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構華人文化社區的意義——從編寫「中外文學交流史」獲得的啟示
本文原刊“華報2018-10-26”，特此致謝！
雖然「 中外文學交流史:中國一加拿大卷」的出版日期印著2015年12月，作為山東教育出版社「中外文學交流史」十七卷本國家項目之一，輪到真正付印出版時，已是2016年秋季了。
2008年，比較文學專家錢林森教授跟我說起這個計劃時，我正計劃寫中國當代小說家一書，把中國作家推向英語世界，出版社已經簽約了。因此，對於錢教授的盛情邀請，感激之餘卻又有點猶豫。後來聽他說如果我不答應領頭做這個項目，就只有取消加拿大卷時，心中一驚，猛然警覺這已經不是我個人的事情了。百年前我的祖父來加拿大，我的大半生受惠於這塊土地，如果加拿大卷缺席，我將感到終身内疚。於是，我誠惶誠恐地答應了。之所以誠惶誠恐，是因為這是一項開荒式的學術工程，一切要從無到有地用文字豎立起來，工作艱巨而充滿未知數。況且，交稿的時間迫近，其他卷的作者早已登程，有的卷主是專家，駕輕就熟，有的已經快到彼岸了。我非常感謝錢林森教授給我的鼓勵與支持，他找到約克大學的馬佳教授與我合作主編，在整個過程中，我們互相提醒，互相提高，合作愉快。錢教授又找到了精通法語的張裕禾教授幫忙，負責魁北克法語這一板塊。其後，我們在緊急的情況下，獲得四川浦雅竹老師答允幫忙，負責加拿大文學在中國的接受情況，令我甚為感激。我們這個團隊，歷時三年才完成任務。
加拿大與中國的文化交流，到十九世紀中才有實質性的行動，參與這些交流行動的兩個群體，一方主要是珠江三角洲以南的廣東四邑人，另一方是教會的傳教士。二者的身份與目的天淵之別，前者因貧窮而往外求生路，務實中帶有冒險精神，後者是不愁溫飽，充滿好奇與宗教理想精神。從十九世紀未到在二十世紀中葉這個時段內，他們各自在文化交流上經歷不同的道路。傳教士以優越的身份和充分的資源，把上帝的福音傳給中國人的同時，也把西方的醫療、教育與慈善機構創辦經驗介紹到中國，起了中西文化交流的作用。而加國華人即使參與鐵路建設、農地開墾、煤礦挖掘等等工作，卻受到系統性的歧視，直到二戰華人參軍後，華人通過爭取，才獲得公民資格，又要到1967年待政府設立不以原籍國考慮的計分移民法，加國華人的地位才獲得法律上的保障。在這個歷史語境之下，中華文化在加拿大社會的傳播上，顯然比傳教士在中國的影響和效果大為遜色。不過，這並不表示，十九世紀未到二十世紀中的華人本身沒有文化底蘊。其實，從各方面的資料顯示，華人社區的文化活動異常活躍。卑詩省省府維多利亞的拘留所牆壁上發現的古典詩歌，就隱喻著華人是帶著古典詩上岸的族裔。
因為中加文學交流史是個開拓性的項目，我必須從一手資料的收集著手。這些資料的來源有多個管道，有《大漢公報》， 溫哥華市博物館檔案，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的亞洲圖書和市檔案館，僑社刊物，個人出版物和非出版物，此外，還有學者訪問，朋友提供的個人資訊，再加上作者本人的親歷參與，以及網上搜索等等。
梁麗芳與大漢公報最後一位編輯林岳蓥先生合影。
這本書我負責的部分，是華人文學中的華文文學部分，從淘金年代(1858-1899) 到今，涵蓋一百五十多年。其實，探討中加文學交流史，離不開加拿大華文文學的發展史，二者緊扣如鏈，華文文學在交流中發展，也在發展中交流，相輔相成，互為表裡。華文文學是横的移植，不是縱的繼承，它的發展跟移民政策、歷史風雲變幻、經濟條件的轉變息息相關。我認為加拿大華文文學發展分為兩期，前期1858-1966，後期1967至現在。前期以珠江三角洲以南四邑一帶的僑民為主，可以分為兩個階段，1857-1923與1923-1966。第一階段是從淘金年代到排華法案之前，第二階段是排華法案到移民計分法施行;後期也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從1967-1997與1998至現在，第一階段香港移民和台灣移民大量移入，第二階段即二十一世紀後，中國大陸新移民接踵而來。二者相繼把較為單一的嶺南華人文化景觀，逐漸變得多元化。
一般認為，前期華人社區是個目不識丁勞工社區，這個看法，不單只流行於所謂主流社會，在相當程度上中國學者也作如是觀。其實，有足夠的資料顯示，前期華人社區是個非常蓬勃的文化社區，人們參與活動的密度和強度，足以顛覆了人們一直以來的偏見。
一個文化社區的形成，名人效應起了標杆性的作用。在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灼灼有名新派詩人黃遵憲(1848-1905) 、康有為( 1857-1927) 、梁啟超(1873-1929) 曾先後來到加拿大。黃遵憲與維多利亞詩人有詩歌往還，康有為以加拿大為背景寫了三十多首詩和一篇《遊加拿大記》，梁啟超在《新大陸遊記》中有五節描述大溫哥華華人的生活。梁啟超創立的《日新報》是加拿大第一份華文報紙，功不可沒。
兩本推介中國當代作家的著作:《早上的太陽》和《中國當代小說家:生平、作品、評價》
加國華人的文化活動頻密，主要原因是他們是單身漢，歧視性的移民政策把他們的家庭排除在外，男女嚴重失衡(1887年男女比例為70:1，1921年25:1,1941年10:1) ，工作之餘，參加文化活動便成為他們慰藉心靈的重要管道。當然，他們在僑鄉接受的教育，也成為他們參與文化活動的因素。四邑華僑從淘金年代開始，就積極在家鄉建立學校，還有村落的舊式學堂，也培養了不少具有古典文學基礎的學子，因為「去金山」家鄉傳統，他們來到加拿大這塊土地，成為華人文化社區的建造者與參與者。
從現存資料中，我們發現前期華人社區有三大類文化活動:教育傳播類、唱和類和表演類。
一、教育傳播類:
1.報刊與刊物:報紙是重要的媒介，離散華人通過它來建構自己的想像社區。除了上述的《大漢公報》之外，從民國到1960年代，加拿大有多份華文報紙，如維多利亞的《新民國報》、多倫多的《醒華報》和《洪鐘報》，溫尼辟的《三民日報》，溫哥華的《加拿大晨報》、《中興日報》等11家之多。抗戰期間，加國華人報紙的銷量達到數千。(加國1923年開始排華，大蕭條時，華人數銳減，只有34627人。)即使部分報紙寄往美國、南美以及太平洋群島，亦可見本地華人閱讀率之高。
抗戰時期由番禺鄉親領頭創立的《禺山月刊》，及時報道抗戰情況，直到戰後才結束。可見祖國有難時僑民的愛國主義以及文化底蕴。
2.閱書報社:二十世紀上半葉，根據《大漢公報》的報道，可知道閱書報社有十家之多。這些閱書報社，除了提供精神食糧，也具有意見交流和舒緩壓力的作用。
3.書店:從1920年到1960年的報章欄目中，溫哥華先後出現至少有六家書店，它們定時購入中國和香港等地的雜志和書籍，從流行小说的廣告，可知加國華人閱讀的書目與中國大城市如上海的距離不大，鴛鴦蝴蝶派的小說和黑幕小說顯然佔.上風。
4.國學函授學校:根據《大漢公報》1936年6月23日的招生廣告，可知有國學學院，由詩人徐子樂主持，課目有尺牘、詩詞、對聯、論述經史，每月上課三次，每星期發講義一次。這個書院的成立，無疑為華人社區增添了中華古典文化色彩。
二、唱和類:
1.徵詩:根據《大漢公報》的報道，我們知道華人社區經常舉辦徵聯和徵詩比賽。有些是社區性的，有些是國際性的。《大漢公報》能把海外遊子緊密地聯系起來，形成一個想像的跨國文化(文學)社群。徵詩活動往往跟祖國的命運緊緊相連。1915年6月16日的《大漢公報》有徵詩廣告說，「欲與諸僑胞研國事起見，使天下英才同具憂國心者，假吟詩而做不平也。」獎金優厚，冠軍獎金15元，而當時勞工月薪為30元左右。華人餐館也不時提供獎金，《大漢公報》1921年5月21日報道，西湖酒樓舉辦徵聯比賽，十名之内有獎金，十名之外加賞茶票，參加者超過百名，可見這種文學活動甚有吸引力，當然，也間接反映了單身華人的寂寞。
2.詩社:民國初年，維多利亞有黄梅詩社，但規模最大的，是與《大漢公報》關係密切的大漢詩社。該詩社囊括了大量加拿大各地，甚至美國與中美等國的詩人，甚具國際性。
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古典詩歌已經被新文學運動推向了邊緣，但卻在海外華人中持續流行。這說明離散僑民，往往傾向於保留從原籍國帶來的文學形式，作為一種懷舊或依戀，盡管這種形式已經在原居地發生了變化。
三、表演類:
1.粵劇:粤劇是廣東人喜愛的娛樂方式，是文學、音樂、表演的綜合藝術，它對中華文化的傳播、延續和認同，甚至革命、抗戰起了巨大作用。早在十九世紀下半葉，1860至1885年間，維多利亞先後有5家戲院。二十世紀上半葉，在溫哥華先後出現的戲院，就有7家。有時一天上演兩場，可見其受歡迎的程度。戲班多半來自三藩市、香港或廣州。大蕭條期間，外來戲班減少，溫哥華的華人在1934年創立振華聲藝術研究社，經常演出，為祖國的天災籌款，抗戰時期更為祖國籌款買軍火。
2.白話劇:令人喜出望外的是，從《大漢公報》的記載得知，最晚在1910年左右，白話劇已經活躍於溫哥華唐人街。加拿大華人社區上演具有現代題材的劇本，顯示了此地華人的現代文化意識。根據《大漢公報》的記載，二十世紀上半葉先後出現的白話劇團，起碼有五個之多，例如有醒群社、青年會、育英社、現象社和菁莪社等等。他們的演出獲得大量觀眾的支持。《大漢公報》1915年4月3日曾記載，醒群社在華人礦工雲集的砍巴倫(Cumberland)演出時，有近千人出席觀看。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粵劇或是白話劇，除了為本地華人和主流社區作慈善演出之外，在抗戰期間，也為祖國籌款買武器積極演出。可見，離散僑民在祖國危難之際，會通過文藝活動籌款資助，這個做法已成為傳統，到今天仍然如此。
因為篇幅的關系，以上只聚焦於前期的華人文化社區。至於後期的華人社區，我在本書的第四章中有詳細的論述，不在此重復。從六七十年代台港移民進入加拿大開始， 到二十一世紀中國大陸移民的大量移入，華人社區的文化活動，更為頻密和多樣化，如果说後期的華人社區是個文化社區，相信沒有人質疑。需要正名的，反而是一直被負面看待的前期。
重塑前期華人文化社區，有什麼意義呢?可以從三點來看:
一、糾正歷史偏差、塑造華人社區的正面形象:從淘金年代到二十世紀中葉，華人長期受到歧視，華人的形象亦受到了負面的看待。盡管有《大漢公報》明明白白的記錄，卻沒有受到學界的重視。如今，從故紙堆裡，把資料挖掘出來，重新整理，給以意義，給以生命，恢復了一個蓬勃的文化社區的風貌，樹立華人义化社區的正面形象。
二、在全球範圍内，豎立華人文化社區:從搜索 、挖掘、整理，到重塑、定位，這個工程不單可以在加拿大大溫哥華維多利亞一帶進行，也可以在其他國家的華人社區重復進行。例如在美國、南美洲、澳洲 紐西蘭、歐洲等許多國家的一些大城市，甚至太平洋-一些島嶼，都有相當規模的華人社區，如果這個學術工程在全球範圍内發動起來，相信不出數年之内，海外華人文化社區的版圖，將遍及全球。
三、構建離散華人居住國的華人文學史:這個工程收集所得的材料，例如徵聯和徵詩，廣東民歌和粵劇班本，粵劇到白話劇，合集到個人詩集，可以成為加拿大前期的華人文學史的一部分。
過去的華人文化活動，因為歧視和語言的障礙，只限於華人社區之内。如今很多第一代移民的文化活動，跟過去分別不大，中西文化交流仍待改進。這種情況，無所謂好與不好，這是第一代移民的宿命，第二代則不同了。在這個項目的摸索過程中，我找到相應的資料，把前期華人的文化社區豎立起來，這是個意外的收獲，希望這個工程能夠發揚光大，啟動全球性的華人文化社區的歷史重構和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