作是决定录取与否的因素之一。他们认为这一导向并非在鼓励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平等，而是通过扶植特定少数族群的特权集团，去歧视其他的公民，即所谓“反向的歧视”，其结果是削弱公民和国家整体的凝聚力。[5]对新移民和弱势的少数族群，强调差异和争取特殊待遇肯定不是进入主流社会的顺畅通道。即便在文化多元主义实验做得最彻底的加拿大，风向也在逆转。其实早在20世纪70年代，学者就已经在担忧，文化多元主义强化的族群认同会引导一个社会忽略真实的社会平等和社会经济发展问题，进而伤害到弱势群体的利益。[6]以文化多元的名义刻意和人为鼓励的族群认同和文化差异，在生活已经多样化到让人眼花缭乱程度的现代社会，往往不是人们自发和自愿的选择，而是强加和被迫的，会妨碍个人自由的发展；往往导致对法治和基本社会秩序的蔑视，嬗变为撕裂和分裂的因素；往往与尊重人权和人的个性背道而驰。
也是在20世纪70年代，研究族群问题的一些美国学者已经注意到，当时苏联的族群熔合程度偏低：在1970年的人口普查中只有58.7%的居民承认俄语是他们的“母语”，比1959年还少了0.6个百分点。[7]而在同样作为多族群国家的美国，英语的绝对主流地位以及移民原住地语言的迅速边缘化，是美利坚民族凝聚力的三大因素之一。另外两个因素是得到公民高度认同的政治意识形态，以及没有任何族群集中居住在特定地域这一事实——族群认同没有任何地理上的属性以及合法性。[8]在来源多样、族裔和文化传统迥然不同的移民组成的美国，没有任何一个特定族群长期稳定地居住在一个特定的相对幅员广大的地区，也没有任何一个特定族群持续拒绝与其他族群之间的婚姻关系。英语作为公民们高度认同的共同语言，族群的混居和相互通婚，以及在地理上不存在任何具有族群特性的区域单位，都指向建构美利坚民族的真正强固纽带：一方面，欧洲常见的民族自治倾向在美国完全没有民意支持；另一方面，得到大众认同的美国意识形态，即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成为了民族团结的稳固基础。
四百五十万爱尔兰裔移民如何变成了四千万美国公民？
历史的和实证的考察永远会比代表特定族群利益的情绪化议论更有说服力。在美国历史上，来自德语国家和地区的移民通常被认为是欧洲移民中融入主流社会速度最快、程度最深的。最值得人们深思的情况是，德裔移民不仅在抵达美国时普遍有比较高的教育程度和比较好的财务状况，同时又是宗教信仰多元(包括天主教、新教和犹太教)的群体，与其他群体的通婚也普遍。美国有七百万来自德语国家和地区的移民，而在1980年的人口普查中，认定自己是德裔的美国人有四千九百万。到美国的爱尔兰裔移民也具有信仰多元的特征(新教和天主教)，也能够以开放态度接受与其他族群的通婚。1980年的人口普查表明，认定自己是爱尔兰裔的美国人是四千万，而美国原本的爱尔兰移民其实只有四百五十万左右。[9]认定自己是德裔或者爱尔兰裔美国人只是一个选择文化遗产属性的态度，并非是要证明血统的纯正。德裔和爱尔兰裔美国人都属于向上社会流动最快和最成功的族群。这些美国人的绝大多数肯定具有多个族群的血统，但是他们的美国认同，也就是对美国主流文化和政治价值观念的认同是“纯正”的，他们的爱国主义是美利坚民族凝聚力的见证。开放和认同主流社会是一个特定族群获得发展的优良基础。
美国报人和作家奥雷斯蒂斯·布朗森(1803-1877年)是英国移民的后代，后来由新教改而信仰天主教，是彻头彻尾的爱国者，也是移民美国化的激进鼓吹者。美国史学名家小施莱辛格认为，他的很多观点大大超前于他的同时代人，他“非同寻常的智慧和深刻的诚实”使得他的作品和思想成为整个美利坚民族的精神遗产。[10]布朗森到底凭什么打动了小施莱辛格？可能布朗森说给当时大批到达美国的天主教移民的这段话会打动很多美国的爱国者：
安静地去做一个自由和平等的美国公民，以美国人的立场维护美国的利益，让自己充满美国人的情绪和情感，全身心地投入到国家的生活洪流中，为了祖国的真正利益和光荣愿意和任何阶层的其他公民们合作。如果这样，他们的宗教丝毫也不会妨碍他们的进取，他们会因为自己的能力和成绩取得相应的社会地位和影响。[11]
潘岳同志在写给《中国五胡入华与欧洲蛮族入侵》的序言里面说，“深沉的情感才能产生深刻的理解，深刻的理解才能完成真实的构建。最终，中华民族的故事还要由我们自己来写。”这里所说的“情感”，按照我个人的理解，就是指认同中华民族的情感，指超越特定族群的狭隘性以构建大中华民族的行动意愿。中西古代的历史由不同的角度给了我们这样的启迪。近现代世界和欧美的历史进程也指向同样的规律：在正确的历史观和民族观引导下，加强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加强各个族群的共融和团结，而不是以文化多元主义的名义强调单个族群的特性和特殊利益，才是社会发展和文化繁荣昌盛的坚实基础。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对中华民族“深沉的情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切实保障。
[1]Nathan Glazer and Daniel Patrick Moynihan, Beyond the Melting Pot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MIT Press an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Nathan Glazer and Daniel Patrick Moynihan, ed., Ethnicity: Theory and Experienc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Stephan Thernstrom, Ann Orlov and Oscar Handlin, eds., Harvard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Ethnic Group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这些著述提供了很丰富的资料，但是欧美学者在族群和文化多元主义问题上表达见解时一般都非常谨慎和委婉，其观点远比笔者在这里的简略引用要复杂和曲折。
[2]Beyond the Melting Pot, pp. 288-292, 310-315;
[3]Nathan Glazer and Daniel Patrick Moynihan, “Introduction,” in Ethnicity: Theory and Experience, pp. 1-26; Engin Isin, “Multiculturalism,” in Bryan S. Turner, ed., The Cambridge Dictionary of Soci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407-408.
[4]Andrew M. Greeley and William C. McCready, “The Transmission of Cultural Heritages: The Case of the Irish and Italians,” in Ethnicity: Theory and Experience, pp. 209-235.
[5]Nathan Glazer and Reed Ueda, “Policy against Prejudice and Discrimination,” Harvard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Ethnic Groups, pp. 856-858.
[6]John Porter, “Ethnic Pluralism in Canadian Perspective,” in Ethnicity: Theory and Experience, pp. 267-304; Christian Joppke, “The Retreat of Multiculturalism in the Liberal State: Theory and Policy,”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55 (2004)， pp. 237-257.
[7]Richard Pipes, “Reflections on the Nationality Problem in the Soviet Union,” in Ethnicity: Theory and Experience, pp. 453-465.
[8]Michael Walzer, “Pluralism: A Political Perspective,” in Harvard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Ethnic Groups, pp. 781-787.
[9]Michael Hout and Joshua R. Goldstein, “How 4.5Million Irish Immigrants Became 40 Million Irish Americans: Demographic and Subjective Aspects of the Ethnic Composition of White American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9 (1994)， pp. 64-82.
[10]Arthur M. Schlesinger, Jr., Orestes A. Brownson: A Pilgrim’s Progress (New York: Octagon Books, 1963)， pp. 296-297.
[11]Orestes A. Brownson, The Works, vol. 11 (Detroit: H. F. Brownson, 1907)， pp. 556.
【来源：人民政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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