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宝荣 || 十年磨一剑，“严重”转厚重 ——白立平新著《翻译家梁实秋》述评
本文原载于《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科版）2018年第2期，已获该刊编辑部授权，特此致谢！
汪宝荣
汪宝荣，香港大学翻译学哲学硕士及哲学博士，现为浙江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硕导、翻译学科方向带头人，浙江财经大学“杰出中青年教师资助计划”获得者。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翻译研究中心（2010）、美国杜克大学东亚系（2015-2016）访问学者。学术兼职有Meta、Translation Studies等国际翻译学权威期刊审稿人、杭州市“十三五”（2016-2021）哲学社会科学外国语言学学科组评审专家等。主要从事中国文学对外译介与传播、社会翻译学、中国翻译史等领域研究，业余从事英汉翻译实践。出版专著、译著各2部，发表学术论文及学术译作80余篇。目前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翻译社会学视阈下中国现当代小说译介模式研究”（15BYY034）。
摘 要：由于政治、意识形态、历史等原因，长期以来国内研究者回避或忽略了梁实秋的翻译成就，导致对翻译家梁实秋的系统研究基本上阙如。商务印书馆在2016年12月出版的白立平专著《翻译家梁实秋》填补了中国翻译史上的一个学术空白。该书“描述”“规定”兼顾，视野宏阔，内容丰富，资料翔实，言必有据，持论公允，论述精辟，分析透彻，创见迭出，且理论应用与批判创新相结合，充分体现了作者深厚的理论素养和扎实的学术功底，是中国翻译家个案研究的范例。同时，该书也有一些微瑕，几个重要翻译史问题有待深入细致的探究。
关键词：梁实秋；《翻译家梁实秋》；白立平；中国翻译史
一、引言
白立平是最早在香港获得翻译学博士学位的大陆学者之一，也是这支国内译学劲旅中的佼佼者。他于2000年入读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是该系招收的第一个博士生。四年后，他完成题为《诗学、意识形态及赞助人与翻译——梁实秋翻译研究》的博士论文，并顺利通过答辩。其后，白立平留港发展，先后在香港理工大学和香港浸会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2011年回到中文大学翻译系任教，现任香港岭南大学翻译系助理教授。除本文评论的这部学术专著，白立平还发表了30多篇高质量的翻译研究论文，其中10余篇载于A&HCI或SSCI收录刊物，包括国际翻译学权威期刊《译者》（The Translator）。
梁实秋（1903—1987）是近代中国杰出的学者、作家、翻译家，以散文写作、文学评论、词典编撰、文学翻译等多方面建树闻名，尤以前后持续38年（1931-1968）译成《莎士比亚全集》（包括莎剧37部、莎诗3卷）之成就为最著。事实上，梁实秋在大陆期间已译成莎剧10部，其中8部由商务印书馆在1936—1939年间出版，比朱生豪译本问世早了近十年（白立平，2016：349-351；梁实秋，1988：50-51）。仅此一端，他已确立了自己在中国近现代翻译史上的地位。但由于文艺思想和政治意识形态上的严重分歧，梁实秋曾被鲁迅斥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鲁迅，1930：1），毛泽东在1942年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也批评梁实秋“主张资产阶级的文艺，反对无产阶级的文艺”，且梁实秋1949年后移居台湾，因而国内史家和研究者都有意回避了他。直到梁实秋去世前一年，中国官方对他有了重新评价后，国内学界对其学术成就的评价才渐趋公正公允，对其文艺思想、作品、文学批评的研究（包括传记）也渐次展开（徐静波，1992；宋益乔，1996；李伟昉，2011），但一直以来国内（包括台湾）对翻译家梁实秋的系统研究基本上阙如①。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历史上的，即由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梁实秋在国内曾被遮蔽或回避太久，惯性使然，长期以来国内学界有意无意忽略了他的翻译成就②；二是现实层面上的。梁实秋的前半生在大陆度过，后半生在台湾走完；他的译莎伟业，小半在大陆进行，大半在台湾完成。由于大陆与台湾的学术交流曾长期停滞，研究梁实秋必需的很多重要文献资料只有在台湾或香港才能找到。加之梁实秋译莎历时长，涉及的社会政治、历史文化因素及人事关系纷繁复杂，盘根错节，因而使不少对翻译家梁实秋感兴趣的国内学者望而却步。
梁实秋与其莎士比亚全集译作
令人欣喜的是，白立平博士迎难而上，选择了这个极有挑战的课题，而且充分利用香港高校优越的图书资源，经十年辛苦耕耘，完成了《翻译家梁实秋》一书，填补了中国翻译史上一个早该补上的学术空白。
白立平在“后记”中提到，其博士论文未正式递交前，王友贵教授和四川人民出版社的一位编辑曾与他联系，希望能将论文以《翻译家梁实秋》为书名出版。但当时白立平考虑到论文尚不够成熟，准备“继续认真修改”，“不敢草率出版”，最终没有在图书出版合同上签字。白立平很可能没有想到，他这“不敢草率出版”的审慎态度竟使他的书延宕十年才得以问世。白立平还提到，梁实秋主张要以一种“严重”（即极其严谨负责）的态度从事文学创作及翻译，而他也深切体会到做学问“万万不可急功近利”，因而“尽力以'严重’的态度来写这本书”。作者的博士生导师金圣华教授在“序言”中指出，在其博士论文答辩通过后十年中，白立平“对梁实秋的翻译活动与翻译成就，进一步钩稽史料，探索源头，经过持续开拓，常年积累，终于'新知培养转深沉’，成就了《翻译家梁实秋》一书”。鉴于金教授提到白立平“认真执着”的个性，我很愿意相信该书是他孜孜矻矻、穷十年之功的心血的结晶。断断续续用了三个月读完该书后，始信金教授所言非虚，并发现白立平这本用“严重”的态度写成的专著因其严谨而显得厚重。
二、《翻译家梁实秋》核心内容及研究框架综论
《翻译家梁实秋》的主体有六章，第一章和第六章分别是“引言”和“总结”，第二章题为“诗学与翻译：翻译思想”，第三章题为“诗学与翻译：文艺思想”，第四章题为“政治意识形态与翻译”，第五章是“赞助人及专业人士与翻译”。此外，“附录”收入一份详尽的翻译年表，便于读者快速浏览梁实秋的主要翻译活动和成就。该书视野宏阔，内容丰富，资料翔实，论述精辟，创见迭出。以下纵论其核心内容及研究框架。
“引言”概述梁实秋的生平及主要成就，指出除莎翁全集外，梁实秋还翻译了多部重要作品。艾米丽·勃朗特（E. Brontë）的《咆哮山庄》（Wuthering Heights，国内译作《呼啸山庄》）等。接着阐明该书所用的理论框架、研究重点、研究方法及具体研究问题：运用列夫维尔（A. Lefevere）的“重写理论”，以考察文本外因素为重点（兼及文本分析），从诗学、意识形态、赞助人及专业人士等方面对梁实秋的翻译活动进行描述性研究，考察梁实秋的翻译及文艺思想、政治观与其翻译活动的互动，并分析赞助人和专业人士对梁实秋的意识形态和诗学观念的直接影响以及对其采用的翻译策略的间接影响；研究问题的核心是分析梁实秋做出的翻译决策和选择（包括翻译选材和翻译策略）是否受到诗学、意识形态、赞助人、专业人士的影响。
第二章考察诗学观念对译者翻译思想的影响，重点讨论梁实秋对翻译态度、翻译功用及目的、翻译标准的看法，并以莎剧翻译为中心分析梁实秋的翻译策略。作者指出：译者的诗学观念包括其翻译思想、文艺思想和翻译策略，“译者的翻译思想会影响其翻译策略，翻译策略也是翻译思想的体现。”（白立平，2016:16-17） 梁实秋坚持认为，译者应该用一种“严重”的态度从事文学翻译，译者应钻研原作，尽量参酌吸收他人对原作的研究成果，并在译作中提供详尽的译序和注释；译作从属于原作，翻译的功用及目的是将原作尽可能忠实地“介绍”给不懂原文的译入语读者，这体现了梁实秋“以原著及原作者为中心的翻译思想”；文学翻译的标准是忠实、流利、传神，忠实是首要标准，流利可读其次，“传神”指忠实传达原作的精神、语气和风格，是忠实的另一个维度（白立平，2016：17-35）。莎剧是梁实秋最重要、最有代表性、倾注心血最多的译作，分析其译莎策略，“就可以对梁实秋（遵循的）总的翻译原则有一个基本的了解”（白立平，2016：61-62）。作者仔细对照了梁实秋写于193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版）和1979年（台湾远东图书公司版）的译者《例言》，发现“两者基本上是一致的”，这说明在漫长的40年间梁实秋遵循的“忠实”翻译原则基本上没有变化：忠实是梁实秋自定的最高翻译原则（白立平，2016：47-49）③，体现在他忠实迻译莎剧中的典故、双关语、猥亵语，并在无法迻译时加注说明，采用以句子为单位的译法，尽量保留原作的标点符号等。白立平（2016：62-75指出：“力求保存”原文标点是梁实秋译莎的一种独特做法，其“用心良苦”（旨在保留原文的节奏），却对“传达莎士比亚（戏剧）的艺术感染力产生了负面影响。”（白立平，2016：62-75）
第三章基于作者的理论假设——译者的文艺思想对翻译选材有直接影响，译者选择翻译的作品主题一般与其文艺思想相一致——而展开，论述梁实秋的文艺思想如何影响其翻译活动（尤其翻译选材），同时考察梁实秋如何通过翻译阐述或论证其文艺思想。梁实秋之所以选择翻译莎剧，是因为莎剧是他认为的那种“顶好”的古典文学作品。梁实秋曾反复强调莎剧的伟大体现在“对永恒的人性的描写”，而人性论正是梁实秋文艺思想的核心（白立平，2016：113）。梁实秋选择翻译的其他几部作品也反映了他的文艺思想，如《结婚集》充分体现了“梁实秋反对泛滥的浪漫主义思想”（白平，2016：130）。作者在章末指出：“梁实秋的文艺思想影响他翻译的选材，他的翻译选材也影响了他的翻译策略”，他选择翻译的多为古典或一流作品，因此“他翻译的时候就像译经一般，希望能将原作完完全全地奉献给译入语读者，所以译文就不可避免地显得有些拘谨。”（白立平。2016：174）
第四章重点探讨梁实秋的政治观点及立场如何体现在他的翻译活动中（即不认同共产主义思想，支持国民政府，但又反对独裁统治）。主要内容有：梁实秋与鲁迅论战期间有关译作的分析，赴台后出版的三本政治性很强的译作，论析较详尽的是梁实秋以“李启纯”为化名翻译的《百兽图》（1956年台北正中书局发行）。作者首先指出梁译的显著特点：亦步亦趋地紧贴原文翻译，乃至尽量保留原作的标点符号，但与梁译莎剧相比“显得要粗糙很多”，且没有序言和注释，出现不少漏译、粗疏之处（白立平，2016：245-252）。接着分析译者的政治立场在译文中的体现：梁实秋把“animal”基本上都译作“畜牲”，对指称、描述动物的词汇倾向于用贬义词翻译，如动物们把自己的行动称作“rebellion”，梁实秋将其译作“叛变”，这反映了梁实秋在政治意识形态上“不赞成暴力革命，不能接受动物的做法是正义的行为”（白立平，2016：259）；梁实秋翻译《百兽图》，表面上打着“批判苏共”的旗号，实质上是影射、批评台湾国民党政府（白立平，2016：272）。
第五章重点论述30年代启动的译莎项目涉及的赞助人和专业人士及其对梁译本的重要影响。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简称“中基会”）为主管全国教育及文化基金事务的半官方机构，1930年7月设立编译委员会，由胡适担任主任委员（抗战爆发后不久卸任）。胡适提出一个宏伟的世界名著翻译计划，其中包括莎士比亚全集，拟请梁实秋、闻一多、陈通伯、徐志摩、叶公超五人担任翻译（后四人因故退出，由梁实秋独立承担翻译任务），期以五至十年译成一部莎氏全集，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由此可见，胡适是译莎项目的倡导者和“赞助人”，中基会编译委员会雄厚的资金实力则为莎剧中译本的出版提供了可靠的保证。同时，胡适还兼“专业人士”之职，对翻译出版步骤、译者合作分工、翻译文体、翻译原则及翻译方法等做了细致的部署（白立平，2016：282-286）。胡适对梁实秋译莎产生了重要影响：梁实秋基本上接受胡适的建议和安排，包括遵循忠实翻译原则，用白话散文翻译莎剧的无韵诗，在译文中添加详注等（白立平，2016：297-300）。本章第二部分论述梁实秋两度任职编译馆期间从事的翻译活动，分为他作为接受“赞助”的译者和充当“赞助人”两种情况。编译馆迁台初期，主要为政治目的服务，梁实秋被指定翻译了几部“反共抗俄”性质的作品，赞助人是编译馆及国民党政府（白立平，2016：307-312）。梁实秋在担任编译馆翻译委员会主任期间（1940-1945年）发起并主持了几个翻译项目，最宏大的是《资治通鉴》英译。
第六章归纳总结该书主要论点和结论，讨论了列夫维尔的“重写理论”对本个案及中国翻译家研究的适用性和解释力，并指出该理论有待改进、完善之处。
三、《翻译家梁实秋》的学术史与出版史价值
《翻译家梁实秋》是典型的翻译家研究。作者以列夫维尔“重写理论”的四个核心概念——赞助人、意识形态、诗学观念、专业人士——为分析工具，全面细致地梳理了梁实秋一生从事的重要翻译活动，考察了赞助人、意识形态、诗学观念、专业人士等社会文化因素对梁实秋翻译选材及翻译原则、策略的影响，分析了梁译的基本面貌和特点，重点评论了梁译莎剧的成败得失，从而确立了梁实秋在中国近现代翻译史上的地位。该书还基于对翻译家梁实秋的个案研究验证西方翻译理论的适用性和解释力，并试图对其进行修正和完善。总体上，该书成功实现了以上两个研究目的，具有以下学术史及出版史价值：
（一）研究的系统性和自足性。对翻译家梁实秋进行研究，其重点无疑是他翻译的莎剧，包括他译莎的缘起动因、目的动机、翻译原则及策略、译文特点效果及其在翻译史上的地位和贡献等。刘炳善如此评价梁实秋译莎的成绩：
“如果说，在中国的莎剧翻译史上，朱生豪译本可算是第一个里程碑，那么梁译本就应该说是第二座里程碑”；梁实秋的“译文忠实、细致、委婉、明晰, 能更多地保存莎剧的本来面貌。”（刘炳善，1992：45）
鉴于梁实秋译莎的杰出成就，《翻译家梁实秋》以之为考察中心理所应当，但该书并不仅限于此，而是涵盖了梁实秋一生重要的翻译活动及思想，包括其政治立场、文艺思想及翻译思想，翻译的其他重要作品，与鲁迅的论战，乃至梁实秋作为赞助人及专业人士发起组织的翻译出版项目等等。由于作者视野开阔，运用材料丰富得当，考证细致，分析缜密，读罢其书，翻译家梁实秋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鲜活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令我们对他有了全面的认识，发生了进一步探究的兴味。在此意义上，白立平的这项研究无疑具有系统性和自足性，《翻译家梁实秋》的出版填补了中国近现代翻译史上的学术空白。
（二）“描述”“规定”和谐统一。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描述性翻译研究被视为对传统的规范性翻译研究的范式革命，也是当下主流研究范式。描述派学者竭力追求“客观中立”，但在人文学科研究中要做到绝对中立、完全避免价值判断是不可能的。“传统翻译研究范式积极探索语言转换过程，评判译文优劣，指导翻译实践及译员培训等做法，有着不可替代的研究意义和应用价值，仍是当今翻译研究不可缺少的”；“描述性翻译研究不能完全取代规定性翻译研究；两者是优势互补的，可以相辅相成。”（汪宝荣，2015：16）但国内学界对此观点尚有争议，且迄今国内外翻译研究大多不是“规定”，就是“描述”，两者共冶一炉的成果尚不多见。事实上，国外学者早就指出，翻译描述应采用一种折中的研究方法，即客观描述与主观批评诠释、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思路；翻译研究中描述与价值评判（即“规定性研究”）并行不悖，不应相互对立，这种折中的研究方法对特殊的历史个案特别有效（Crisafulli，2002）。《翻译家梁实秋》不仅重点考察促成并影响梁实秋文艺、翻译思想及重要翻译活动和翻译策略的文本外因素，还兼及翻译文本分析，这就需要作者把“描述”与“规定”结合起来。对于前者，作者采用客观描述的研究方法，勾勒了一幅译者与社会政治文化语境互动的历史图景，揭示了译者主观能动性与客观受制性之间的角力，书写了一位活动在特定历史场域中的重要翻译家。对于后者，作者并不回避价值判断，而是结合译文实例对梁译的优劣长短、成败得失进行了有理有据的评判，并细致分析了原因。例如，刘炳善、余光中、周兆祥等指出，莎剧梁译本以“信”“达”见长，“不以文词华美为尚”，“雅”有所不足（白立平，2016：38-45）。作者分析指出，这应是译者遵循的翻译原则和主张的翻译目的决定的：梁实秋主张翻译应以原著及原作者为中心，忠实是首要标准，一贯反对为追求“雅”而牺牲“信”。在梁实秋看来，莎剧的部分内容并不“雅”（如猥亵之语），不应将其译为“流畅优美的文字”（白立平，2016：35-40）。梁实秋认为，应把原作尽量忠实、原原本本地“介绍”给不懂原文的译入语读者，以配合教学活动，可见梁实秋是以“研究者的姿态”从事莎剧翻译的（白立平，2016：29-32，47）。周兆祥即指出：梁译《哈姆雷特》缺乏原作的艺术感染力，读起来使人感到乏味，其最大的成功是帮助人们研究莎士比亚，而不是让读者“分享莎氏活生生又使人陶醉感动的艺术。”（白立平，2016：41-42）。
（三）坚持“论从史出”的严谨态度。《翻译家梁实秋》不仅是翻译家个案研究，还是聚焦于一位活跃在特定时期和社会政治语境下的多产翻译家的微型翻译史研究，要求作者的立论建立在翔实可靠的史料基础上。但梁实秋的重要翻译活动跨越近半个世纪，其间社会政治语境变幻莫测，人事更迭频仍，想要梳理出一个清楚的脉络和头绪谈何容易。作者指出其专著“以讨论文本之外因素为主，同时也会有一些适当的文本分析”（白立平，2016：13）。这显然是描述性翻译学派推崇的研究方法，即重构翻译活动发生的语境，对翻译项目启动、译者参与并实施翻译项目、翻译过程及结果、译作在目标文化中产生的影响等翻译史事件进行回溯性考察分析。为此，作者不仅占有尽可能全面丰富的资料，而且善于运用文献资料。如对梁实秋翻译活动的赞助人及专业人士的考察部分，作者不仅基于梁实秋及其赞助人（如胡适）的回忆文字和私人书信，还挖掘利用了有关机构（如编译馆）的内部档案资料。又如，在探讨梁实秋文艺思想和政治意识形态对其翻译活动和翻译策略的影响时，作者重点运用的材料有梁实秋谈论其文艺主张及政治观的文字、译作序和后记、论述译作的文章等。总之，作者的立论、分析和评价均严格以史实史料为依据，且善于分析、长于诠释史料，做到了有理有据，持论公允，分析透彻，不偏不倚，读来使人深觉信实可靠。
（四）西方理论应用上的批判、创新意识。西方学者大多长于分析性思维，善于提出系统性强的理论框架或分析模式，因此，近年来西方翻译理论越来越为国内研究者所青睐、借重。但任何一种理论都基于假设，都是试图为认识、诠释人类社会和外部世界提供一套概念系统和分析模式，因而其本身都有缺陷。同时，西方翻译理论一般都基于对西方历史社会文化的考察分析而提出，未必完全适用于中国语境下的翻译实践。白立平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因而指出翻译研究可从不同角度进行，可以通过个案研究验证、发展某一理论，也可以借用某一理论进行翻译家个案研究，而他的著作属于后一种情况，即借用列夫维尔的理论考察梁实秋的翻译活动，同时“也会进一步讨论列夫维尔理论中的问题”（白立平，2016：14-15）。在第六章中，作者基于对梁实秋的个案研究，尝试修正、完善列夫维尔的理论，主要内容有：在译者的翻译观、文艺思想、意识形态、赞助人及专业人士等诸多因素中，有的因素会在特定情况下产生合力或对抗，前者会给译者的翻译活动带来动力，后者则会迫使译者在两难中做出取舍；列夫维尔对“诗学观念”的界定不够清晰明确，作者认为译者的诗学观念可包括其翻译观、文艺思想和翻译策略，文艺思想主要影响翻译选材，翻译思想则会影响其翻译策略；列夫维尔认为“赞助人”在翻译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作者则基于梁实秋的个案指出有时难以确定赞助人是什么人或组织机构，且很多时候“译者对所谓的赞助人的依赖并不很强”；列夫维尔没有阐明赞助人与专业人士之间的关系，作者指出在梁实秋的个案中赞助人（如胡适）同时也是专业人士，而译者（如梁实秋）也可以充当赞助人和专业人士；赞助人、意识形态、诗学观念等外部制约因素固然不容忽视，但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始终是翻译活动的内因，其文艺思想和翻译观对其翻译活动有直接影响（白立平，2016：333-335）。作者归纳提炼的以上几点均有理论修正和创新价值，尤其最后一点直指“操纵学派”理论中机械决定论的弊病，呼唤了译者主体性或能动性在理论话语中的回归。
四、有待探究的翻译史问题
毋庸讳言，《翻译家梁实秋》也有若干微瑕，比如，行文略显散乱随意，有些内容前后重复论述（如关于梁译“雅”或文采稍逊一节），阅读中时常需要前后翻页，颇有些费力，让人不能痛快淋漓、一气呵成读完全书。又如，作者为读者着想，在每章结尾处都有小结（有时单列为小标题），但有的章末小结过于简略（如第二章），未能正面归纳本章要点或结论，使小结失去了应有的功能。再如，作者指出梁实秋评点了田汉翻译的《哈孟雷特》（今译《哈姆雷特》）中存在的四点问题，紧接着在没有译本对比分析的情况下指出这些问题在梁译本中“的确处理得无可挑剔”（白立平，2016：90）。书中诸如此类的论述文字失之武断，缺乏说服力。最后，作者对某些译作的取舍也值得商榷，例如，勃朗特的《咆哮山庄》是一部公认的英语经典作品，梁译本1942年由商务印书馆初版，后在台湾多次再版重印，可见是梁实秋的一部重要译作，却未被纳入作者的考察视野中。
《翻译家梁实秋》中的“遗珠”更令人感到遗憾。该书属于奠基性研究，令人满意地回答了一些重要的基础性研究问题，使我们开始走近研究对象，逼近历史事实，但也带出了一些相关的研究问题，引导有兴趣的后来者去深入研究。我认为以下几个重要的翻译史问题有待深入细致的探究：
（一）为何胡适最初筹备的五人译莎计划最终成了梁实秋的孤军奋译？
对此重要的翻译史事件，作者仅以“闻一多等其他四人，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参与这次翻译活动”一句掠过（白立平，2016：289）。梁实秋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指出：
“事实上我们并未完全按照计划行事。根本就没有开过第一次年会。通伯不肯参加，志摩在三一年十一月里就不幸逝世, 公超一多都志不在此, 结果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孤独地开始这漫长艰巨的工作”；“假使我们五个人按照原订计划通力合作, 不但全集早已译完, 而且交相校阅, 也可减少一些失误。原计划之未能实现, 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
梁实秋还提到，闻一多没有如约翻译莎剧，是因为后来他“钻到故纸堆里去了”（梁实秋，1988：47-48）。以上都是解答问题的基本线索，但都只是表象，因为陈通伯不肯参加，叶公超、闻一多“志不在此”，其背后必有隐情。此外，胡适发起并组织实施译莎计划，但他指定的四个译者先后退出（徐志摩另当别论），作为赞助人的胡适对此也负有责任。因此，上述问题也应从胡适入手去考察。
（二）为何梁译莎剧在抗战全面爆发后搁置？为何这个译莎项目拖了30多年卒成？
欲回答以上问题，必须考察时局的变迁，赞助人（包括胡适及资助、出版机构）随之做出的策略调整，以及梁实秋生活境遇的改变和工作重心及志趣的转变。《翻译家梁实秋》没有对此做出分析，仅仅提到“当编译委员会不复存在的时候，胡适依然关注梁实秋的翻译活动”（白立平，2016：290）。该编译委员会隶属上文提及的“中基会”，到抗战时期才停止工作（白立平，2016：282）。由此可见，胡适作为梁实秋译莎项目的赞助人，编译委员会作为该项目的官方资助机构，对莎剧的翻译出版有着重要影响。此外，循着梁实秋自述提供的有关线索深挖，或许可以找到部分答案。梁实秋自述：
“而我在这十年（指1939—1949年）中却陷入了冬眠状态”④；“抗战初期, 翻译委员会先后改由张子高、任叔永主持其事,我接到通知说莎士比亚的翻译每年最多只可接受一本。其实我一年一本也交不出了。”
梁实秋还提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直接把《仲夏夜梦》的译稿交给商务印书馆（“中基会”指定的出版商），但商务印书馆以“纸价飞涨，白纸一印上黑字便不再值钱”为由搁置了该书的出版（梁实秋，1988：50-51）。这段译者自述引出一连串值得探究的问题：为何编译委员会的莎剧汉译出版计划在抗战爆发后急剧萎缩？为何梁实秋在这十年里基本上中止了莎剧翻译？为何商务印书馆搁置了莎剧汉译本的出版？至于为何梁实秋到台湾后分三个阶段才译完莎士比亚全集（胡百华，1988），则需要考察其间台湾社会政治局势的变化及梁实秋个人事业发展和生活的轨迹。
（三）为何一直以来国内研究者重点关注莎剧朱生豪译本，却对梁译本相对忽略？
《翻译家梁实秋》“附录”列出了商务印书馆在1936—1939年间出版的8部梁译莎剧：《威尼斯商人》《马克白》《丹麦王子哈姆雷特之悲剧》《李尔王》《如愿》《奥赛罗》《暴风雨》《第十二夜》。而朱生豪1936年春着手翻译莎剧，离世前译完31部；1947年秋，其译稿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总计27部。尽管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莎剧梁译本数量仅及朱译本的三分之一，但梁译本比朱译本问世早了近十年。然而，目前国内学界不仅对梁实秋赴台后翻译出版的莎剧缺少关注，而且对他早年在国内出版的莎剧译作也缺乏研究，远不及对朱译本的热切关注乃至重复研究。这其中牵涉哪些政治、意识形态、译本语言风格、译者个人魅力等因素和原因？《翻译家梁实秋》没有涉及这个问题，甚至很少提及朱译本。其实，考察分析该问题只是出发点，今后应加强莎剧梁译本与其他重要汉译本（包括朱生豪、孙大雨、方平等人译本）的比较研究。
（四）梁实秋译莎伟业绵延近40年，其早期和后期译本分别在国内和台湾出版，而30年代国内的主流翻译规范应该不同于60年代台湾的主流翻译规范，但在出版地主流翻译规范以及赞助人、出版商、目标读者都有变化的情况下，为何梁实秋采用的翻译原则、策略、方法基本上没有重大变化？
译者是既有能动性又受到各种规范制约的社会行为人。其译作产生于一个特定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文化环境中，难免打上时代的烙印，折射出当时的主流规范和意识形态。因此，译者采取的翻译策略和方法往往因时过境迁或主流翻译规范、赞助人及目标读者的不同而有所改变。而《翻译家梁实秋》的研究结果表明梁实秋译莎是一个罕见的例外，其原因很可能归结于梁实秋贯彻始终的翻译原则及其性格秉性（或可谓之“译者惯习”）。对这个既重要又有趣的翻译史现象，《翻译家梁实秋》本应提供有说服力的解释和分析。
（五）哪些社会及个人因素促使梁实秋发起《资治通鉴》英译项目？这个今天看来意义重大的“中国文化走出去”翻译出版项目为何半途而废？
梁实秋担任编译馆翻译委员会主任期间，“野心最大的工作”是发起并主持《资治通鉴》英译项目（梁实秋，1980：61）。梁实秋慧眼识珠，重金聘请杨宪益、戴乃迭来馆工作，安排二人合作翻译共计294卷、约300多万字的《资治通鉴》。白立平根据梁实秋的回忆文章《白猫王子及其他·北碚旧游》转述道：“到了抗战胜利，（《资治通鉴》英译）已完成约三分之一。”（白立平，2016：318）梁实秋的原文是“杨先生夫妇黾勉从事，到胜利时约成三分之一，实在是一大盛举。胜利后情形如何则非我所知。”（梁实秋，1980：61）但这其实是不准确的。据杨宪益回忆，他和戴乃迭实际上只有三年时间（1944—1946）用于翻译这部大书，且当时他的真正兴趣是文学翻译和历史考证，没有全力以赴翻译《资治通鉴》，因此三年下来，只译完了从战国到西汉部分约35卷（雷音，2007：120）。梁实秋所言“胜利后情形如何则非我所知”则是事实，因为抗战胜利后不久梁实秋即回北京，由杨宪益代理翻译委员会主任之职（Yang，2002：134）。随后，《资治通鉴》英译项目被搁置，英译稿被遗忘，杨宪益在80年代干脆把全部译稿送给了一个澳大利亚友人（雷音，2007：121）⑤。诚然，对重点研究梁实秋翻译活动及成就的《翻译家梁实秋》来说，梁实秋发起《资治通鉴》英译项目是细枝末节，可一笔带过，但这在中国文化外译史上却是一个重大事件：其一，杨、戴二人于1943年年底进编译馆专事中国典籍英译，从此开启他们为官方机构（先是编译馆，后是外文局）从事对外翻译的漫长而辉煌的职业生涯；其二，《资治通鉴》是我国重要的历史文化典籍，当年其英译出版项目由官方机构国立编译馆发起资助，可视为当下“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先声。当时该项目如能成功实施，其意义无疑是重大的。⑥梁实秋在抗战后期的大后方筹划、主持了长远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工作，“堪称具有战略的眼光”（雷音，2007：113）。但很少从事汉译英的梁实秋为何发起并以官方经费资助《资治通鉴》英译项目？该项目后来又为何半途而废？为何杨、戴完成的《资治通鉴》部分译稿在建国后一直未能付印？《翻译家梁实秋》没有涉及这些重要的问题，留待有兴趣者跟进研究。
五、结语
综上所述，白立平的《翻译家梁实秋》首次全面系统研究了梁实秋一生重要的翻译活动和成就，尤其前后持续38年终告完成的译莎伟业，既有对近现代中国重要翻译史事件的宏观梳理，也有对梁实秋本人文艺思想、翻译思想及翻译实践的中观考察，更有对梁实秋采用的翻译策略和方法的微观分析，把一位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社会、赞助人的影响同时又影响这些外部因素的重要翻译家形象、生动、真实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在此意义上，《翻译家梁实秋》可说是一本成功的奠基性学术专著，必将引导更多研究者来关注、探究这个被长期忽略的重要课题。《翻译家梁实秋》的突出优点包括：系统自足，严谨厚重，条分缕析，论述透彻，立论精当，持论公允，创见迭出，且理论应用与创新结合，体现了作者深厚的理论素养和扎实的学术功底，因而可说是中国翻译家个案研究的范例，值得翻译史研究者学习效仿。同时，该书的微瑕为我们指明了深入开掘本课题的空间和方向，包括本文指出的几个有待深入探究的重要翻译史问题。
注释
① 刘云雁、朱安博的专著《中国莎剧翻译群体性误译研究》（北京：世界图书，2015）仅涉及梁译莎剧的某些失误。
② 例如，梁实秋翻译的37部莎剧1967年在台湾出齐，时隔多年后，刘炳善在1992年撰文指出：“大陆读者对于朱生豪译本知之甚稔，而知道台湾另有一部莎士比亚全集译本还是最近几年的事。”
③ 梁译莎剧试图在各方面忠于原作，“尽量遵循原文，亦步亦趋，忠实而委婉地反映原文面貌，表达原文内容，效果（比朱生豪译本）更为细致”，但梁实秋“没有在文体上忠实于原作”，而是用散文体替换了莎翁的无韵诗体。
④ 此处指梁实秋没有继续收集与莎士比亚有关的书籍文献，也没有新译莎剧。
⑤ 此人可能是翻译出版了《资治通鉴》东汉卷的澳大利亚汉学家张磊夫（Rafe de Crespigny），但有待进一步查证。
⑥ 国内至今没有推出《资治通鉴》英文版，而国外出版的英文版只有选译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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