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食阅读化用东西的汪曾祺，“露馅”出了一堂写作课 | 此刻夜读
汪曾祺
细读新版《汪曾祺全集》，评论者不仅注意到了作家汪曾祺部分文章中初版与修订版的字句差异，也提炼出了汪老部分阅读用典的出处和化用之法。从沈从文、废名到伍尔夫、纪德，阅读“杂食”的汪老，在下面这篇文章中形成了独特的写作课。
《老头儿汪曾祺》中，汪家子女回忆父亲生前喜欢翻看《辞海》，有时写文章时，先要把《辞海》打开，铺在床上，翻来翻去，然后再动笔。后来子女们为父亲编全集，见一篇文章《萝卜》里说：“萝卜原产中国，所以以中国的为最好。有春萝卜、夏萝卜、秋萝卜、四秋萝卜，一年到头都有。”发觉“四秋萝卜”讲不通，因为只有“三秋”的说法，哪里有“四秋”呢，似乎应为“四季萝卜”吧。他们想起父亲总翻《辞海》，于是试着也找了一下，果然，《辞海》中的记载是“四季萝卜”，而且表述和父亲的文字很相似。不过，文中并未录出《辞海》原文，我好奇心起，便自己翻开《辞海》，检索出“萝卜”条：
“……原产我国，各地均有栽培。按收获季可分春萝卜、夏秋萝卜、冬萝卜、四季萝卜等类型。”
比照一下，文字相似，汪曾祺将其口语化，漏掉“冬萝卜”，且马虎写错关键一字。
汪曾祺是作家式的读书，不讲究系统性，杂食，拣合乎胃口的，东一本西一本，读完还喜欢用到自己的文章里，有些用得显豁，有些就隐晦得多了。
西南联大期间的青年汪曾祺（中）
沈从文、废名对汪曾祺的影响，众所周知。其影响，不仅在于风格，汪曾祺早期小说里甚至直接借用沈从文、废名作品中的字句或意象。如四〇年代读西南联大时所写的《悒郁》，拿来沈从文采用过的歌谣“天上起云云重云，地下埋坟坟重坟……”可算是亦步亦趋了，一眼就可看出。那对废名的借用有无呢？这就比较隐蔽，须细细看来。仍是在《悒郁》里，说女孩银子，到田野上玩耍，在意想中：
“仿佛觉得有一匹浑身柔润如天鹅绒的长脚俊物，嚼着草，踢着前蹄，悠然拂着修齐的尾巴。马在哪儿呢？她乐意有那么一匹马。”
到小说末尾又说：“她要去林子里哭一会儿。她要看看那匹马。”自然，从未有“那匹马”，只不过是女孩意想中的而已。这个构思很妙，但似曾相识，打开废名的《桥》，在“路上”这一节，细竹说了一个成语“走马观花”，琴子便想起了骑马：
“这是她个人的意境。立刻之间，跑了一趟马，白马映在人间没有的一个花园，但是人间的花，好象桃花。”
后又在“花红山”一节，再说：“那一棵松树记住了她的马！……以后，坐在家里，常是为这松荫所遮，也永远有一匹白马，鹤那样白。”这白马，当然也是活在琴子的意想中。
“这是她个人的意境。立刻之间，跑了一趟马，白马映在人间没有的一个花园，但是人间的花，好象桃花。”
后又在“花红山”一节，再说：“那一棵松树记住了她的马！……以后，坐在家里，常是为这松荫所遮，也永远有一匹白马，鹤那样白。”这白马，当然也是活在琴子的意想中。汪曾祺为女孩银子添加的“一匹马”，便是这么来的。
同时期的《河上》，是于沈从文《三三》的仿写——同是城里男子到乡下养病，遇到乡下纯真女孩（沈小说中名为三三，汪小说中名为三儿），以城乡之间的认识落差与隔膜为趣点，不过《三三》是女性视角，《河上》是男性视角。虽然《河上》较之《三三》要稚嫩许多。
汪曾祺之文学写作的启发，由阅读西方现代派文学作品得来大约更为显要。如一九四五年的小说《小学校的钟声》里，有几句话：“她笑了笑。女孩子总爱笑。'此地实乃世上女子笑声最清脆之一隅。’我手里的一本书里印着这句话。我也笑了笑。她不懂。”这是什么书呢，是卞之琳的译文集《西窗集》，这句话出自弗吉尼亚·伍尔夫《果园里》的注释：
“此地实系世界上女子笑声最清脆之一隅。”
汪曾祺很喜欢这篇小说，熟读之，自己写作时亦顺手借来一句。这是原样照搬（稍改一两字），易辨认得出，——另有一种情状，是化用。晚《小学校的钟声》之后几个月完稿的《复仇》，其中有主人公的梦境描写，约几百字，用意识流手法，几乎就是对伍尔夫《果园里》（全篇写女孩米兰达的梦）的一个巧妙之仿写。文长不具引，只摘出一句话来：
“很远的地方飘来一只鸟毛，近了近了，为一根枸杞截住，从声音里他知道那是一根黑的。”
再看《果园里》：“这是教堂里的风琴奏'古今赞美歌’的一曲。声音飘出来，被一群在什么地方飞得极快的鶇鸟切碎了。”均描写声音，通感修辞，手法亦都是化无形为具象。汪曾祺同一时期的《鸡鸭名家》有类似的比喻：
“莲蓬已经采过，荷叶颜色发了黑，多半全破了，人过时常有翡翠鸟冲起掠过，翠绿的一闪，疾速如箭，切断人的思绪或低低的唱歌。”
这个比喻大约更为近似《果园里》，虽有着翡翠鸟和鶇鸟之别。
另有版本不同导致的问题，亦具意味。上引《复仇》与《鸡鸭名家》均为四〇年代杂志初刊本，后又有四九年初版本（收入《邂逅集》），至八一年再做修改，有了修订本（收入《汪曾祺短篇小说选》）。三种版本，文字均有差异，其间即包括上面的引文，试与初刊本比照：
“很远的地方飘来一根羽毛，近了近了，为一根枸杞截住，他知道那是一根黑的。”
（初版本）
“从很远的地方飘来一根羽毛，近了，更近了，终于为一根枸杞截住。他断定这是一根黑色的。”
（修订本）
《复仇》初版本和修订本均删去“从声音里”，已看不出对伍尔夫《果园中》原句的模仿痕迹。
“莲蓬已经采过，荷叶颜色发了黑，多半全破了，人过时常有翡翠鸟冲起掠过，翠绿的一闪，疾速如箭，切断人的思绪或低低的唱歌。”
（初版本）
“莲蓬已经采过了，荷叶的颜色也发黑了。人过时常有翠鸟冲过，翠绿的一闪，快如疾箭。”
（修订本）
与初刊本对照，《鸡鸭名家》初版本无改动，修订本删去了“切断人的思绪或低低的唱歌”，也看不出对伍尔夫《果园中》原句的模仿了。
从此例可见作品版本的重要，初刊本或初版本尚保留对别的作家较明显之模仿痕迹，修订本便踪迹消失了。
卞之琳对汪曾祺的影响，还可见其一九四七年的小说《绿猫》中。这篇作品故事较弱，更像是以对话的形式来作写作的思考，里面有这样的话：“——为甚么写？为甚么读？最大理由还是要写，要读。可以得到一种'快乐’，——你知道我所谓快乐即指一切比较精美，纯粹，高度的情绪。瑞恰滋叫它'最丰富的生活’。”瑞恰滋是英国文学批评家，卞之琳译介过其文艺理论。汪曾祺提及的“最丰富的生活”，乃瑞恰滋的“价值理论”之核心，意谓文学的经验与日常生活里最有价值的经验类似，即文学的价值与社会生活的价值有一致性。汪曾祺在小说里直接来探讨瑞恰滋的理论，说明此时的他之思考所在——写作与生活的关系。
《绿猫》中，有一处谈及“张先生有信来”，这位“张先生”隐指沈从文（在九〇年代的一次访谈中汪曾祺亦认可确如此）。且截取书信之片段：
“……其实一般读者无此细心。大凡作者用心深致处读者即恰恰容易忽略。事极自然，因作者所谓深致，即与作者不大用心时文笔不同。一人尚如此，何况诸读者？……”
活脱脱沈从文的口吻，我疑心是汪曾祺直接将老师沈从文写给他的信，抄录了一段上去。检《沈从文全集》书信卷，无上引一节，且与汪曾祺通信始自一九六一年才收录三通，无四〇年代通信。（《沈从文全集》编者可能并不知道这一书信片段的存在。）
《绿猫》之文体归于小说，这也造成“张先生”书信是否可引证的顾虑，虽然汪曾祺在四〇年代写作中喜欢在虚构文体中使用真实材料及真实人物，乃研究者所共知。比如，《汪曾祺全集》书信卷收入唐湜《虔诚的纳蕤思》（一九四八年）中所引的两封汪曾祺书信之片段，因为这是一篇评论文章，收之无虑；而《沈从文全集》却难以收录汪曾祺所引“张先生”书信片段，因《绿猫》算是虚构文体，其中的书信不易证实。
汪曾祺喜乐府歌谣，不仅在作品中采用，还时加讨论。一九六二年所写京剧剧本《王昭君》，中有汉代所流传的歌谣“牢耶？石耶？五鹿客耶？印何累累，绶若若耶？”在这个剧本里，王昭君多次演唱此歌谣，可以说起着情节“核”的效应。这首汉代歌谣说不上为人所熟知，甚至有些冷僻，那汪曾祺是从何而知的呢？当然，写历史剧需要看许多史料，能够见到的渠道必然很多，但他可能直接采自余冠英选注的《乐府诗选》，这是可考证的——余冠英这个选注本于一九五七年出版，而汪曾祺于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写《古代民歌杂说》，即以几首古歌谣为题研究，其中《雉子班》为《乐府诗选》所收入，并和余冠英商榷对《雉子班》的诠释问题，那他自然是熟读《乐府诗选》的；时至一九八〇年，汪曾祺又完成《读民歌札记》，这篇长文涉及《枯鱼过河泣》《蜨蝶行》《雉子班》等（均可于《乐府诗选》中见到），而论《雉子班》一节正来自《古代民歌杂说》，表明他对自己与余冠英商榷之问题是重视的，也对自己的阐释很有信心。七〇年代和老友朱德熙通信，谈汉乐府《十五从军征》中的“葵”（且先后两次写成文章）。也是在这一时期，汪曾祺去内蒙搜集写作材料，看到不少材料里，都说苦日子时没粮食吃，就吃“荄荄”，还括号注明音“害害”。他不明白这是什么东西，当地人给他找了一棵实物，汪曾祺一看，明白了：这是薤。他想起汉代的《薤露》：“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薤叶很窄小，挂不住多少露水，比喻人的生命之短促。《十五从军征》《薤露》亦见《乐府诗选》。
《乐府诗选》
1957年版与2012年版
而“牢耶？石耶？五鹿客耶？印何累累，绶若若耶？”这首歌谣，收入《乐府诗选》，依汪曾祺对此选本的熟悉程度，以及上面所列时间线索，于一九六二年写《王昭君》，需要一首汉代歌谣，选中它也就不奇怪了。
余冠英是汪曾祺西南联大时期的老师，教过他的课（在联大中文系，一九四〇年和四二年，汪曾祺上过余冠英讲授的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史概要课程）。汪曾祺未在叙事记人的散文中回忆这位老师，却以一本古乐府选注本为媒介，与其有着延绵许久的特殊对话。
还有另一种“对话”，——是关于小说《金冬心》，汪曾祺曾说：“我觉得这是一个装模作样，矫情欺世，似放达而实精明的人。这大概有一点受了周作人的影响。我认为他的清高实际上是卖给盐商的古彝器上的铜绿，这一点大概也不错。”说写《金冬心》有周氏的影响，意思大约是周对金冬心也有类似的评价吧。这可以追索一下周氏文章提及金农之处，不算太多，但亦是有的，比较重要的有这样几处——一九二六年致俞平伯的信（收入《周作人书信》）、《金冬心题记》（收入《书房一角》）。较集中谈了金冬心的散文小品、题记以及其处世态度的宽容，主体看法是不错的。周氏对金冬心的评价大致如此，并看不出有类似“装模作样，矫情欺世，似放达而实精明”之处，汪曾祺说自己受其影响，是令人有些疑惑的。我疑心，是否汪曾祺记忆有误，他的确受了周氏影响，但并非是在对金冬心的评价上，而是袁枚这个人物。
金农画马
细读《金冬心》，其间对随园主人的评说是尖刻的，这与周氏对其的看法十分相似。《笠翁与随园》中有云：“《随园诗话》在小时候也照例看过，却终未成为爱读书，章实斋的攻击至今想来还没有多少道理，不过我总不大喜欢袁子才的气味，觉得这有点儿薄与轻，自然这与普通所谓轻薄又是不同。我很讨厌那两句诗，若使风情老无分，夕阳不合照桃花。老了不肯休歇，还是涎着脸要闹什么风情，是人类中极不自然的难看的事，随园未能免俗，又说些肉麻话，所以更显得难看了。”汪曾祺的小说里，描写金冬心的举止：“他顺手把《随园诗话》打开翻了几页，到处是倚人自重，借别人的赏识，为自己吹嘘。有的诗，还算清新，然而，小聪明而已。正如此公自道：'诗被人嫌只为多！’再看看标举的那些某夫人、某太夫人的诗，都不见佳。”均热讽袁枚的“气味”。
汪曾祺在其他文章，也表达过对袁枚的看法，如《四方食事》里说：“袁子才这个人我不喜欢，他的《食单》好些菜的做法是听来的，他自己并不会做菜。”这表明，小说《金冬心》里关于袁枚的许多说法，在一定程度上是汪曾祺自己的意见。
汪曾祺之《金冬心》，文末署“一九八三年十月二十五日”。其时，周作人旧著刚刚开始重版，为数甚少，若说汪曾祺所受周氏影响，或是此时读的影印版，或是年轻时阅读所留之印象，均有可能。我更倾向是早年读的，年代久远，记忆出现误差，亦有情可原。
新媒体编辑：郑周明
配图：书画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