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受石门颂影响，无名书法家写就的一代传世经典摩崖书法

被康有为评为神品，影响一代书风的传世摩崖石刻

书法发展到了清代的时候，传统的“帖学”发展式微，千百年来人们开始传承的书法的主脉越来越多的受到人们的怀疑，在康熙和乾隆皇帝喜欢赵孟頫、董其昌的向导下，人们的书法风格越来越多的向油滑、媚俗等方向去发展，书法的发展一时间也找不到了方向。恰巧这个时候，碑学开始在阮元等人的提倡下开始慢慢的走入到人们的视野之中，“碑”的观念开始逐渐的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众所周知，在清代的时候文字狱是十分严格的，这对于许多汉族的学者开始慢慢的淡出学术创新的领域，逐渐的将视野集中到地底下的碑版遗迹。在这其中，包世臣可谓是承前启后的一个重要的人物。阮元是当时的大官，在朝廷甚至学术界都有着很高的地位，阮元对“碑”的倡导，包世臣又开始对“碑”进一步的延伸为“碑学”的概念中，这样一来新兴的“碑学”开始与千百年的传统“帖学”相对峙，一下子就吸引了人们的视野，称为学术界的风尚。

本期书扬文化要给大家介绍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件作品，这件作品就是属于清代“碑学”领域十分重要的代表作。康有为在阮元和包世臣的基础上完善了“碑学”系统的理论和技法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本期要讲的书法史上的经典作品《石门铭》，这件《石门铭》的作品在康有为的眼中有着极高的价值，被康有为称为“神品”，这样的评价可以说足可以和“帖学”中的《兰亭序》相媲美，那么在康有为眼中与《兰亭序》有着同等评价的《石门铭》又是怎样的一件作品呢？

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石门铭》的身世。在陕西的石门崖壁上，刻着一件记载了汉中褒斜谷口开凿穿山隧道的作品，这就是《石门铭》。《石门铭》有着很好的出身，是由北魏宣武帝永平二年（509）正月，太原典签王远书丹、武阿仁凿刻于陕西褒城县东北褒斜谷石门崖壁。主要的就是记载石门道被废除，之后重修这里的事迹。

《石门铭》作为北魏成熟的摩崖刻石楷书，由于时代风尚和承传汉隶《石门颂》笔意，以及作者个人书写风格的追求，其篆籀气息浓厚，分隶余韵犹存，加上开张的体势与率意的书写状态，行草意味弥漫其间，可谓多体兼容，审美内涵极其丰富。从点画线条这一层面来说，篆籀气息应是其多体兼容的主要特征，是篆书与楷书很好的结合的代表作品。

《石门铭》有这样的风格特点还需要感谢他的邻居，汉代赫赫有名的摩崖刻石《石门颂》。《石门颂》离《石门铭》的距离并不是太原，是刻于东汉时期的经典隶书的摩崖石刻，对后世的影响很大，内容为汉中太守王升表彰杨孟文等开凿石门通道的功绩。文辞为王升撰。《石门颂》大气磅礴又整齐规范，粗细均匀中又不缺乏变化，是汉代隶书中难得的精品。《石门颂》书法体现了汉简书法由古隶向八分演变和趋于成熟的过程,同时又因民间在书写时那种便捷的自然要求,出现了所谓“隶草”的面貌。

而《石门铭》上撷古篆籀之法，点画线条圆劲遒婉，凝重厚实而不板滞，简约中透着丰富；隶意渗入，圆中寓方，节律长短互用。《石门铭》对篆籀气和隶书笔意的成功引入，不仅丰富了楷书点画线条的内涵，也使楷书体势“古意”犹存。除此之外，《石门铭》转折处分隶方折与篆籀圆转互用。合于篆者，“婉而通”，其转折处圆润有力，具有弹性，得“折钗股”之妙，给人以流转遒劲、筋骨内蕴的艺术感受。源于隶者，转折方顿清劲，笔画的拐角处也不作强烈的顿挫，勾趯处往往取平出之势，提笔转换时能够方圆相济，不使其棱角怒张，虽是方折亦含篆意，放笔写去，没有拘谨，雄浑恣肆亦从此出。

康有为在《广艺舟双辑》中评曰：“《石门铭》飞逸奇浑，分行疏宕，翩翩欲仙，源出《石门颂》、《孔宙》等碑，皆夏、殷旧国，亦与中郎分疆者，非元常所能牢笼也。”有着如此高的评价，康有为也把不见经传的《石门铭》的书写者王远推之为南北朝碑十大书家，这也足可见康有为对于《石门铭》的喜爱。