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误读的敦煌

偶然一个机会，我应邀为一个活动临时救场，做个关于敦煌的主题宣讲。对于敦煌，我一直心向往之，遗憾的是从没有去过。对于敦煌学，我也略有涉猎，那也仅限皮毛而已。受人之命，遂临时恶补，以自己有限的知识，加手边一些资料完成初稿。然心中还是没谱，逐备美酒佳肴，虚心请教于身边一位高人学者，三杯下肚，一番高论，获益良多，然诸多观点与以前认识和手边的资料多有出入。

仓促的因陋就简完成了活动，现场宣讲效果还不错，遂对敦煌及敦煌学兴趣大涨，数月内遍览可搜集到的相关资料，才知敦煌学之博大精深，仅入门敦煌的一些普通知识，就多有被世人所误者,甚至包括一些文化大家、学术专刊。近日闲暇无事，遂心怀惴惴，在各位方家面前，允末学与诸君一一辨来。

一、王道士冤不冤

几乎每个讲到敦煌的人，第一个提到的名字大都是王道士。王道士本名王圆箓，湖北麻城人，出生于陕西，因家贫为了生计游走四方，光绪年间在甘肃巡防营做了兵勇，离开军后营受戒成为道士，道号法真。就是这个法真道长，原本大概率会是一个在历史上寂寂无闻的人，可是由于他无意间发现了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宝库“敦煌藏经洞”而名动学界。然而王道士近些年被更多的普通大众所知晓，则是源于当代知名散文大家、学者余秋雨的一篇散文《道士塔》。

余秋雨可以称之为铁铁的敦煌迷，在他的名著《文化苦旅》中收录有数篇关于敦煌的散文，在其中的一篇《道士塔》中他认为，王圆箓对敦煌莫高窟文物的破坏是毁灭性的，并就此感到伤痛，他信誓旦旦的写道：“历史已有记载，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完全可以把愤怒的洪水向他倾泄。但是，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最大的倾泄也只是对牛弹琴，换得一个漠然的表情。”随着于余秋雨《文化苦旅》的大卖，王道士这个“敦煌石窟的罪人”名头似乎就更被大众钉死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余秋雨自己就是当代颇具争议的一个文人，且不论他是读史不清、或是别有所图的给王道士扣上了“敦煌石窟罪人” 的帽子，也无需去细究史料，只要读一读道士塔那通碑文，就不难发现，王道士于敦煌不但无过，而且有功。在碑文的上方赫然书写着“功垂百世”四个大字，这应该就是后人对他的盖棺定论。读完碑文更可以了解到，王道士对莫高窟至少有三功：一、募集资金，把已被流沙掩埋的洞窟清理出来，使莫高窟得以重见天日；二、发现了藏经洞，使得数万卷珍贵的敦煌遗书得以重现天日，方有了后来的显学“敦煌学”大行其道，弥补了无数多的历史缺憾；三、在他守护期间对洞窟进行了修复，“佛像于焉壮严，洞宇于焉灿烂。”

再参读相关的文献史料，王道士的这几点功劳就更是显而易见的。

王道士是如何成为当时荒芜莫高窟的守护者不得而知，但当他无意间和帮他抄写经书的杨姓书生发现了文化宝库“藏经洞”后，他就自觉的担当起了守护者的角色，即使他是个文盲，他也知道这是一个宝库。请看清楚了，这时是清光绪二十六年，即公元1900年，也是中国人最忌讳的庚子之年。那一年世界上最大事件的就发生在中国：宣扬“刀枪不入、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在中国达到顶峰，掌国数十年的慈禧太后依此豪横地向西方十一个列强国家宣战，宣称要“大张挞伐、一决雌雄。”最终导致八国联军侵华，清朝几代帝王的心血、藏宝无数的万园之园圆明园毁于一旦，延绵两百多年的大清王朝割地赔款，进入风雨飘摇的末年。一个执掌世界最大帝国几十年的政治家尚且如此愚昧，你能要求一个远在西部荒漠修行的道士、文盲王圆箓达到什么样的认知高度和文化层次？也许是上天垂怜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不忍视圆明园中无数的宝藏被焚毁、掠夺，在这一年发生的另一件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的大事就是王道士无意间发现了敦煌藏经洞，另一批珍宝意外现世。

莫高窟的民间守护者道士王圆箓

王圆箓自从发现藏经洞起，就开始了他这个文盲道士的“文化苦旅”。他徒步50里，赶往敦煌县城找到县令严泽，奉送了取自于藏经洞的两卷经文。可惜的是这位严知县不学无术，只不过把这两卷经文视作两张发黄的废纸而已，王道士期望引起这位官老爷重视的目的落空了。两年后，敦煌又来了一位新知县汪宗翰，王道士又向汪知县报告了藏经洞的情况。进士出身的汪宗瀚还算识货，马上报告了甘肃学台、金石学家叶昌炽，叶昌炽知道这批宝物的价值，奔走呼吁，希望能把藏品运到兰州保管，藩台大人一算帐，光运费就得六千两银子，何况路途遥远，盗匪出没，万一有个闪失，岂不赔了银子又失经，再被人弹劾一下，弄不好乌纱帽也没了。无奈之下，叶昌炽只好自己上书朝廷，可当时的朝廷正忙于割地赔银子，哪里顾得上这等小事，一道旨意应付下来，请敦煌县令自行处理。县令一拔拉小算盘，朝廷让我自行处理，那运费岂不是要从本县出，我到哪儿去筹这笔钱？还不是向百姓摊派，要逼出点民变什么的，朝廷怪罪下来，我吃不了还得兜着走？于是汪知县亲自带了一批人马来到莫高窟察看，顺手拣得几卷经文带走时留下一句话：让王道士就地封存，看好藏经洞。

两次找知县没有结果，王圆箓仍不甘心。于是他又从藏经洞中挑拣了两箱经卷，赶着毛驴风餐露宿，单枪匹马行程800多里奔赴肃州，找到也许是他当兵时的老上级，时任安肃兵备道的道台廷栋。这位廷栋大人浏览了一番，最后得出结论：经卷上的字还不如他的书法好，就此了事。王圆箓几番奔波没有结果，无计可施之时，甚至斗胆给清宫里的慈禧老佛爷写了封秘报信，然而此时大清王朝正值风雨飘摇之际，这封王道士苦心词措的密信也泥牛入海、杳无音信了。

斯坦因从藏经洞挑出的经卷

可以说，这个不拿朝廷一分钱俸禄、靠化缘维持生计的道士，做了他能做的一切！且是在那样一个动荡愚昧的年代，单从这点讲，王道士并非愚不可及。可悲的是，几年的努力，这批文物的管理权和处置权仍然落到了王道士手中。和瞻前顾后的清廷官员们形成鲜明对比的一批人，就是被我们斥之为“文物骗子”、“强盗”的斯坦因、希伯和等一批外国考古学者。当他们开始把敦煌文物宣扬于世界之时，朝廷命官们这才看到了洞中之物的重要价值，但他们不是考虑如何地保护它，而是千万百计地窃为己有。

一时间偷窃成风，敦煌卷子流失严重。敦煌遗书自发现以后最大的一波劫难，并非许多国人认为的斯坦因、希伯和等西方来客的巧取豪夺。1910年，在敦煌遗书被发现十年后，清政府作出决定，把剩余的敦煌卷子全部运往北京保存。在运送的路途中，几乎每到一处都失窃一部分。当这批一路都在流失的敦煌遗书运到京师后，负责押运的新疆巡抚何彦升竟然纵容其子擅自将经卷文书运到家中，再次邀来亲朋好友挑选，将许多的精品据为己有。后来为了充数，又将一些较长的卷子一撕为二。就这样，近五万卷文物，一部分被外国人偷运出境，一部分沿途散失，最后入藏京师图书馆的，只有寥寥八千余卷了。大量经卷的散失，曾经使王圆箓感到非常痛心，因为藏经洞最早是他发现的，多年来在他保管期间从未发生过无故大量散失的事，官方如此掠夺，又如此贪心，让他感到愤慨。

斯坦因和他的团队

敦煌史上另一个更具争议的人物、也是第一个让敦煌文献闪耀世界、国际敦煌学开山鼻祖之一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在他的《西域考古图记》中曾说：“他（王圆箓）将全部的心智都投入到这个已经倾颓的庙宇的修复工程中，力图使它恢复他心目中这个大殿的辉煌……他将全部募捐所得全都用在了修缮庙宇之上，个人从未花费过这里面的一分一银。”

值得一提的是，宣统元年（1909），当大学者罗振玉、王国维看到伯希和所获敦煌藏经洞敦煌写卷，其中包括《老子化胡经》《尚书》等写本时，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在他们的呼吁下，才有了后来大批敦煌遗书运达京师、入藏京师图书馆，同时也有了运送途中不停的被盗取、丢失；也有了第一次政府拨款数千两白银用于保护敦煌莫高窟，以及这个拨款信息给王道士带去最后的悲惨命运。

法国人伯希和在莫高窟藏经洞

王道士的人生末期是很凄惨的，一方面他背负了将国家重要文物贩卖给外国人的骂名，同时当地百姓知道了朝廷给他拨了几千两银子、都想要来分一勺羹，奈何王道士也和他们一样对这笔钱从来都是听说过、没见过，在这重重重压之下，王道士疯了，也有人说他是装疯的，总之最后是在穷困潦倒中失望的死去了。

王道士是个心细的人，后人通过清查他的账目发现，从他1892年来到莫高窟到1931年离世，四十年间他为莫高窟筹集了20多万辆白银，全部用于莫高窟的维护与复修，最终自己在一贫如洗中郁郁而终。

余秋雨，你欠王道士一个道歉

王道士是有过失的，且不说经他手让大批的敦煌文物流失海外，仅就他在整理洞窟的过程中，由于本身的局限，客观上对窟内的部分文物造成的损坏，也都是事实。例如他刷白了好几个洞窟内的壁画，要重新绘上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他还毁掉了几尊佛像，换上了道教的天师和灵官。但就他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几十年对敦煌的付出，远远是功大于过的，他更不会想到的是，在他去世几十年后，一代文化大家余秋雨讲到他在莫高窟的行事时，曾动情而传神的在心底痛苦地对他呼喊呼喊：“住手！”甚至想向他下跪，低声求他：“请等一等，等一等……”，一个好有舞台感和余秋雨特质的画面。

说到这儿，你是否也认为王道士真的是比窦娥还要冤，以至于后来许多人撰文，认为文化大家余秋雨此生欠了文盲道士王圆箓一个郑重的道歉。

二、张大千的功与过

张大千在莫高窟喂养野鸭(1941年)

在世人为王道士辩解功过时，往往会带出来另一位真正的大师：张大千。甚至直到今天，在知名知识平台“知乎”上，还有一篇题为“敦煌莫高窟揭秘张大千如何疯狂破坏敦煌壁画的？”文章，点赞认同的读者也不在少数，类似主题的文章在网上数不胜数。

张大千是中国近代最著名的艺术大师，被同为一代宗师的徐悲鸿称为“五百年来第一人”，被西方艺坛赞为“东方之笔”。张大千的艺术生涯分为三个阶段，中年之前以古为师，中年之后到六十岁之间以自然为师，六十岁之后以心为师。敦煌之行是张大千以古为师的巅峰，也是他磨练自己艺术修为的一个重要阶段。

敦煌莫高窟被纳入国家文化管理体系很晚，上世纪20年代甚至一度被地方政府愚蠢的作为安置白俄残兵的监所，使莫高窟壁画惨遭破坏。在我们前面说到的王道士死后，莫高窟又有十余年陷入到无人管理的境遇，许多的洞窟再次被流沙掩埋（从这里也可见王道士之于莫高窟的功绩）。在40年代，这里还曾被用作马鸿逵骑兵的马厩。

张大千是一个天才的艺术家，他比与其齐名的齐白石年轻许多，四十岁时就已经是蜚声国际画坛的大艺术家。所以当张大千一开始提出敦煌之行的计划时，受到所有亲朋的反对，因为相对于他当时在成都的优渥生活条件和创作环境，敦煌几乎是无法生存的，但他内心对古代艺术的向往更是无法阻挡的。

法国人伯希和的探险队在敦煌

1941年3月，张大千携三夫人杨婉君、次子张心智及大风堂的部分弟子离开成都，历时一个多月，踏上了去往敦煌的艰难旅程。在出发之前，他对老友熊佛西说：“去敦煌，要安营扎寨住下来。搞不出名堂，不看回头路。”这一去，到1943年11月才重返成都，原定去三个月的敦煌之行，最后长达两年零七个月。

到达敦煌之后，张大千发现那里条件的艰苦超过了他的想象，根本无法开展艺术创作，所以他首先带领家人和弟子们象当年的王道士一样清理流沙、整理文物，在此期间张大千还做了一件功莫大焉的事情：为莫高窟洞窟编号。莫高窟的424个洞窟里有张大千亲笔写下的编号。这些编号大多选择在壁面的空白处书写，主窟编号的石灰底高37±2厘米，宽18±2厘米，编号使用汉字数字竖排书写，主号都是三个字。

“这初期，我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为三百多个洞编号，我由南起至北，千佛洞有一岩渠，那是边山流下来的雪水，上流在南，我就顺此渠的方向，由上而下，由左而右，再顺洞折回向上，有点像英文字母的E字。我编号的目的，固然是为了便利自己工作上的查考，一方面也是方便后人游览或考查的索引，我编的洞号一共三百零九洞。”（谢家孝《张大千的世界》）

张大千是第一个为敦煌编号的中国个人，由于他的编号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影响颇大，被称为“张氏编号”，英文代号为“C ”。关于莫高窟的编号，最早的是法国人伯希和。在20世纪初，伯希和为了拍摄壁画照片给莫高窟进行了编号，共编171 号，他的编号杂乱无章，毫无系统，完全是按着自己拍照顺序而来的。但因他是第一个为莫高窟编号者，所以在世界上也有影响，英文代号为“P ”。张大千在莫高窟的洞窟编号工作从1941年9月开始，至11月底全部完成，（《张大千先生诗文集年谱》）他的莫高窟洞窟编号共309窟，加上“耳洞”，在莫高窟共编号424个洞窟，比伯希和的洞窟编号多了61个。

张大千（左侧木桥上站立着）初到敦煌

在张大千完成莫高窟编号后近十年间，关于敦煌研究的一些重要文献都是采用他的“张氏编号”。直到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1947年11月至1948年4月对莫高窟重新进行的编号，共编465号，英文代号为“A ”。目前，国际上关于莫高窟通用的编号就是这三家，其中A 号和C 号用得最多。莫高窟每个洞口的入口处，除了悬挂文研所的编号外，还保留了C 号与P 号以供参照。为莫高窟编号，是张大千对敦煌的巨大贡献之一。

清理洞窟和编号工作就持续了五个多月，在此之后才开始了更为艰辛的壁画临摹工作，也就是在此时，外界逐渐的出现了张大千破坏敦煌壁画的声音。

到了敦煌张大千对他的弟子说，终于知道何为“曹衣出水，吴带当风了”。在敦煌期间，张大千临摹壁画276幅，这一切，均是在物质条件极端艰苦的情况下完成的。张大千在敦煌临摹壁画，条件十分艰苦，取水不方便，石窟内光线阴暗，长年潮湿阴寒。石窟内的天花板要用架子躺在上面画，助手拿着光线昏暗的马灯、蜡烛。还有墙脚位置也很难，估计是蹲着或者坐在地上。敦煌之行，开拓了张大千的眼界，对他的画艺长进帮助甚大，其绘画风格的变化，就是从敦煌之行后开始的。

张大千在敦煌临摹壁画

关于张大千是敦煌罪人的说法主要有两点：

一、损毁壁画，包括在珍贵的壁画上题写自己的名字；

二、盗取敦煌文物。

关于张大千损毁壁画，从他没有离开敦煌时就传闻颇多，简单地说主要的有几点：1、张大千为觅画而毁画；2、张大千陪于右任观赏壁画时，随行人员不慎毁画；3、张大千指使马呈祥的士兵打掉外层壁画。

关于这几点的详细描述，网络上的文章很多，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搜搜。但是张大千的行为是否合适，一直以来也是争论不断，并且从有此一说开始，政府的、民间的调查评判就从没断过，既有学说观点不同者的指责，也有求画不得者的造谣。

于右任、张大千、张群在一起

张大千自己也从不避讳此事。他在《临摹敦煌画展览目次》中也曾叙述：莫高窟重遭兵火，宋壁残缺，甬道两旁壁画几不可辨认。剥落处，见内层隐约尚有画，因破败壁，遂复旧观，画虽已残损，而敷彩行笔，精英未失，因知为盛唐名手也。东壁左，宋画残缺处，内层有唐咸通七载(公元866年)题字，尤是第二层壁画，兼可知自唐咸通至宋，已两次重修矣。

显然，张大千认为，他果断地“破壁”，对研究敦煌壁画艺术史的断代问题是有所贡献，如果他认为自己有过错，又怎会如此坦然的面对呢。

至于因他的行为造成敦煌文物的流失是客观事实，但用上“盗取”一词就有些过了。张大千在清理洞窟和后期临摹壁画时，发现了不少珍贵的文物，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晚唐边塞将领张君义的左手”。张大千是1943年10月离开敦煌的，此时距离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成立还有两个月。敦煌研究院学者贺世哲曾说：“据我所知，张大千先生只是把张君义手交给前敦煌艺术研究所，现在还保存在敦煌研究院，其余文物张大千先生都带走了，后来流散到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这就是所谓张大千“盗取” 敦煌文物的来源。

从时间上我们不难发现，张大千在敦煌的两年多，正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对峙期，在那个内忧外患的时候，作为一个艺术家，又怎么可能尽善尽美的给那些文物一个恰当的去处呢。

如果说法国人伯希和1909年在北京展示部分敦煌遗书，才使得残存的近万件敦煌卷子得以被收藏进当时的京师图书馆，那么张大千的两年七个月的敦煌之行就是“敦煌艺术研究所”得以成立的直接诱因。从1941年3月到1943年10月，为了这两年七个月的敦煌之行，张大千卖掉不少珍藏的古字画和自己的作品，还举债5000两黄金才完成这一壮举，这笔债也直到20年后才全部还清。他的成果是276幅临摹的壁画，并在回四川后，又完成了20万字的学术著作《敦煌石室记》。

1943年,张大千、常书鸿等参观安西榆林窟

张大千在选择完成了临摹20余幅形象比较完整的唐代单身壁画后，就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马上寄回成都举办了一个《西行纪游画展》，并写信给亲友，大加赞扬敦煌石窟艺术和这里丰富珍贵的文物。1944年1至3月，又先后在成都和重庆展出了44幅敦煌壁画精美临作，轰动一时，形成了人们关注敦煌、学人们研究敦煌的又一个高潮期。张大千的临摹作品，为后人敦煌壁画的临摹和修补复原提供了参照。1963年，莫高窟在进行大规模维修时，就曾借取张大千近200幅临摹壁画作为参考之用。

陈寅恪先生当年就这样评价张大千：敦煌学，今日文化学术研究之主流也。大千先生临摹北朝、唐、五代之壁画，介绍于世人，使得窥见此国宝之一斑，其成绩固已超出以前研究之范围。何况其天才特具，虽是临摹之本，兼有创造之功，实能于吾民族艺术上，别阔一新境界。其为敦煌学领域中不朽之盛事，更无论矣。

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

被称作敦煌女儿的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说：“我们敦煌研究院的人绝不会说张大千破坏了壁画。在临摹敦煌作品方面，张大千是最有影响的第一人，其数量之多，质量之高，无人能比。正是通过他，才让世界知道了敦煌。张大千对敦煌的另一大贡献是，大师给敦煌所有的洞窟重新进行了编号，至于张大千编号时留在上面的墨迹，可以理解为艺术行为。”

樊锦诗说，早在40年代，曾有“张大千破坏、偷盗壁画”的说法，最后闹到南京的“最高法院”，结果判定张大千无罪。现在这一说法，不过是旧瓶新酒罢了。

至此，“张大千破坏、偷盗壁画”的说法可休矣。

三、陈寅恪不背这个锅

小时候教室里会挂一些名人名言，用以激励学生们奋进，我记得有一幅写的是“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老师告诉我们说这是古人能够让有限的生命产生出无限价值的途径：用有限的生命努力学习无限的知识。长大后才知道这句话还有后半句“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原来庄子老先生告诉我们的是：人生是有限的，但知识是无限的，用有限的人生追求无限的知识，是必然失败的。是说做什么事都不要绝对化，要适可而止。原来挂在教室里的那句话完全是被后人断章取义、用来忽悠人的。

喜欢断章取义的国人很多，陈寅恪先生的“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也许是关于敦煌学传播最广的一句话，可是又有谁能相信，几十年来大家最为熟知的这句话竟然也是被断章取义的，像上面那句“学海无涯”一样，完全背离了原创者的本意，陈寅恪先生被背锅了几十年。甚至直到今天，这句话依然以他的名义被醒目地刻在“敦煌藏经洞陈列馆”院内正面的一块大石上。

陈寅恪先生之所以被背锅了几十年，除了因为许多人知道这句话、并将之广为传播就是因为他的一篇文章外，更因为这句话真的是直击了中国学人的痛点。

关于敦煌的定位，现在大家最认同的观点来自于国学大师季羡林，季先生说：“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敦煌文化的灿烂，正是世界各族文化精粹的融合，也是中华文明几千年源远流长不断融会贯通的典范。选择敦煌，是一种历史的机遇。”但就是这么一处世界唯一的四大文化体系汇流之处、人了最珍贵的文化遗存从发现之日，就饱受沧桑和劫掠，又怎不使得中国学人伤心呢。

为了说明这个锅，我们有必要在这里简单的回顾一下“吾国学术之伤心史——敦煌”。

“敦煌”一词，最早见于《史记·大宛列传》张骞给汉武帝的报告中，《汉书·地理志》中注释“敦煌”二字的意义时说：“敦，大也。煌，盛也。”现在人们提到敦煌一般有两个含义，一是指甘肃省敦煌市这一地名，另一含义是指“敦煌莫高窟”或是“敦煌学”这一学术意义上的敦煌，这一概念甚至远远大于这两个字的地名属性，在本文中亦是如此。

据唐《李克让重修莫高窟佛龛碑》一书的记载，前秦建元二年（366年），僧人乐尊路经此山，忽见金光闪耀，如现万佛，于是便在岩壁上开凿了第一个洞窟。后历经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历代的兴建，形成巨大的规模。隋唐时期，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社会财富的激增，莫高窟的开凿达到全盛时期，在武则天时有洞窟千余个，周边寺院十余座。元代以后敦煌停止开窟，逐渐冷落荒废。特别是明嘉靖七年（1528年）封闭嘉峪关，使敦煌成为边塞游牧之地。直到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平定新疆，雍正元年（1723）在敦煌设沙州所，三年（1725）改沙州卫，并从甘肃各州移民敦煌屯田，重修沙州城。乾隆二十五年（1760）改沙州卫为敦煌县，敦煌经济开始恢复。莫高窟开始再次逐渐被人们注意。光绪二十六年（1900）藏经洞的发现震惊世界，从此莫高窟进入苦难与辉煌交替前行的时期。到今天，莫高窟共有洞窟735个，壁画4.5万平方米、泥质彩塑2415尊，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地。

敦煌的“伤心史”大约经历了以下两个阶段：

一、1900年到1910年，被中国官方关注前国外探险队的劫掠期。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5月26日，道士王园篆无意间发现了藏经洞。他和当地的富绅无人认识洞内这批古物的价值，多次向官方政府汇报，也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恰逢此时西方世界兴起了到神秘东方探险的热潮，嗅觉灵敏的各国探险家蜂拥而至。

最早掠劫敦煌遗书的盗贼是俄罗斯人奥勃鲁切夫。1905年初，奥勃鲁切夫在黑城（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东15公里）盗掘之后，从塔尔巴哈台商人处获悉敦煌发现藏经洞的消息，当年l0月就急忙赶到敦煌，他轻易拿到了2大包藏经洞写本，而代价仅仅是送给王圆箓50根蜡烛。

西方的探险队在敦煌

第一个来到敦煌大规模获取文物的西方人是斯坦因。对于斯坦因，有人把他誉为伟大的考古学家、探险家，也有人说他是丝绸之路上的盗贼和魔鬼。斯坦因第一次来敦煌是1907年3月，他带了一个叫蒋孝琬的翻译，后人一般称其为蒋师爷。也正是这位蒋师爷利用了王圆箓对唐僧西天取经的崇拜心理，让王圆箓相信斯坦因是来自西方的“唐僧之陡”，从而心甘情愿将藏经洞中的经书以低价卖给斯坦因。斯坦因骗取道士王圆箓的信任后，以极少的白银，从王道士手中换取了大量的写经、文书和艺术品。当他离开莫高窟时，仅经卷文书装满了24箱子，精美的绢画和刺绣艺术品等文物又装了5大箱。后经清理，卷文完整的有7000件，残缺的6000件，还有一大批其它文物。

下一个来到敦煌的欧洲人是操着一口流利汉语的法国汉学家、探险家伯希和。伯希和与助手瓦兰博士、摄影师查尔斯.努埃特三人于1908年7月到达敦煌。他漂亮的中国话迷住了王道士。8月3日，伯希和进入藏经洞后，“惊得呆若木鸡”。他用整整3个星期，以每天1000卷的阅读速度，紧张而有条不紊地翻看了所有写本和绘画的每一张纸片，他将看过的卷子分为两堆，一堆为精品，一堆为凡品。然后和王道士秘密会谈，最后仅以500两白银为代价，骗走了6600卷精品中的珍贵文物，其中古藏文卷子2700卷，其它类3900卷，装满十辆车后偷运回法国，和一起来的摄影师查尔斯.努埃特在莫高窟拍摄的数百幅黑白照片，现皆收藏于巴黎国民图书馆。相较于斯坦因，伯希和的语言天赋帮助他挑选了更加具有价值的敦煌文物，他在藏经洞中整整挑选了三天三夜，基本上将能够看到了有价值文物，购买了下来。

伯希和一方面将文物邮寄回国，一方面携带了文物赶往了北京，对其中有疑问的部分向北京文化界名人请教。一口流利的中文，让伯希和得到了北京文化界的热情招待，而他所展示出的敦煌文物更是让北京文化界一片哗然。在众多的盗窃者中以斯坦因盗窃的数量最多，而以伯希和盗窃的价值最高。

1909年，伯希和再次来到中国，并带来一些敦煌经卷修裱。先后在南京、北京见端方和罗振玉时，说出了买遗书的事，才暴露了自己的敦煌丑行。

斯坦因于1907年拍摄的莫高窟藏经洞

直到这时，中国学术界才知道敦煌发现了藏经洞，而珍贵遗书已被骗走差不多了。在全国惊呼“国宝遭劫”的声浪中，罗振玉、王国维等人上书清朝学部，清政府这才进行追查。

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清政府正式拨款库银6000两，命令甘肃学台将洞中残卷悉数运京。但在起运前，王圆箓却私自藏匿了许多文书，运京途中又遭沿途官吏明取暗窃，遗失多多。最后移交到京师图书馆时，只剩下18箱后来京师图书馆多这批文物整理编号后总卷数为8697号，其中不少都是残卷，仅仅是它出土时的五分之一！

二、1910年到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之前保护与破坏相争斗中的苦难期。

虽然藏经洞宝藏在它被发现后的第９年，才被当时的清政府终于完全接管了。但是，谁也不会想到，在王道士管理藏经洞的时候，藏品的流出都是在秘密的状态下发生的，只有极少数人了解一些情况。现在，北京的命令和兰州的执行，使得藏经洞有价值不菲的宝藏成了公开的新闻，无人不知敦煌卷子价值连城。于是，一场以获得藏经洞藏品为目标的游击战广泛展开。从敦煌到北京，变成了一条掠夺敦煌藏经的战线。直到民国初年，甘肃和新疆一带，经常有人向外国人兜售这种古老珍奇的写本，其散失之严重可以想见！民国８年（1919年），甘肃政府有了耳闻，又命令敦煌当局查找流失的敦煌遗书时，再次把藏经洞打开，里边居然还埋藏着94捆！中国的文化就这样被无知荒唐地虐待着！

1908年，伯希和在莫高窟藏经洞挑选经卷

斯坦因于1914年3月34日第二次来到达敦煌，再访莫高窟。斯坦因1914年4月13日写给友人艾兰信中说：“当北京下令藏经洞写本东移之后，王道士真聪明，他竟隐藏了许多写本做为纪念品。我从这批窖藏物中又能获得满满四箱子写本，当然这需要多番谈判，但结果我成功了，尽管没有蒋（师爷）的帮助。”实际上这次斯坦因是用500两银子的低价从王道士手中买下570余件写本、绘画等。。这些卷子是王圆箓专门收集的，均为完整的长卷，价值极高，但又被斯坦因卷运到了英国。斯坦因从敦煌获得的珍贵文献资料后来大部分被收藏进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它们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叫“斯坦因敦煌文书”，他本人也被后人称之为“世界著名考古学家、艺术史家、语言学家、地理学家和探险家，国际敦煌学开山鼻祖之一”，让我们再次记住他的名字：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

在此期间，日本大谷光瑞探险队，曾任俄国科学院研究员、院士、亚洲博物馆馆长奥登堡等，都先后对莫高窟进行了疯狂的劫掠。直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人才被迫停止了他们的中亚探险、考察活动。

1924年1月，时任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东方部主任的文化大盗兰登·华尔纳，和宾夕法尼亚博物馆的霍勒斯·杰恩，组成了第一支到中国西北的美国远征队 “哈佛大学考古调查团”到达敦煌莫高窟，不巧王圆篆外出了。心情激动的华尔纳未经同意，径直摸进壁画石窟内。等王圆篆回来后，如前面的英国人、法国人一样，华尔纳买通王圆篆，据说贿赂了700两银子，王圆篆遂同意他剥走一些壁画。可能觉得来晚了吧，美国人盗得更疯狂，遗书未盗得便盗墙上壁画，由于美国人使用了化学胶水，许多精美壁画因此被永久性毁灭了。

据原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常书鸿调查，被美国人从千佛洞用胶布粘去和毁损的初盛唐石窟壁画有26方，共计32006平方米，破坏留下的残迹现在仍很清楚。因为使用的是化学胶水，破坏不可逆转，未能粘走的壁画也彻底毁了，连同样有盗取之心的日本学者也为之痛心。

华尔纳雇佣当地农民从石窟内盗取凿下的佛像

十月革命时，500余名白俄士兵被关押在莫高窟，他们在洞窟内烧火做饭、他们将疯狂的情绪全部发泄在洞中的壁画和雕塑上，将这些国宝恣意毁坏……

抗战时期，军阀马鸿逵的骑兵将莫高窟作为他们的马厩……

发现于敦煌藏经洞的文书总数约6万卷，被称统为敦煌遗书，又称敦煌文献、敦煌文书、敦煌写本，目前分散在全世界，如大英博物馆、巴黎国立图书馆、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东方研究所等。后人总结说，藏经洞的文物，藏于英国者最多，藏于法国者最精，藏于俄国者最杂，藏于日本者最隐秘，藏于中国者最散最乱。敦煌遗书1910年入藏京师图书馆时，只余8000余件，目前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16000余件，为该馆四大“镇馆之宝”之一。

1944年元旦，经过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学者张大千、陈寅恪、常书鸿等的多年呼吁，敦煌艺术研究所（敦煌研究院的前身）正式成立，教育部任命常书鸿为所长。至此敦煌莫高窟才算结束了长达五十多年的“伤心史”。

“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了解了上面的内容，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会觉得此话讲的对，将这句话作为陈寅恪先生的“名言”，来激励从事敦煌研究的国人，以达到哀兵必胜的目的，似乎也是顺理成章的。在敦煌藏经洞陈列馆商品部销售的《莫高窟史话》一书中就有这样的内容：“从1900年藏经洞被发现，接着就是外国探险者接踵而来，大量的文物因而流向海外……所以陈寅恪先生叹息道：'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这句话被勒石刻碑，又被书籍引证，似乎坐实了陈寅恪先生所言的真实性与权威性。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1936年与家人摄于北平西郊吴氏海棠园

后排右一是陈寅恪，左三是其父陈三立

陈寅恪先生在为陈垣编写的《敦煌劫余录》所作的序中的确提到过这句话，原文是这样说的：“或曰，'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有些许古文常识的人都知道，“或曰”是古文中常用的一个起句式，是“有人说”的意思。这句话不过是陈寅恪先生在他的文中列举当时或有的一个说法，这个说法不仅不是陈先生的观点，在接下来的文字中，陈先生因对这句话“知其不然”，还进行了反驳和否定：“是说也，寅恪有以知其不然，请举数例以明之……”

《敦煌劫余录·序》撰写于1930年，当时世界上对敦煌的关注已经二十多年了，而国内关注研究敦煌有所成者不过罗振玉、陈垣等寥寥数人，就如先生在该文中所述“自发见以来，二十余年间，东起日本，西迄法英，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所贡献。吾国学者，其撰述得列于世界敦煌学著作之林者，仅三数人而已。”此时国内学界有一个观点，认为我们成绩小的原因，是因为“精华已去，糟粕空存”，故此才有了“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这一哀怨的说法，然与大多数持这一观点这看法不同的正是陈寅恪先生，他这篇文章就是要给持这一观点者当头一声断喝，让国内学者不要妄自菲薄。

陈寅恪先生认为不仅国内尚存的敦煌文物，不让“异国及私家之所藏”，而且以我国典籍之繁富，相互参考印证，亦足可弥补资料之不足。由此可见，“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绝非先生的观点。因此可知，将敦煌文物之散失称为“吾国学术之伤心史”，陈先生对这种说法并不赞成。

陈寅恪是中国现代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百年难见的人物，被称为“公子的公子（他的爷爷是清末名臣湖南巡抚陈宝箴，父亲是有'中国最后一位传统诗人’之誉的同光体诗派重要代表人物陈三立）、教授的教授”（曾经在清华中文系当过系主任的刘文典说：清华的老师里，陈寅恪值400大洋，我这个人也不弱，我值40大洋，像朱自清那样的人，就值4块大洋）。有关方面为了借重陈先生的“光影”，将他并不赞成的别人之观点，无中生有地作为先生的名言，勒石刻碑、著文引证，显然是十分牵强、也是对先生极其不尊重的。

四、敦煌学在日本

我第一次和某大师聊到敦煌时，他长叹一声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却在日本，悲哀呀。一杯酒下肚，我亦觉得悲从中来，因为这样的事例好像时有发生，这些年那个用中国传统的太极阴阳鱼作国旗的国家，不就一而再、再而三的抢注为一些中国文化元素的宗主国么。但后来看到的资料多了，发现并非完全如此，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亦发源于中国，敦煌学也不仅仅在日本。

“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之说，源于1981年日本京都大学的藤枝晃教授在南开大学和西北师范学院的演讲。藤枝晃教授访问南开大学时，当时接见他的南开大学校领导对他几十年潜心研究敦煌学很是敬佩，并谦虚的说“敦煌虽然在中国，敦煌学却在你们日本。”藤枝晃先生于是在大会演讲上引用了这句话，并借此感谢中国学者对日本敦煌学研究成绩的肯定。但没有想到此话一经传出，就成了他自己向中国敦煌学界挑战的宣言，他本人后来虽曾多次更正。但没有人能听得进去。

藤枝晃教授在西北师范学院

这句话在当时着实触痛了很多国人的民族感情，尤其是那时中国刚刚走出极左的文革十年。但实际上，讲出来这句话的南开大学吴廷璆教授本意，更像是对改变敦煌学在中国的落后状况的呼吁，令他没想到的是，这句话引发了一场绵延多年的学案。

支持“敦煌学在日本”的第一个论据是“敦煌学”一词最早是在日本出现的。

现在可以肯定的是“敦煌学”一词第一次的确出现是在日本的。1925年8月，日本学者石滨纯太郎在大阪怀德堂讲演时，使用过“敦煌学”一词。但石滨纯太郎的那次讲演在日本学术界并没有多大的影响，根据讲演稿整理的名为《敦煌石室的遗书》小册子出版方式为非卖品，印刷数量也十分有限，截止到1953年,除了神田喜一郎《敦煌学五十年》、小野胜年撰写的《东洋历史大辞典》“敦煌石窟”条之外,鲜有日本学者在论著中提及、征引。可见,敦煌学一词在1950年之前的日本学术界缺乏足够的认同度,显然并不具备发展成为专用术语的必要条件。

晚年的陈寅恪先生

与之相反的是，1930年，著名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在为陈垣先生编《敦煌劫余录》一书所作序中，不但明确提出、而且概括了“敦煌学”的概念。只有短短九百四十余字的文章(1930年4月撰写,同年6月发表)自发表起,便广为传播,影响巨大。这与陈垣先生《敦煌劫余录》的著作性质、出版方式也是密切相关的。《敦煌劫余录》是当时首部检索一馆所藏大宗敦煌写卷的工具书,本身就是重要的学术成果。并且该书是作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公开发行的,出版单位为国立学术机关,主编者陈垣、作序者陈寅恪又都是知名史学家,甫一面世,便引起海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加之陈寅恪的序言又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学衡》等学术刊物上单独刊登,进一步扩大了传播范围。因此,就学术影响力而言,日本学者石滨纯太郎的小册子实在难以望其项背。

在30年代前后，英文中也出现了Tunhuangology这个新词，至此敦煌学开始成为一门国际性的显学。由此可见，敦煌学一词虽然最早出现在日本，但它明确地作为一门独立学术体系，首先是由陈垣、陈寅恪等中国学者提出与建立的。

陈垣先生

支持“敦煌学在日本”之说的第二个理由，是由于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在敦煌学的研究上日本的确是优于中国、领先世界的。

1909年，国学家罗振玉发表《敦煌石室书目及其发现之原始》和《莫高窟石室秘录》，同年，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发表《敦煌石室发见物》一文。可以说中日两国的敦煌学研究几乎是从同一条起跑线上出发的，但是中国和日本的敦煌学研究在此后却被慢慢拉开了距离。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学者有更多的资金支持，方便前往欧美国家收集资料，而与欧美学者比起来，他们的汉学水平又要高很多，所以，日本学者的敦煌学研究成果十分显著。

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日本的研究明显投入更多，更有成果。日本的敦煌学学术中心以京都为首，不断有诸如《沙州诸子二十六种》，《唐令拾遗》等学术作品问世，日本敦煌文物展览的次数、规模一度也远远超过中国，敦煌相关资料比中国更为开放，学术氛围更为浓厚。在整个20世纪，日本都是敦煌学研究无可辩驳的执牛耳者

中国新文化运动

而中国由于新文化运动兴起，一些学人对于新学盲目崇拜，将一切的传统文化视为糟粕，加之连年战乱，故此几十年间只有少数的学者靠着一己之力勉力维持，故而在敦煌学的研究上远远的落后于日本，直到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 “敦煌学在日本”一说才惊醒了中国学人。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曾说：“在有教养的欧洲人心中，提到古希腊，就会涌起一种家园之感。”日本前首相竹下登在访问敦煌时也说过一句类似的话：“中国是日本文化的源头，是日本人的精神故乡。”敦煌之于东亚，就像古希腊之于欧洲。日本人对于敦煌的迷恋与崇拜可以说达到了宗教般的程度

1979年，日本文艺家协会理事长、《敦煌》和《楼兰》的作者井上靖教授试图前往中国西北，去膜拜一处古老的遗迹。在得知申请可能不被批准后，他竟然在中方管理人员面前下跪请求通行，乃至老泪纵横。井上靖为之下跪的圣地便是敦煌。以深厚的学术研究为基础，敦煌文化也在日本民间也得到了很好的传播和普及。以井上靖的《敦煌》和《楼兰》改编的纪录片《丝绸之路》在NHK电视台播出时，收视率达到了惊人的21%，日本民众追捧的热情堪比中国人看春晚（写到这句我想落泪）。日本前首相竹下登曾说过：“我们日本人之所以一听到丝绸之路、敦煌、长安这些词激动不已，是因为这种文化至今仍强有力地活在日本人的心中。”

井上靖与巴金

而我国敦煌学的研究，却是几经磨难，与占有敦煌的本土优势相比，在改革开放之前久久处于相对落后的状况。1900年敦煌藏经洞的发现是幸也是不幸，幸运的是前人为我们存留的这批珍贵文献在密封近九百年后终于得见天日，不幸的是它的出现恰在一个礼乐崩坏的时代，以至于当时的社会已经无法承载它所记录的文明了，导至大批珍贵文献外流。更令人慨叹的是，当时中国上下几乎众口一词将传统文明视为近代化的敌人，敦煌代表的昌隆文明还没有出世已经被打上腐朽陈旧落后等时代性的标签，注定了它们在此后数十年间仅仅只具有古玩和怀旧意义的命运。

1979年10月，在法国巴黎召开了“敦煌西域文献研究会第一次国际会议”，出席代表总共近百人，其中日本36人，法国30人，中国才11人。

作为“被误读的敦煌”一文的最后一个部分，为“敦煌学在日本”作辩解，显得有些苍白而又无力，所幸的是从某种意义上讲，1981年“敦煌学在日本”一说的出现，犹如警钟木铎，唤醒了国内学人的奋起直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